1940年4月的一天，天津一个小酒馆里，两个男人相对而坐，边说边用警觉的目光注视着周围。
稍微年轻的男子开口说道：“额……领导，我现在的官职太高了，是政治委员，之后是继续潜伏，还是向上级汇报，我拿不准”，说完这句话，小伙紧张地抿了一下嘴唇。
对面男子听后笑了笑：“这是好事，你继续潜伏，你爬得越高，对革命越有利。”
两天之后，年轻小伙收到一封神秘的信件，拆开后发现是中央领导亲自写来的信，信里只有五个字：“大胆往上爬”！
接连得到上级和中央领导的肯定，年轻男子坚定了从事潜伏工作的信心，他将领导来信投入火盆烧掉之后，出门向陈公馆走去。
这个年轻小伙是谁，为何能得到中央领导的亲自回复？他最终又坐上了多高的职位呢？
他叫李时雨，地道的东北小伙，190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一个富农家庭，原名李亭芳。家境优渥的李亭芳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吃喝不愁，在众多孩子中尤其受父亲宠爱。
年轻时的李亭芳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父亲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衣钵，将李家的家业做大做强。
但是，经过学校教育的李亭芳渐渐有了不一样的考虑。
身为富裕人家的公子，李亭芳没有沾染丝毫纨绔子弟的风气，看到身边贫困的同学，他经常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因此，李亭芳在同学们中间的人缘特别好，这也为他之后擅长人际关系埋下了伏笔。
在阅读四大名著的过程中，李亭芳迷上了《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并把自己略为女性化的名字改成了“李时雨”。
他梦想成为宋江一样的草根英雄，在乱世之中能结识同好，造福百姓。
品学兼优的李时雨成功考入北京大学，成为了法学院的高材生。
正当他准备享受大学时光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东三省沦陷，在日本铁蹄的践踏上，家乡民众饱受失地、丧命的威胁。
刚开始，李时雨对驻守在沈阳的东北军寄予厚望，但很快，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彻底破灭了他的幻想。
没有遭到顽抗的日军，侵略东北大地仿佛进入无人之地，大肆焚毁房屋，屠戮平民。
对张学良和国民党失望的李时雨，及时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三个月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游行，督促国民党北上抗日。
当李时雨和同学们来到南京后，发现国民党对学生的正当诉求视若无睹，他们在南京的宣传，除了激发起南京民众的愤慨之外，没有打动任何国民党军官。
劝说国民党无果，李时雨被安排回老家哈尔滨组建抗日联军，担任黑龙江省抗日义勇军第三陆军副司令。
亲眼目睹日本人控制下的黑龙江，李时雨和其他联军战士义愤填膺。由于人员和武器的劣势，他们只能采用智取的方式。
1932年8月，李时雨率部在巴彦县偷袭日军，他们将炸药埋在当地车站，等日军专列到来时，引爆炸弹，虽然那场偷袭中只炸死了几十个敌人，但还是为当地百姓出了一口恶气。
在哈尔滨指挥得当的李时雨，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组织为了保护他，又将他调回北京。
1932年10月，李时雨和同学们回到北京大学读书，经过两年的勤奋学习，李时雨于1934年获得法学学位。
此时的李时雨，虽然已经亲身领导过革命，但是在不熟悉内情的人看来，他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任何履历。
在组织看来，经历“空白”的李时雨完全符合成为一名特工的要求。
另外，李时雨“不为人知”的斗争经历能帮助他克服新生特工的紧张、胆怯情绪，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佳人选。
李时雨接受组织的安排，联系到了同乡张学孟（张公馆警卫室主任），佯称“毕业找工作”，取得信任后，经张学孟介绍成为张学良东北军的一名办事员。
在西安工作期间，李时雨利用张学孟的关系，经常进出张学良公馆。在与张公馆工作人员的闲谈中探听消息，并向他们普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在李时雨的思想工作下，许多张公馆的警卫接受了先进思想，加入了党组织。
西安事变意味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实现，但是蒋介石事后却扣押了张学良，导致李时雨潜伏东北军的任务被迫中断。
结束张公馆工作后的李时雨一刻也没有歇着，被组织派往天津，探听汪伪政府的情报，而这也是李时雨第二次“间谍”生涯的开端。
社交宠儿 红色律师在天津地下党党员何松亭的帮助下，李时雨顶着北京大学法学院高材生的名头，成功入职天津日伪军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的工作对他来说驾轻就熟，一个月内，李时雨凭借高超的业务素养成为了法院院长菲尔特眼中的红人。
得到院长的青睐后，许多同事开始主动攀谈这位法律界新秀，李时雨的“朋友圈”成倍扩大。
组织看到李时雨在天津站稳脚跟后，开始向他分配任务：
一、搭救共产党员冯骥；
二、购买一部电台，并将之安全运出天津。
在李时雨看来，两个任务十分艰巨，一不小心就有丧命的危险。
但是，一想到家乡百姓正在受苦，其他同志都奋战在不同战线，李时雨将自身安全放在最后，开始谋划搭救同志冯骥的事情。
由于李时雨的律师身份，他能够接触到犯人的卷宗。
在他当值的时间内，曾经遇到过案卷丢失的情况，如果他把冯骥的卷宗悄无声息地处理掉，再让冯骥咬死不认罪，事情也许会出现转机。
明白努力的方向后，李时雨来到档案室查探档案，他以寻找其他卷宗为由，将冯骥的卷宗抽了出去。
跟随其他案件的材料放到了公文包里，回家之后，李时雨迅速将冯骥的案件材料烧毁。
为了洗清嫌疑，李时雨在开庭前又去了一次档案室，这次以查找冯骥案为理由，让值班的书记员寻找相关档案。
值班员左找右找就是没有，以为是自己的疏忽，他低着头向李时雨认错。
此时的李时雨当然知道值班员无辜，但还是对他大声斥责，并警告他之后工作仔细点。
之后，李时雨又以询问案件细节为理由，见到了身处监狱的冯骥，趁看守不注意，将“不要认罪”的纸条塞到冯骥手中。
开庭时，冯骥坚决不认罪，只是谎称被仇家陷害，又由于卷宗丢失，法官只能判处冯骥无罪。
第一个任务完成后，李时雨着手进行第二个任务的谋划。
在李时雨看来，购买电台尚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在“五步一岗十步一查”的天津将电台运送出去，简直比登天还难。
为了准确买到组装电台需要的配料，李时雨自学了电台组装技术。
他从几个外国商人开设的配料行买到了全部零件，为了避免引人注目，李时雨没有将它们安装在一起。
拿到材料后，一个现实难题摆在李时雨面前：如何安全运出天津？
这件事情困扰了李时雨好几天，直到院长菲尔特的一句话才让他想到了办法。
这天，由于没有赶上回家的电车，李时雨决定步行。在距离法院两公里处，同样下班回家的菲尔特看到了李时雨，并热情地招呼他坐上吉普车一起回家。
李时雨上车后发现，他们一路上都没有被日伪军拦住检查，他半开玩笑的说道：“坐车就是好啊，不用走几步就停下来被搜身，真是节省时间。”
菲尔特听到这话自豪地笑了笑：“哈哈哈，这可能是我们外国人的特权，日军可不敢搜查我们法国人。”
“借车”的想法从李时雨回来之后，一直萦绕在他脑中。
两天后，他以“约会”的理由向菲尔特借车，菲尔特认为李时雨想在女生面前“炫耀”，也没有过多怀疑，十分痛快地借给了他。
李时雨借到车后，没有将电台零件直接放入后备箱，而是将买好的配料分成三个小包，放在车子的座椅之下。
就这样，李时雨开车出了城，将这些材料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城外接应的同志。
两次任务之后，组织为了保护李时雨，让他专心投入到法律事业中，短期内不要再执行任务。经过短暂的休整，李时雨重新出现在天津的社交圈。
渐渐地，李时雨不仅收获了同行的好评，还引起了汪伪政府二把手陈公博的青眼。
李时雨没料到的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即将到来。
先前汪伪 后授军统面对陈公博的主动示好，李时雨故意表现得十分“冷淡”。恰恰是李时雨的疏离，激起了陈公博的钦佩。
他多次在菲尔特面前称赞李时雨有个性、有能力，如果能够加入自己麾下，势必会有更大作为。
在陈公博的多次努力下，李时雨成为了他手下的得力干将。
为了能够接触到核心情报，李时雨还用了一招“美男计”，将陈公博的贴身女秘书迷得神魂颠倒，不仅把陈公博每日的行踪、会面告诉他，还经常在陈公博面前说李时雨的好话。
1940年，“汪伪政府”正式成立，深受汪精卫信任的陈公博前往上海就职，李时雨作为陈的“心腹”，随之前往上海。
在上海的李时雨，同时担任律师、立法委员和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横跨政、法、军三界，风头一时无两。
为了配合李时雨工作，组织上将她的妻子、同为地下党员的孙静云派到了上海。
妻子的到来，让李时雨感到轻松和欣喜的同时，也让他开始思考：“我是不是爬得太高了？”
在得到领导的宽慰后，李时雨放下顾虑，依靠手中的权力，将众多同志安插进汪伪政府。
陈公博怎么也想不到，他最看重的保安处长，竟是他身边最大的“红色特工”。
进入伪军核心的李时雨，多次向党组织传递日军将要“偷袭”“扫荡”的情报。
在参加日伪军重要会议时，李时雨经常充当记录员的角色，他便暗中将这些信息备份了下来，这些信息也成为后期指认汪精卫等人叛国投敌的有力证据。
汪伪政府倒台之后，李时雨思忖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但是与他同在汪伪政府任职的余祥琴却极力拉拢他加入国民党。
原来余祥琴是军统上海站的负责人，是国民党潜伏在汪伪政府的特工。
李思雨故作为难地说：“我服务过汪伪政府，国民党不会嫌弃我吗”？
没想到余祥琴却爽快地说：“你就对外人说，你是我的军统下线。”
李时雨跟上级和妻子商量后，认为这是一个深入国民党的好机会，于是，同意了余祥琴的要求。刚刚摆脱潜伏生涯的李时雨，再次深入隐秘战线。
成为军统特工的李时雨，受到了戴笠的重视，从一个普通特工一路做到了军统少将。在解放战争期间，帮助我党收集了许多有用的情报。
但是李时雨辉煌的履历遭到了军统小人的质疑，戴笠死后，李时雨失去了军统内的保护伞，被妒忌他的同事刘方雄陷害。
在刘方雄的构陷下，李时雨和妻子先后被投入监牢。
面对军统的严刑拷打，二人一口咬定自己被陷害，没有说出其他同志的下落。
其实刘方雄从来不认为李时雨是中共的间谍，只是基于私怨揭发李时雨，眼见李时雨什么都没交代，刘方雄也没有继续折磨他，而是将他们关在监狱，不闻不问。
1949年2月，国民党为了节省财政支出，将一些没有明确罪证的罪犯放了出去。
李时雨和妻子正是在这个时候被释放。出狱之后的李时雨借道香港，又从香港飞回了北平。
刘少奇听说李时雨的事情后，亲自迎接他，看着眼前陌生的瘦削面孔，刘少奇感慨万千：“我们的大英雄受苦了，你一个人可抵我们三个师啊。”
结语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的身份得到了澄清。
从东北军、汪伪政府再到国民党军统，潜伏多年的李时雨终于能以真正的身份工作了。
“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十五年的特工生涯，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李时雨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在他身后，是一个诚待解救的国家，是众多受苦受难的百姓。正是他的坚定信仰，支撑着他在黑暗中默默前行。
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逝世，结束了隐秘而伟大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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