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许渊冲最近一次公开谈起“接班人”是2021年4月，他的百岁生日前夕。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问他有什么生日愿望，他转而问对方：“你在哪里念的外文？”记者觉得诧异，反问他：“您想让我当您的接班人啊？”许渊冲用自己招牌的大嗓门回应称：“只要有可能，你别小看，我也没想到我会成今天的。”
17岁那年，他以第7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成为钱钟书、吴宓、沈从文的学生。2021年5月29日，西南联大纪录电影《九零后》正式上映。翻译家许渊冲，是16名代表学生之一。
在西南联大读大一时，许渊冲第一次尝试把诗歌翻译成英文，那是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纪念诗《别丢掉》。此后，便是越走越远的翻译之路。
2010年，许渊冲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4年后，他获得“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这是国际翻译界的最高奖项之一，许渊冲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到最近翻译完成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伊人倩影》（《The Portrait of a Woman》），许渊冲100岁了，时间曾是朋友，如今成了敌人，寻找接班人成了他经常提起的话题。在媒体的报道中，他对年轻的同事、曾经的学生和没学过翻译的图书编辑都说过“你要接我的班”，但却总得到“我做不到”的答案。
在央视的采访中，许渊冲也得到了类似的答案，记者说自己40岁了：“现在还能来得及当翻译啊？”老人摆摆手，笑眯眯地继续说道：“我60岁了才开始，你只要现在开始，没有来不及的……将来就看你们了，我认为可以的，我可以超过前人，后人可以超过我。”
翻译家许渊冲最近一次公开谈起“接班人”是2021年4月，他的百岁生日前夕。
“愿持山作寿，常与鹤同侪”
4月18日，在北京大学博雅酒店的会客厅里，许渊冲坐在沙发上睡着了。接连几天的大风过后，许渊冲在卡其色的西服套装内穿了一件同色系的薄款羽绒服，保暖又体面，这是老人家的讲究。
许渊冲半个身子仰靠在沙发上，脑袋微微地向上仰着，眼睛紧闭，发出轻微的呼声。不大的会客厅里，三三两两站着前来参加生日宴会的宾客们，有北大的老师，也有从上海、洛阳等地赶来的学生们。宾客们进门后不自觉地压低了讲话的声音，偶尔侧头看看打盹的老人，生怕吵醒了他。
实际上，100岁的许渊冲已经很难听清别人讲话了。和人聊天前，他总是一边大声地告诉对方：“我听不到，你大点声”，一边伸手指指自己的耳朵。年轻时，许渊冲嗓门就大，加上脾气火爆，得了个外号叫“许大炮”。
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许渊冲的场景：“许老师嗓音洪亮如钟，说话语速极快，气势如虹、气壮山河，他的气场之大，我几乎没有插嘴的机会”。
现在听力衰退，担心别人听不见，许渊冲讲话的声音更大了。
临近下午3点，许渊冲醒了，他缓慢地抬起头，看了看周围的人。宾客们被请出门外，几分钟后，许渊冲坐上了轮椅，被学生推着走向宴会厅。
这是许渊冲的百岁生日会。北京大学校长郝平为他送上了生日礼物：一副写着“愿持山作寿，常与鹤同侪”的书法作品和一束鲜花。
大部分时间，许渊冲都静静地坐在台下。当播完一段以韩宁翻译的《将进酒》为主要内容做成的视频后，许渊冲接过俞敏洪递过来的话筒，给出了自己的评价：“翻得不错”。
台上分享的是他的学生，台下坐着的，也是他的学生，许多已经退休了。许渊冲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简称信息工程大学）当过20年老师；1983年，许渊冲调往北大任教，直至1991年退休；1999年起，他又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国古代诗歌翻译与赏析”课程。
许渊冲的学生太多了。在北大举行生日会的前两天，他不同时期的学生们已经给他过了两次生日了。学生们从上海、洛阳、郑州等地赶来，把老师请到离家不远的湘菜馆里吃饭。
学生王裕康还记得，吃饭时，许渊冲兴致起来，在饭桌上和同学们说起了翻译。“大家都知道他主张翻译要讲‘意、形、音’三美，但吃饭的时候，他又提到三美要根据情况表达，不要拘泥于每篇文章一定要实现三美，要看具体的场合和作品。”
和人聊天，许渊冲的话题总是离不开翻译，在北大生日会现场亦是如此。在20分钟的发言里，许渊冲的讲话从对“道”的翻译开始：“ ‘道可道，非常道’，他们（外国人）把‘道’翻译成‘DAO’，中国人也不懂。什么叫‘道’？这很简单，‘道’是道理。英文来说，可以翻译成truth，所以‘道可道’（可以翻译成）truth can be known，真理是可以被知道的。”
结束时，他又语重心长地说，“诗句里面不知道多少翻译错误。这种翻译拿出去怎么能让外国了解中国？……在座的诸位，这就是你们的重要任务之一，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使世界文化更加光辉灿烂。”
在朝北的屋子里，放着一台电脑，这是许渊冲写书的工具。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影
“老小孩”
生日会结束，许渊冲回到他住了近40年的家——北大畅春园。不大的两居室保持着上个世纪的装修风格，水泥地面上放着各式木质的家具，头顶是一个摇摇晃晃的吊扇。
和人聊天时，许渊冲总是坐在一个米色的单人皮质沙发上。或许是因为使用时间长，沙发的扶手处已经开裂了，露出星星点点的黑色。来客人时，沙发朝着门口；客人走了，许渊冲坐在沙发上用脚轻轻一转，沙发转向书桌，他便沉浸在翻译的世界里。
原木色的书桌上放着几支签字笔、日历、字典、放大镜、不同的杂志和书籍，正中间是一张许渊冲和夫人照君的合照。照片里的俩人坐在一排书架前，穿着同款的白色外套，望着镜头微笑。
书籍和照片，是这个家里最多的东西。许渊冲的卧室里靠墙放着两排书架，上面放得满满当当的，都是他翻译的作品。和译作放在一起的，是许渊冲不同时期的照片，在西南联大时期、到各地游玩、和老友一起过生日等等。
唯一一张没有许渊冲或家人出现的照片，是老友杨振宁。照片中的杨振宁和妻子翁帆坐在许渊冲房间的沙发上，翻阅他翻译莎士比亚的手稿。
俩人的友谊始于上个世纪，1938年，17岁的许渊冲以第七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杨振宁则是两万人中的第二名。
许渊冲总爱跟杨振宁比一比。俩人一同上老师叶公超的英文课，第一次小考，许渊冲考了85分，杨振宁得了95分；期末考试俩小时，杨振宁一个小时就交了卷，成绩也是全班第一。“无怪乎他小时候就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了。这不是天才吗？”多年后，许渊冲在回忆录里如此写道。
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俩人有50多年没有联系，直到1997年，俩人才再次在北京见面。杨振宁送了许渊冲一本《杨振宁文选》，许渊冲回对方一本《追忆逝水年华》。获得北极光翻译奖后，许渊冲回西南联大原校址演讲，又再次提起：“杨振宁太不像话了，我外文系考79分，他物理系考80分，比我还多一分。”
对许渊冲而言，西南联大时期的求学经历几乎影响了他一生。在这里，老师吴宓改变了他的翻译观念，让他从喜欢鲁迅的直译理论，转向“还是意译有道理”；也是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他为美国空军担任翻译，创造性地将三民主义翻译成“of the people , by the people , for the people”，首次收获来自翻译的声名。
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许渊冲还在坚持翻译，只不过翻译的舞台从当初的战场上，变成了小小的书桌。白天事情多，夜里11点到次日凌晨三四点，成了老人独属于翻译的时间。眼睛看不清了，他便举着放大镜看书，再一字一句地将译文写到纸上。
在这小小的一方天地里，他翻完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诗经》、《楚辞》、《论语》、《道德经》等的英文翻译，也把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等作家的代表作翻成了中文。
许渊冲家的书架上摆满了自己的译作和夫人照君的照片。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
94岁时，他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完成14本后，他不翻了，“（莎士比亚的）每一本书不会都喜欢的，的确有些也不好。”
最近，许渊冲开始写自传《百年梦》。此前，他已经出版过《西南联大求学日记》《梦与真》《绮年琐忆》等多本自传。“以前写的是小学、中学、大学、留学，这本题目一听就知道是百年（的经历），不是一年两年了。”许渊冲说。
在朝北的屋子里，放着一台电脑，这是许渊冲写书的工具。电脑屏幕上的字也要越大越好：全屏显示的word文档，字号要调成三号，文档也要放大到150%。许渊冲打字的时候不喜欢看电脑屏幕，总是低着头盯着键盘。打完一句话后，抬头看看屏幕，发现错了，又在键盘上找到向上移动的键，摁到错误的地方删掉。
和年轻人不同，许渊冲只用两根食指打字，他总是戳一下键盘后又停下，才能继续摁下一个键。打字的速度也决定了老人的新书不能很快出版，但他并不着急，依然信奉“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观念：今天累了，那就明天写；不想写书了，那就翻译；不想翻译了，那就写书；什么都不想做了，那就休息。
偶尔，电脑出了问题，许渊冲嘴里嘟囔着“哎呀这个错了”，保姆小芳想上前帮忙，他又总是嚷嚷着“我自己来”。小芳说，老人极为重视自己的作品，不光不让她碰电脑，就连日常打扫时，书架也不让擦。北京沙尘的日子里，小芳准备扫扫书架上的灰，许渊冲看到了又连忙说“这里不用扫”。
每日必备的工作除了翻译和写书，许渊冲还喜欢逛公园。畅春园门口就是一个小的体育广场，许渊冲觉得太近了，不喜欢，偏要到2公里外的海淀公园。以往，许渊冲总是自己骑自行车去；2017年中秋节摔了一跤后，变成小芳骑着电瓶车带他去。
北京的春天常有大风，小芳担心老人身体，说要不别出去了。老人总是摇摇头说不行：“我一天不动怎么行？肯定是要出去的。”有时候，风太大了，小芳骑不稳电瓶车，“要是摔着了怎么办？摔着了我负不起这个责。”许渊冲则大手一摆，说：“没事，我不用你担责，我自己担责。我都100岁了，我也能走了。”
有一年夏天，下大雨，许渊冲还想出门去逛公园。小芳告诉他，下雨了，骑不了电瓶车，要不打着伞在小区里逛逛吧。许渊冲不同意：“你可以一只手打伞，一只手骑车。”小芳哭笑不得，只好连连说：“不行，我没这个技术。”
在小芳的眼里，许渊冲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像一个“老小孩”了。他喜欢吃甜食，以前，还喜欢喝冰可乐，2007年做了手术后，可乐不喝了，改成了甜甜的旺仔和露露。冰箱里永远放着巧克力和奶油蛋糕，就连小小的一碗白粥，也要放两勺糖才吃。
2017年登上中央电视台节目《朗读者》的舞台后，许渊冲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网红”，家中总有访客，他关于翻译的言论也总是出现在热搜上。他最近一次登上热搜，是有记者去采访他，问他俄语成绩也很好，为什么不用俄语翻译？
许渊冲的回答依然“孩子气”：“俄文有一个毛病，吃饱饭你要看这书太累了，所以后来不念俄文了。法文，轻而易举，跟英文太像了，所以我后来搞法文了。法文不费力。”
说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许渊冲伸手在眼前比出一段长长的距离，形容两个人写的句子有“那么长”：“你简直不想看，写那么长干什么，我想算了。”
来客人时，许渊冲总是坐在米色的单人沙发上和人聊天。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
“这样就美了”
或许很难想象如今的“老小孩”就是几十年前和半个翻译界吵过架的“许大炮”。
许渊冲对待翻译的态度，一贯是严谨而认真的，他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要讲究“音美、形美、意美”，也要超越原文。他常把“翻译是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全世界的美”挂在嘴边，这也是他对美的追求和坚持。
最早因为“美”和人“吵架”，源于古诗翻译是否需要押韵的争论。彼时，翻译家王佐良推崇散体译诗，注重诗歌的形象、意境和气氛，认为“英美译得比较成功的中国古诗绝大多数是不押韵的”。许渊冲不同意，觉得散体译诗没有美感，一心想要批倒王佐良的“谬论”。
以《关鸠》为例，王佐良推崇阿瑟·韦利的翻译：“Fair, fair” ,cry the ospreys, on the island in the river . Lovely is this noble lady, fit bride for our lord. 许渊冲觉得这个翻译“不美”：“哪有‘关关’叫的鸟？韦利说是‘fair，fair（美啊，美啊）’,也不知道是说声音还是意思。”
许渊冲说，水鸟是咕咕叫的，但“咕咕”太轻了，要加入响亮的原音“安”才能入诗，这才有了“关关”的音，这是几千年前古人展现出来的“音美”。许渊冲将其译为：By riverside are cooing ,a pair of turtledoves. A good young man is wooing，a fair maiden he loves.
“在我这里全部都是押韵的，所以北极光（国际译联设立的翻译界最高奖项）给的是我咯。”许渊冲在202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说道。
诗歌押韵是一件难事，偶有得意之作，许渊冲总是不吝于和人分享。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是许渊冲在北大的学生。在他的脑海里，许渊冲一直有一个穿着睡袍、坐在书桌前翻译的形象。
“他起床就坐在书桌前，开始想哪个词和哪个词能押韵，哪个词和哪个词放在一起用合适。”王强说，有时候去许渊冲家里聊天，他能拉着自己讲半天：“说自己早上4点起床就在想这个词，到了6点多，忽然就想到押韵的词了，而且意义完美匹配。”
4月底，在畅春园的家中，许渊冲半躺在沙发上，手上摇着一把丝制的团扇，开始讲起《静夜思》的翻译。这首表达思乡的诗，许渊冲翻译为：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I wonder if it's frost aground . Looking up，I find the moon bright，Bowing，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中国人喜欢团圆，看到月亮，也就会想到团圆，”许渊冲晃晃悠悠地，继续说道：“我把月光比成水，然后沉浸在乡愁中，这样就美了。”
多年前，许渊冲曾和钱钟书在书信中探讨过诗歌翻译的问题。钱钟书认为诗歌翻译有“无色玻璃”和“有色玻璃”两种译法，“前者会得罪诗，后者会得罪译”。钱钟书选择“两害相权择其轻，只好得罪‘诗’而不得罪‘译’”；许渊冲的翻译有过多发挥，属于“有色玻璃”。
但许渊冲却认为，如果原诗是真而美的，译文“真而不美”，也不能算是“传真”；但倘若译文“美而不真”，则有可能是“失真”，也有可能是“超过了原文的美”。
1983年，许渊冲从洛阳调到了北大后，还专门跑到中国社科院去找钱钟书，双方为了译诗“传真”和“求美”的矛盾辩论不已。“钱先生最后说，这个问题我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还是各自保留意见吧。”
在“真”与“美”的选择中，最著名的论战和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相关。全书的最后一句话“Elle mourut”，翻译家赵瑞蕻译成“她死了”，许渊冲译成“魂归离恨天”。翻译家冯亦代形容许渊冲的翻译是“花花绿绿的东西”：“原文就是‘她死了’”。但在许渊冲看来，市长夫人是含恨而死：“要表示含恨而死，还有比‘魂归离恨天’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吗？”许渊冲不服。
如今，曾经和许渊冲论战的诸多翻译家已经离世，但关于“真”与“美”的争论却并未停歇。
生日会现场的许渊冲。新京报记者 王伟哲 摄
接班人们
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对许渊冲而言，翻译到底意味着什么。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答案至少是“很重要”。
王强记得，2018年，和许渊冲相伴60年的师母照君去世了。王强担心许渊冲，照君去世的第二天下午，他和一名北大的同学一起去看望他。到了家里，打开门，王强才发现老人仍然坐在电脑前，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地做翻译。
那是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集，700多页，“平装的，字特别小”。看到学生过来了，许渊冲指着屏幕向俩人展示刚刚翻译的段落。
许渊冲告诉王强：“如果我现在不翻译，我没法想象我怎么从失去老伴的悲痛中挣脱出来，那人生的意义在哪儿？幸亏我还有翻译的世界，当我进到翻译的世界里，它那种强大的力量会把我从悲伤中暂时带离。”
王强听得很感动，俩人看到老人看书费劲，就把书拿到北大附近的复印店里，让店家按照最清晰的程度，把整本书用A4纸复印出来。一个多小时后，俩人又把复印好的新书送回了许渊冲家。
照君去世后，王强也曾问过老师需不需要钱。得到否定的回答后，许渊冲告诉王强，希望他可以帮忙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赠送一套自己全部的译著。这也是认识多年以来，许渊冲唯一一次向王强提出请求。“这件事我一定要办，”王强说。
大学毕业后，王强留在北大任教，跟许渊冲的交往多了一些。有一次，许渊冲告诉王强，他有很多早期的法文书，这些书放到王强那里可能“更有价值”。王强连连摆手，说“不敢收”。
许渊冲的书桌上总是放着一个放大镜。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
2017年接受《鲁豫有约》采访时，许渊冲直言，读书时俞敏洪不是最出色的学生，王强要更厉害些。
“我现在确实也不是好学生，因为毕业以后基本上没搞什么翻译，然后就出来经商了，一直做到今天，偏离了文化的很多轨道。”在北大生日会的现场，俞敏洪如此说道。
事实上，在许渊冲的学生中，全职做翻译的人少之又少。学生于晓是为数不多做过翻译的：“我至少翻了有四五本书都出版了，一本是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还一本是卡西尔的《语言和神话》”。但这也是闲暇时的爱好，算不上职业。
学生王裕康则从未想过成为一名全职的翻译，“翻译很累的，我们已经这个岁数了，纯文学的翻译就让更有才华的人去做吧。”谁是更有才华的人呢？王裕康想不出来。
毕业快40年后，王强才翻了人生的第一本书，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这被王强认为是1984年上完许渊冲的翻译课后，“第一次交的、完整的作业”：“等这本书出版后，我一定会送给许老师一本，让他像批改作业一样，有空再给我批改一下。”
对王强而言，除了翻译，人生还有诸多有意义的事情。但对许渊冲来说，只有翻译了。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大学门口有两条路，一条是公路，一条是人多的近路。许渊冲“不喜欢走大家都走的路，只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在日记里，许渊冲写道：“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
几十年过去，许渊冲仍然在“一个人走自己的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做到中英法翻译。五千年来，只有我这么一个人！”
在北大的生日会现场，听完俞敏洪等学生的发言后，许渊冲主动伸手要了话筒，再次提到接班人的话题：“我到北大后，80多岁还在做翻译。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你们就是接班人，将来还是要看你们的。”
学生们也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纪，似乎也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可以用于翻译的时间。在生日会现场，有学生给自己立了一个目标，以后每天也要翻译一千字。学生张蕾觉得这个计划可行：“我们用接下来的40年来追赶许老，尽量接近（他的成就）还是有希望的。”
文 | 新京报记者 李桂 实习生 尚倩玉
编辑 | 陈晓舒 校对丨贾宁
编导 剪辑丨 戚厚磊
拍摄 丨戚厚磊 王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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