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集》传世。
欧阳修书法长卷欣赏先贤遗迹《集古录跋》卷纸本
五代史伶官传序欧阳修进入政界后，正是北宋王朝开始由盛到衰的时期，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政治上的一些弊端越来越严重，社会危机越来越令人不安。到了仁宗庆历初年，以王伦、李海等为首的人民暴动接踵而起，西夏又侵扰西北边境，屡败宋军。欧阳修、范仲淹等人针对当时的敝政，力图实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当权派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忧心忡忡，很耽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而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 《旧五代史》 又 “繁猥失实”，无助于劝善惩恶。于是自己动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 《新五代史》。
《五代史伶官传序》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史论。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作品原文：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唉！盛衰的道理，虽说是天命决定的，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推究庄宗取得天下的原因，与他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支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王朱温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支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受箭收藏在祖庙。以后庄宗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随从官员，用猪羊去祭告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用漂亮的锦囊装着，背着它走在前面，等到凯旋时再把箭藏入祖庙。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走进祖庙，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他那神情气概，是多么威风！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安定，一人在夜里发难，作乱的人四面响应，他慌慌张张出兵东进，还没见到乱贼，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君臣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哪里去好；到了割下头发来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难道说是因为取得天下难，而失去天下容易才像这样的吗？还是认真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人事呢？《尚书》上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益处。”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因此，当他兴盛时，普天下的豪杰，没有谁能和他相争；到他衰败时，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最后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纵使是聪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难道只有乐工（是所溺的成分）吗？于是作《伶官传》。
作品评价：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此赋写于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时作者五十三岁。作者晚年虽仕途已入顺境，身居高位，但长期的政治斗争也使他看到了世事的复杂，逐渐淡于名利。他回首往事，屡次遭贬内心隐痛难消，面对朝廷内外的污浊、黑暗，眼见国家日益衰弱，改革又无望，不免产生郁闷心情。对政治和社会时局心情郁结，对人生短暂、大化无情感伤于怀，让作者此时处于不知如何作为的苦闷时期。所以他对秋天的季节感受特别敏感，《秋声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
全文以“秋声”为引子，抒发草木被风摧折的悲凉，延及更容易被忧愁困思所侵袭的人，感叹“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也是作者自己对人生不易的体悟。全文立意新颖，语言清丽，章法多变，熔写景、抒情、记事、议论为一炉，显示出文赋自由挥洒的韵致。
作品原文：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sǒng)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sà)，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cōng)鏦铮(zhēng)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xián)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欧阳先生（欧阳修自称）夜里正在读书，（忽然）听到有声音从西南方向传来，心里不禁悚然。他一听，惊道：“奇怪啊！”这声音初听时像淅淅沥沥的雨声，其中还夹杂着萧萧飒飒的风吹树木声，然后忽然变得汹涌澎湃起来，像是江河夜间波涛突起、风雨骤然而至。碰到物体上发出铿锵之声，又好像金属撞击的声音，再（仔细）听，又像衔枚奔走去袭击敌人的军队，听不到任何号令声，只听见有人马行进的声音。（于是）我对童子说：“这是什么声音？你出去看看。”童子回答说：“月色皎皎、星光灿烂、浩瀚银河、高悬中天，四下里没有人的声音，那声音是从树林间传来的。”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fēi)云敛(liǎn)；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lì)冽(liè)，砭(biān)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liáo)。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rù)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lù)也，物过盛而当杀。” (余曰 一作：予曰)
我叹道：“唉，可悲啊！这就是秋声呀，它为何而来呢（它怎么突然就来了呢）？大概是那秋天的样子，它的色调暗淡、烟飞云收；它的形貌清新明净、天空高远、日色明亮；它的气候寒冷、刺人肌骨；它的意境寂寞冷落，没有生气、川流寂静、山林空旷。所以它发出的声音时而凄凄切切，呼号发生迅猛，不可遏止。绿草浓密丰美，争相繁茂，树木青翠茂盛而使人快乐。然而，一旦秋风吹起，拂过草地，草就要变色；掠过森林，树就要落叶。它能折断枝叶、凋落花草，使树木凋零的原因，便是一种构成天地万物的混然之气（秋气）的余威。秋天是刑官执法的季节，它在季节上说属于阴；秋天又是兵器和用兵的象征，在五行上属于金。这就是常说的天地之严凝之气，它常常以肃杀为意志。自然对于万物，是要它们在春天生长，在秋天结实。所以，秋天在音乐的五声中又属商声。商声是西方之声，夷则是七月的曲律之名。商，也就是‘伤’的意思，万物衰老了，都会悲伤。夷，是杀戮的意思，草木过了繁盛期就应该衰亡。”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wò)然丹者为槁木，黟(yī)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唉！草木是无情之物，尚有衰败零落之时。人为动物，在万物中又最有灵性，无穷无尽的忧虑煎熬他的心绪，无数琐碎烦恼的事来劳累他的身体。只要内心被外物触动，就一定会动摇他的精神。更何况常常思考自己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情，忧虑自己的智慧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自然会使他红润的面色变得苍老枯槁，乌黑的头发（壮年）变得鬓发花白（年老）。（既然这样，）为什么却要以并非金石的肌体，去像草木那样争一时的荣盛呢？（人）应当仔细考虑究竟是谁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多残害，又何必去怨恨这秋声呢？”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书童没有应答，低头沉沉睡去。只听得四壁虫鸣唧唧，像在附和我的叹息。
赵孟頫行书《欧阳修秋声赋卷》
作品评价：
《秋声赋》是欧阳修继《醉翁亭记》后的又一名篇。它骈散结合，铺陈渲染，词采讲究，是宋代文赋的典范。
此赋写秋以立意新颖著称，从题材上讲，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永恒题材，但作者选择了新的角度入手，虽然承袭了写秋天肃杀萧条的传统，但却烘托出人事忧劳更甚于秋的肃杀这一主题，这就使文章在立意上有所创新。
《秋声赋》在文体上的贡献很大。注重骈偶铺排以及声律的赋到了宋代以后，由于内容的空乏和形式上的矫揉造作，已经走向没落。欧阳修深明其中之弊，当他的散文革新取得了成功之后，回过头来又为“赋”体打开了一条新的出路，即赋的散文化，使赋的形式活泼起来，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铺陈排比、骈词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且增加了赋体的抒情意味。这些特点也使《秋声赋》在散文发展史上占有了一席很重要的地位。
赵孟頫行书《欧阳修秋声赋卷》
丰乐亭记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庆历新政”失败，执政大臣杜衍、范仲淹等相继被斥逐。欧阳修因上书为他们辩护，也被捏造罪名，由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降知滁州，十月到任。他在《滁州谢上表》中，犹愤愤不平地辩解：“谤谗始作，大喧群口而可惊；诬阁终明，幸赖圣君之在上。”究其根源，实乃“尝列谏坦，论议多及于贵权”，因之“若臣身不翻，则攻者不休······必欲措臣少安，莫若里之闲处，使其脱风波而远去，避陷阱之危机。”
欧阳修三次遭贬使他对当时冷酷的社会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官场的倾轧，使他希图摆脱世俗纷扰，向往恬静的归隐生活。滁州在长江与淮河之间，正是“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的“闲处”，山高水清，风景宜人。这里地处偏僻，民风淳厚。欧阳修被贬至此，倒也悠闲自在。在这里，清山绿水涤除他心头的烦恼，大自然触发了他无拘无束的天性和丰富的感情。他几乎陶醉于山水美景之中。由于他把“与民同乐”看成是“刺史之事也”，虽然是“载评流徙”，远离了政治斗争的中心，不能直接向朝廷指陈时弊了，其心倒也安然，作者这时的人生观比较旷达的。《丰乐亭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这篇文章除记述建丰乐亭的经过及与滁人共游之乐外，还描绘了滁州从战乱到和平的变迁，从而寄托了安定来之不易，应予珍惜的命意和与民同乐的政治思想。
作品原文：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远。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我担任滁州太守后的第二年夏天，才喝到滁州的泉水，觉得甘甜。于是向滁州人询问泉水的发源地，就在距离滁州城南面一百步的近处。它的上面是丰山，高耸地矗立着；下面是深谷，幽暗地潜藏着；中间有一股清泉，水势汹涌，向上涌出。我上下左右地看，很爱这里的风景。因此，我就叫人疏通泉水，凿开石头，拓出空地，造了一座亭子，于是我和滁州人在这美景中往来游乐。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皇甫辉、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辉、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也，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
滁州在五代混战的时候，是个互相争夺的地区。过去，太祖皇帝曾经率领后周兵在清流山下击溃李景的十五万军队，在滁州东门的外面活捉了他的大将皇甫晖、姚凤，就这样平定了滁州。我曾经考察过滁州地区的山水，查核过滁州地区的图籍，登上高山来眺望清流关，想寻找皇甫晖、姚凤被捉的地方。可是，当时的人都已经不在，大概是天下太平的时间长久了。自从唐朝败坏了它的政局，全国四分五裂，英雄豪杰们全都起来争夺天下，到处都是敌对的政权，哪能数得清呢？到了大宋朝接受天命，圣人一出现，全国就统一了。以前的凭靠险要的割据都被削平消灭。在一百年之间，静静地只看到山高水清。要想问问那时的情形，可是留下来的老年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
如今，滁州处在长江、淮河之间，是乘船坐车的商人和四面八方的旅游者不到的地方。百姓活着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安心耕田穿衣吃饭，欢乐地过日子，一直到死。有谁晓得这是皇帝的功德，让百姓休养生息，滋润化育到一百年的长久呢！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我来到这里，喜欢这地方僻静，而政事简单，又爱它的风俗安恬闲适。在山谷间找到这样的甘泉之后，于是每天同滁州的士人来游玩，抬头望山，低首听泉。春天采摘幽香的鲜花，夏天在茂密的乔木乘凉，刮风落霜结冰飞雪之时，更鲜明地显露出它的清肃秀美，四时的风光，无一不令人喜爱。那时又庆幸遇到民众为那年谷物的丰收成熟而高兴，乐意与我同游。于是为此根据这里的山脉河流，叙述这里风俗的美好，让民众知道能够安享丰年的欢乐，是因为有幸生于这太平无事的时代。
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宣扬皇上的恩德，和民众共享欢乐，这是刺史职责范围内的事。于是就写下这篇文章来为这座亭子命名。
作品评价：
这篇文章的最大特点是借写景而抒情，情景交融。文章用了大量笔墨写滁州的山水景色，从中流淌出作者丰富的情感。战乱之时，好山好水不过是为了割据称王的“凭侍险阻”；在世事变迁的过程中，也只是“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而在百姓安居乐业的当时，则“四时之景，无不可爱”。欧阳修写景有很深的功力。文中仅用“掇幽芳而萌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这十五个字就把一年四季四时之景的特点表现出来了。“掇幽芳而荫乔木”是通过人的动作来写春夏之景；“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则是用人的感受来写秋冬之色。文短情深，不仅反映出当时作者的心境。而且反映出作者高度的概括能力和精确的表达能力。
吴楚材、吴调侯：“作记游文，却归到大宋功德休养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阔大。其俯仰今夕，惑慨系之，又增无数烟波。较之柳州诸记，是为过之。”《古文观止》卷十
《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词作。此词描写闺中少妇的伤春之情。上片写少妇深闺寂寞，阻隔重重，想见意中人而不得；下片写美人迟暮，盼意中人回归而不得，幽恨怨愤之情自现。全词写景状物，疏俊委曲，虚实相融，用语自然，辞意深婉，对少妇心理刻划写意尤为传神。
作品原文：
庭院深深深几许，
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
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庭院深深，不知有多深？杨柳依依，飞扬起片片烟雾，一重重帘幕不知有多少层。豪华的车马停在贵族公子寻欢作乐的地方，登上高楼也望不见通向章台的大路。
风狂雨骤的暮春三月，再是重门将黄昏景色掩闭，也无法留住春意。泪眼汪汪问落花可知道我的心意，落花默默不语，纷乱的，零零落落一点一点飞到秋千外。
欧阳修为北宋一代名臣，除德业文章外也常填写温婉小词，这些抒写性情的小词，往往于不经意之中流露出自己的心性襟怀。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春三月，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任期已满，离别洛阳时作《玉楼春》词多首，此首道离情，当作于离筵上。
此词咏叹离别，于伤别中蕴含着平易而深刻的人生体验。开头直接叙写眼前情事，接着转入对眼前情事的一种理念上的反省和思考，再由理念中的情痴重新返回到樽前话别的情事，最后写出了遣玩的豪兴。全词在转变与对比之中，见出作者对美好事物之爱赏与对人世无常之悲慨两种情绪以及两相对比之中所形成的一种张力。
作品原文：
尊前拟把归期说，
欲语春容先惨咽。
人生自是有情痴，
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阕，
一曲能教肠寸结。
直须看尽洛城花，
始共春风容易别。
饯行的酒席前就想先把归期说定，一杯心切情切，欲说时佳人无语滴泪，如春风妩媚的娇容，先自凄哀低咽。人的多愁善感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情结和风花雪月无关。
饯别的酒宴前，不要再按旧曲填新词，清歌一曲就已让人愁肠寸寸郁结。一定要将这洛阳城中的牡丹看尽，继而才能与春风轻松地告别。
食糟民此诗大约作于庆历四年（1044），当时欧阳修奉命视察河东路，发现该处官府以烂酒售配与人户，要清醋价钱，他对这种做法十分愤慨，曾上书朝廷请求明令禁止。此诗即作于此时。
此诗描写了诗人对腐败官吏的痛恨以及对百姓的同情体恤之情，渲染出了社会的黑暗，体现出诗人傲立同群的高尚人格。全诗句法极尽变化，所抒发的感慨以议论为诗，而不露痕迹，可谓开宋诗新风。
作品原文：
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秋毫升与斗。
酒沽得钱糟弃物，大屋经年堆欲朽。
酒醅瀺灂如沸汤，东风吹来酒瓮香。
累累罂与瓶，惟恐不得尝。
官沽味醲村酒薄，日饮官酒诚可乐，
不见田中种糯人，釜无糜粥度冬春？
还来就官买糟食，官吏散糟以为德。
嗟彼官吏者，其职称长民，
衣食不蚕耕，所学义与仁，
仁当养人义适宜，言可闻达力可施。
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民之饥。
我饮酒，尔食糟。
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
农民辛苦种糯稻，官府把酒酿造，垄断卖酒，与民争利至分毫。
卖酒得钱，酒糟成为废弃物，大屋子常年堆积，渐渐烂掉。
刚酿的酒，有如沸汤嘶嘶作响，东风吹来，酒瓮散发出芳香。
酒坛酒瓶，重重叠叠到处都是，香气诱人，唯恐不能开盖尝一尝。
官酒味浓，村酒淡薄，天天有官酒喝当然快乐。
哪里知道种植糯谷的人，锅里无粥，日子怎么过 ？
还得向官府买糟当饭吃，官吏卖糟，还认为是为民造福。
可叹那为官作宦的人，被称为万民之长。
他们的吃穿，不靠自已养蚕种桑，仁与义是他们学习的治国之方。
仁，应让百姓能够活命，义，应该让百姓享受安康。
手握权柄可行使政令，还可以向皇上反映情况。
可他们上不能使国家富强，下不能使百姓免遭饥荒。
我在这里喝酒，你在那里吃糟，
即使你不谴责我，自我谴责萦心上。
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柳古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学习典范，但他并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韩、柳古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在欧阳修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和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
欧阳修行书诗文稿卷
欧阳修对散文文体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作品体裁多样，各得其宜。除了古文之外，辞赋和四六也是他擅长的文体。首先，欧阳修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韵的两重规定，改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其名作如《秋声赋》，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铺陈排比、骈词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且增强了赋体的抒情意味。欧阳修的成功尝试，对文赋形式的确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欧阳修的创作使散文的体裁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备。欧阳修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
欧阳修领导的北宋古文运动取得完全成功，结束了骈文从南北朝以来长达六百年的统治地位，为以后元明清九百年间提供了一种便于论事说理、抒情述志的新型古文。欧阳修也成为一代文章宗师。
与晏殊词相比，欧阳修虽然也主要是走五代词人的老路，但新变的成分要多些。尽管他作词是以余力而作，固守着词传统的创作观念，但作为开创风气的一代文宗，他对词作也有所革新。这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而与柳永词相互呼应。
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进行了革新。他重视韩愈诗歌的特点，并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相对于西昆诗人的主张，欧阳修的诗论无疑含有重视生活内容的精神。欧阳修诗歌创作正是以扭转西昆体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为指导思想的，这体现了宋代诗人对矫正晚唐五代诗风的最初自觉。
欧阳修楷书致端明侍读尺牍
欧阳修的历史评价欧阳修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的出名与欧阳的学识、眼光和胸怀密不可分。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欧阳修行书《局事帖》
欧阳修在传统文化的重重束缚下挣扎着表现自我。他淡视名利，无欲则刚，其目的也是为维护社会稳定，但他不是“守常”而是“图新”。学术上对当时僵化风尚和陈旧价值观进行抵制和反拨。在当时随波逐流，人人自保的人文环境中，欧阳修身居高位，仍坚守大节，保持人格尊严，体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对习惯势力和庸俗无聊的生存状态进行抵拒，对社会责任自觉地担当。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吸取勇于担当的因子，来培育抵拒庸俗、无聊的抗体。这也是今天纪念欧阳修的重要意义所在。
正是欧阳修堪为人师的道德文章，才有薪火相传的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才有了曾巩、曾布昆仲，才有了“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是欧阳修奠基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
欧阳修时年五十七岁书《夜宿中书东閤》七律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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