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作物引进中国，大多发生在明清时期，其中既有玉米、薯、马铃薯这样重要的粮食作物，也有花生、向日葵一类的油科作物；既有番茄、辣椒、菜豆、番石榴、番荔枝等果蔬，又有烟草、陆地棉(美棉)这样的嗜好作物和衣被作物，总数超过20种。本文主要介绍粮食作物——玉米、甘薯、马铃薯引种历史。
玉米的引种推广玉米学名玉蜀黍，属玉蜀黍属，禾本科。又名包谷、包米、包粟、包芦等，山东一带也称其为玉蜀秫或苞儿米。原产于美洲的墨西哥、秘鲁、智利安第斯山脉的狭长地带，公元1494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始传入欧洲，辗转传入中国。
玉米经多途径传入我国玉米传入我国的时间和途径由于缺乏明确记载，一直众说纷纭。从我国最早有玉米记载的方志和史料中可以发现，玉米经多种途径多次传入我国的可能性极大。较早记载种植玉米的文献主要见于16世纪的一些古籍和地方志。嘉靖三十年(1551)，河南《襄城县志》，玉麦。是现有文字资料最早记录玉米的文献。嘉靖四十二年(1563)，云南《大理府志》；万历二年(1574)，《云南通志》；嘉靖三十九年(1560)，甘肃《平凉府志》(1)；嘉靖十四年(1535)，陕西巩昌府《秦安志》；万历二年(1574)，安徽《太和县志》；万历二十五年(1597)，陕西《安定县志》；万历元年(1573)，田艺衡著《留青日扎》；万历六年(1578)，李时珍著《本草纲目》；万历九年(1581)，慎懋官著《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等许多文献都有关于玉米的记载。在这些古籍或者地方志中称其为“玉麦”、“御麦”、“玉蜀黍”、“番麦”等不同的称呼。
古籍和地方志中记载的种植玉米的年代，并不一定说明当地是最早引种玉米的，由于不同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玉米在当地粮食作物中所占的地位，以及文人、学者对它的评价，都会影响玉米在史籍中能否及时地反映出来。农史学界普遍认为玉米传入中国有三条途径：
第一路，先从北欧传人印度、缅甸等地，再由印度、缅甸传入我国的西南地区。
第二路，由西班牙传至麦加，再由麦加传人中亚、西亚到我国西部，沿着古代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第三路，从欧洲传人菲律宾，之后由葡萄牙人或者当地商人经海路引种到中国的东南沿海。
根据史料记载，从中国西北最早传入的可 能性较大。1962年捷克科学院出版的《玉蜀黍专著》，推断 玉米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在1525-1530年，只是没有更多的资 料佐证。不过从嘉靖十四年(1535）陕西巩昌府《秦安志》对玉 米的记录来看，以当时的交通、文化背景十年之前传人中国，到 1535年才见于文献也有可能。
通过以上分析，在没有更多佐证的情况下，可以认为，玉米 传人我国是多路线的，系由海路、西北古丝绸之路及西南云南等 地分别引进的，而且存在反复引种的可能。
甘薯的引种推广甘薯属于牵牛属，旋花科，块茎栽培植物。因其含有大量淀粉，可以作为粮食的代用品。山东俗称地瓜，又名番薯、白薯、红薯、山芋、红山药、番薯蓣、地瓜等等，随地异名。我国原先就有甘薯这一名称，但在明代以前，不是指甘薯而言，当时也没有甘薯(1)。以甘薯作为甘薯，是在甘薯传入我国以后，属讹传之误。其后相沿成习，甘薯反而成为了甘薯的俗名了。正式写下甘薯作为番薯大名的，是《群芳谱》、《农政全书》等明代古农书。本书采用番薯、甘薯通用，都是指甘薯。
甘薯由多个途径传入我国较早记录甘薯的文献有：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福宁府志》记载：“番薯，有红白二色，郡本无此种，明万历甲午岁荒，巡抚金学曾从外番购种归，教民种之，以当谷食”。万历二十二年(1594)福建《闽侯县志》记载：“番薯，福建呼金薯者，以万历甲午福州岁荒后，巡抚金学曾莅任，始教民种番薯，故称金薯。”
清代周亮工撰《闽小记》说：“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国外，脊土砂砾之地皆可种之。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盖度闽海而南有吕宋国，国度海而西为西洋，多产金银，行银如中国行线，西洋诸国金银皆转载于此以过商，故闽人多贾吕宋焉。其国有朱薯被野连山，……中国人截取其蔓咫尺许，挟小盖中以来，于是人闽十余年矣。其蔓虽萎剪插种之，下地数日即荣，故可挟而来。起初人闽时，值闵饥，得是而人足一岁其种也。不如五谷争地，凡脊卤沙岗皆可以长，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满。即大旱、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泉人鬻之，斤不值亦一钱，二斤可饱矣。于是耄耆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饥焉。”
《东莞凤岗陈氏族谱·素讷公小传》记载，陈益从越南引种甘薯至东莞；道光《电白县志》载医生林怀兰将其引种入电白。清乾隆年间，广东吴川县医生林怀兰，曾为安南(即越南)北部守关的一位将领治好了病，这位将领将他推荐给国王，他又替公主治好了顽疾。一天，国王赐宴，请林怀兰吃熟甘薯，林觉其味美可口，便请求尝一尝生甘薯。后来，他将没有吃完的半截生甘薯带回国内。这块种薯在广东很快繁殖起来。后来，人们建了林公祠，并以守关将领配祀，以示纪念。
引人最早的记录是，明嘉靖四十一年（1563年)《大理府志》就有“紫蓣、白蓣和红蓣”的记载。1979年，当代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根据3500多种地方志考证，认为此即甘薯。
影响最大的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陈振龙从吕宋将甘薯引入福州长乐县，由于地方官员的大力推广，甘薯不仅遍布福建，更逐渐发展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从台湾多次传人大陆的可能。
另外，郭沫若先生《甘薯赞歌》中也提到过，明代末期在吕宋经商的华人陈振龙，1593年初回国的时候，把薯藤秘密缠绕在航船的缆绳上，表面涂上污泥，巧妙地躲过了殖民者的检查，顺利通过关卡，航行7天顺利达到福建。当年6月陈振龙叫他的儿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贡献薯藤，并说明甘薯的用途和种植方法。
上面的记录都告诉我们，甘薯最早是16世纪中后期传人我国的，据《大理府志》记录，最早可能是明嘉靖四十一年(1563年）。
《闽小记》中则详细地记录了传人闽地的过程、原因和背景。以上许多的记录、传说可以看出，共有两条途径传入我国南方。
一是，16世纪末从吕宋传人福建，从漳、泉而北渐及莆田、长乐、福清，由此向北，17世纪初到达江南松沪等地，向南传播到广东。17、18世纪传入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地，这与知识分子和官方倡导、客民灌输引种是分不开的。
二是，18世纪从越南传人广东电白，到广东南路时，其已经在广东普遍栽培了，然而得到种薯的补充来源，也是很可贵的，只是其传播范围较狭窄。
马铃薯的引种推广马铃薯属于茄属，茄科。又名洋（阳、羊）芋、山芋。马铃薯是一种高产作物，世界各地都有种植。我国北方一带多叫土豆、山药蛋，山东又称其为地蛋、地豆子。
马铃薯早期各传入途径分析
考古学家认为，南美洲的秘鲁安第斯山区、智利沿岸和玻利维亚等地都是马铃薯的故乡。马铃薯的块茎，作为食品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可以称为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恩格斯把马铃薯的出现和使用铁器并重，说：“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所谓最后的，是指马铃薯出现为止。”马铃薯的作用可谓不一般。
马铃薯和其他美洲作物一样，也是通过多渠道、多方面引种到中国，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具体时间的先后，具体路线的多寡仍是目前农史学界争论的热点，尚未形成统一定论，本节就目前存在的几种观点予以分析评论。
19世纪中叶(1848)，吴其潜著《植物名实图考》是较早、较详细描述马铃薯形状特征的文献资料，文中写到：“阳芋黔滇有之，绿茎青叶，叶大小疏密长圆形状不一。根多白须，下结圆实。压其茎则根实，繁如番薯。茎则柔弱如蔓，盖即黄独也。疗饥救荒，贫民之储，秋时根肥连缀，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羹臛煨灼，无不益之。叶味似豌豆苗，按酒侑食，清滑隽永。开花紫筩五角，间有青纹，中擎红的绿蕊一缕，亦复楚楚。山西种之为田，俗呼山药蛋，尤硕大，花白色。闻终南山之民种植尤繁，富者岁收数百石云。”据此认为，马铃薯在中国的栽培历史没有逾过二百年。
Laufer(1938)指出，早在1650年，葡萄牙人把马铃薯引人到中国台湾省（当时被葡萄牙殖民者叫作Formosa)(LauferB，1938)。1650年(顺治七年）荷兰人斯特勒伊斯(HenryStruys)访问台湾，曾见到栽培的马铃薯，称之为“荷兰豆”（何炳棣，1985）。乾隆（1760年）《台湾府志》卷十七，记有“荷兰豆”；西方人曾于康熙年间（1700或1701)去过舟山岛的定海县，也亲见马铃薯的栽种[1)。从以上史实可以推断出我国台湾省最早栽培马铃薯，明末清初传到东南沿海地区。
WittwerSylver等(1987)曾考证，马铃薯在17世纪就已经从欧洲引入到中国的陕西；在最初的几年中，百姓种植的马铃薯主要供给外国人食用(HughesMS，etc.，1988)。
我国古文献中最早有马铃薯记载的是1700年编著的福建省《松溪县志》（添加文献资料）。东南沿海地区交通便利，与海外交流频繁，明清时期多种外来作物如甘薯、玉米等都是首先传入此地，因此马铃薯由此传人的可能性较高。有学者认为，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马铃薯由晋商从俄国或哈萨克汗国（今哈萨克斯坦）引进，首先通过对《马首农言》(1793一1866)中“回回山药”的名实考订，分析其名称沿革，得出“回回山药”即为马铃薯的结论。而其来自“回国”，加之道光二十六年（1846）《哈密志》中载有“洋芋”，推断山西的马铃薯由西北陆路传入，极大的可能是由当时从事与俄国等地商贸往来的山西商人带回的。即乾隆末嘉庆初山西已有马铃薯种植，发展到道光中期，已是“山西种之为田”。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引种马铃薯的最早时间应在18世纪，在欧洲人普遍认识到马铃薯优异的食用价值后，由传教士们带到中国。这一观点立足于栽培马铃薯进化史，从马铃薯栽培学角度考虑，马铃薯约在16世纪中期从南美洲引入欧洲，是安第斯亚种，由于不适应欧洲的生态环境，长期受到冷落。直到18世纪初进化为普通栽培种后，才开始发展并作为大田作物栽培，马铃薯普通栽培种是在欧洲长日照条件下经过一百多年的自然加人工选择才形成。
翟乾祥先生则认为，在明万历年间(十六世纪晚期）马铃薯已经传人中土，认为“京津一带可能是亚洲最早见到马铃薯的地方之一”。其主要依据是成书于明万历之际蒋一葵的《长安客话》中有关土豆的记载。该书原文为：“土豆绝似吴中落花生及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需要了解的是，明清时期叫土豆的还有花生和土芋两种作物。明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卷27：“土芋，释名土卵、黄独、土豆。土芋蔓生，叶如豆，是鸟鴂（杜鹃）食后弥吐，人不可食”；明徐光启《农政全书》(1628年)记载：“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肉白皮黄，可灰汁煮食。又煮芋汁，洗腻衣，洁白如玉”；而乾隆《台湾府志》卷十七：“土豆，即落花生。……北方名长生果”。台湾的名字有地域差异，不足为怪，李时珍和徐光启所描述的也不是马铃薯，所以明代时期在北方所说的土豆不能确定即为今天的马铃薯。16世纪在中土已经有马铃薯一说，还有待商榷。
所以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确实难以定论，但是传入的途径基本认为有南北两路。
南路，可能从南洋印尼（荷属爪哇）一带传入广东、广西，然后向西发展，以至贵州、云南，所以在广东称马铃薯为“荷兰薯”、“爪哇薯”。
北路，可能由法国传教士从欧洲传入山陕地带栽培，以供其食用。由于北方寒冷颇适宜马铃薯生长，并由山陕一带，逐渐向内蒙古、华北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