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指出，要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有仁爱之心”，要“讲仁爱”。仁爱，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涵，奠定了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对仁爱思想的深入挖掘和阐发，可以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参考。
什么是仁爱呢？在《论语·颜渊》篇中，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的回答是“爱人”。在这一回答中，孔子以“爱”解释仁，并指出爱的对象是人。“人”在这里是一个普遍概念，“爱人”所体现的，是君子对所有人都应抱有“爱”的情怀。但“爱”不仅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它随着仁德的展开而披露出多方面的蕴含。
“泛爱众”而“亲仁”
以“爱人”释仁，体现了“爱”之情怀的普遍性。对这一普遍性最典型的表述，就是孔子“泛爱众”的主张。“众”指大众、众人，由此，广泛地爱大众与“爱人”就是同一含义：仁者爱人，就是广泛地爱大众、爱众人。但孔子不是只讲“泛爱众”，他还要求“亲仁”，“泛爱众而亲仁”也。
与“泛爱众”意涵的相对确定不同，“亲仁”则需要更多的解释。“亲仁”之“仁”与“众”相对，通常指有别于大众的特殊之人——有仁德的人。“有仁德的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等于德行绝对完美的“仁人”，因为后者事实上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按《论语》，孔子于人生的境界划分，大致是圣人、仁人、善人、有恒者，他未见过圣人，也从未称许过谁为仁人，感叹连善人都未能得见，“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即便孔子最为称道、被列为“四科十哲”之首的颜渊，也只是“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虽不一定是实指，但和“日月”相联系，作为一个量的概念则是无疑的。
包括“日月至焉”的孔子其他学生在内，“亲仁”就是指亲近有仁德的人。“亲近”自然是“爱”意的表达，但如果就释“亲”为爱，则与“泛爱众”区分不开——后者本来也包括有仁德的人在内。孔子并称“爱众”与“亲仁”，意图是要说二者有所不同。这个不同的关键点，就在“爱”作为普遍之爱的一般原则必须始终坚守，尤其是对于国家的统治者而言。在《礼记·哀公问》中，孔子答哀公如何“为政”时，核心的观念就是“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先）”。在国家管理中，爱人是第一优先的事项。但是，不论是统治者还是一般的读书人，爱之施与者本身也有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的问题，亲近有仁德的人就成为现实的选择，《论语》所谓“以友辅仁”，表达的正是这一方面的思想。
亲仁亦亲德
“亲近有仁德的人”只是“亲仁”的一种理解，通常还有相关联的另一种理解，就是亲近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德”，“亲仁”就是指亲近“仁德”这种德性。孔子一生，最重视的就是仁德，亲近仁德，可以从选择人的居所入手。所谓“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智）？”人若知道选择有仁德风尚的安居之所，其境界的提升就会事半功倍。就仁与智的关系而言，孔子喜欢进行对照比较，比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等等，仁、智双方分别体现了仁德与智慧的不同志趣和特色。但在“里仁”这里，仁与智却统一了起来：如果不知道选择良善的居所，那一定就是不聪明而无智慧的人。
择仁而居，亲近仁德，引向的是身心的平和安顿，故“亲仁”的目的在“安仁”。“仁者安仁”是孔子对有仁德的人的期待。人不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不论是贫还是富，是穷还是达，都需要安然坚守仁德而不动摇。显然，如此的“亲仁”是离不开人的意志力的，而且这是一个需要坚守终身的品格：“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人能安于仁，一生便不会有什么大错，“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在孔子那里，不论是安于仁，还是志于仁，总体上都是“亲仁”。那么，如何实现“亲仁”呢？择仁而居自然是外在的方式，还有内在的方式，此即《论语》所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人亲近或走向仁德，不是空洞的观念感受，而是真实的“学而思”的实践，人不论是“不违（仁）”还是“至焉（仁）”，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仁”就存在于这种不懈不止的“亲仁”（求仁）的努力之中，由此也表现出儒家仁德鲜明的实践特征。
亲仁（人）又新人
不论是“亲近有仁德的人”还是“亲德”，“亲仁”之“仁”的重心都落在了（人之）“德”上。不过，如果我们联系《礼记·中庸》“仁者，人也”的观点，将“亲仁”之“仁”直接理解为“人”，在思想史上也是可以成立的。早在孔子之前，《左传·隐公六年》记载，春秋初期，陈国公子五父劝诫陈国国君（陈桓公）同意郑国请求，两国交好，并强调“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但陈桓公听不进去，结果导致国难。在此语句中，“亲仁”与“善邻”互文，重在发明亲善友爱邻（国）人之义。春秋末的孔子要求“亲仁”，应当也体现了对这一历史经验的总结。显然，“亲仁”在这里，已超越了亲近有仁德的人，而是亲爱邻近之人了。在此意义上，“亲仁（人）”与“爱人”原有的差距实际已经消融，“亲仁”也就变成了“爱人”的另说。这在孔子那里也并非不可协调，孔子在不同的语境中，本来对仁爱就有多样性的规定。
关爱善待邻人——这里是邻近国度之人，使仁爱的实施披上了一抹“远近”的色彩。事实上，“泛爱众”要从观念变为现实，“远近大小如一”，是很难办到的，因为这需要充分的物质条件的支撑。至于志向更为高远的“博施济众”，所以是“尧舜其犹病诸”，正在于博爱的崇高理想总是要与现实可能的物质储备相衔接，圣人也因而感叹难以如愿。后来在中国社会形成的“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也在客观上显示了爱亲的实施不得不受到现实的时空条件的制约。
将“亲仁”解作“亲人”，还会连带产生另一方面的意涵。即如果不是从爱的对象即“人”或“德”着眼，而是考虑到“亲”本身，内容又更为丰富。因为“亲”不仅可以理解为“亲近”，还可以解释为“新”。联系《礼记·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从二程到朱熹，都将此“亲”解释为“新”。如此，“亲民”作为“新民”，“亲仁（人）”也就成为“新人”，意味使民（人）去旧而革新。在这种理解中，孔子“泛爱众而亲仁”的教导，就变成广泛地爱大众而且要使民（去旧）成新人。
立足“使民新”的角度，“亲仁”体现了孔子仁爱思想应用于社会国家治理的功能。随着“爱人”的扩充推广，从邻近到远方，从亲亲尊贤到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终使“五方之民”“达其志”、“通其欲”，“泛爱众”或曰博爱，获得了它更为一般普遍的意义。
综上可见，儒家仁爱思想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既基于情感，又弘扬德性；既怀抱理想，又立足现实；既关注理论，又联系实践，涉及到人道关怀、德性修养、爱民政治以及社会教化等多个方面，并通过爱众、亲德、新人以及善邻等仁德施行的实践，彰显出它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风俗中的精神引领作用。仁者“爱人”而“亲仁”，则是对仁爱思想及其所发挥作用的最简洁的表达，真切地了解它，才能更好地体会儒家仁学在不同方面对中华精神文明的塑型作用。正如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指出的，“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
深入挖掘和阐发以仁学为内核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理念和价值支撑。我们的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儒家仁学的观念系统及其历史实践来充实和推动的。对儒家仁爱观的深入阐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要求“讲仁爱”的时代价值，并为广泛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优秀的文化资源。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仁学发展史(多卷本)”(项目批准号:19ZDA02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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