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袁野】
6月11日，眼看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之火烧到了家门口，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口不择言，来了一句“澳大利亚没有奴隶制”（There was no slavery in Australia）。
为免断章取义，让我们看看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主持人：总理，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无数的雕像因为与奴隶制有关而被推倒。这已经超出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范畴。在伦敦，市长称每座纪念碑都将接受检查，其中一座受质疑的雕像是詹姆斯·库克船长。你对移除这些雕像有什么看法？
莫里森：谈到詹姆斯·库克船长，在他那个时代，他是在这些问题上最开明的人之一。我的意思是，澳大利亚作为殖民地被建立的时候，例如新南威尔士，是建立在没有奴隶制的基础上的。当运奴船继续环游世界的时候，当澳大利亚建立的时候……那时的澳洲是一个相当残酷的地方，但澳大利亚没有奴隶制。
好吧，看莫里森改口道歉的速度，就知道他踩了多大一个雷。
图片来源：Pigsfly
一、“黑鸟”和“糖奴”
1865年，美国内战激战正酣，南方邦联的船只“谢南多厄”号停靠在了澳大利亚墨尔本附近的菲利普湾港，42名澳大利亚人秘密上船，漂洋过海去为美国的蓄奴州而战。
整个澳大利亚都为美国内战兴奋不已。澳洲历史学家凯·桑德斯指出，美国北方对南方的封锁使棉花和糖的出口受阻，这意味着澳洲可以趁机补缺，“昆士兰被视为第二个路易斯安那”。雄心勃勃的当地农场主试图抓住时机，吸引英国的纺织工人移民前来，建立自己的棉花工业。但他们很快发现，澳大利亚北部农村种植园的条件根本吸引不来英格兰人。
“1863年，”《澳大利亚的邦联人》一书的作者、澳大利亚记者特里·史密斯写道，“航运巨头兼企业家罗伯特·唐斯在昆士兰州的洛根河上建立了一个棉花种植园。他确信，如果支付白人的工资，种植园就永远不会盈利，于是他派了一艘纵帆船到南太平洋去招募岛民。船只载回了67名美拉尼西亚人，他们被派去采摘棉花。他们最初被称为‘卡纳卡（Kanakas）’，夏威夷语的‘自由人’，但被白人用作贬义词，类似于‘黑鬼’。”
“虽然岛民劳工得到了工资、食物和住房，并得到了如果愿意就可以回家的承诺，但随着所谓的‘契约劳动’在澳大利亚东部蔓延，这种做法很快堕落为一种叫做‘黑鸟（blackbirding）’的奴役形式。”史密斯接着写道。
也就是说，在大英帝国正式废除奴隶制整整30年之后、在亚伯拉罕·林肯签署《解放奴隶宣言》的同时，奴隶制在澳大利亚正式诞生了。“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了任何道德上的犹豫。”史密斯写道。
在接下来的41年里，来自80多个太平洋岛屿（包括现在的瓦努阿图、新喀里多尼亚和所罗门群岛）的62000多名南太平洋岛民被带到澳大利亚，大部分被投入了甘蔗种植园，沦为“糖奴”（Sugar slaves）。有些人是自愿来的，但多数人不是——“黑鸟人”（即奴隶贩子）用不同程度的欺骗和直接的胁迫来“说服”他们。
前往澳大利亚的“卡纳卡”（资料图/Flickr）
“劳工贸易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是岛民是如何被‘招募’的。官方文件与南太岛民代代相传的口述历史记载相冲突。他们是被强迫、胁迫、欺骗或劝说离开家园坐船去昆士兰的吗？答案是肯定的——所有这些方法都被使用了。”“昆士兰历史地图集”网站写道。“欧洲人利用他们对太平洋岛民社会的了解进行贸易，强迫男女和儿童离开他们的家园。老一辈的人会回忆起在昆士兰航运码头，祖先像牛一样被贩卖的故事。”
岛民在澳大利亚所面临的条件极其恶劣。他们被作为“动产”买卖，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并受到“残酷的待遇和虐待、性行为控制，以及强迫劳动。”
西澳大利亚州金伯利的一个畜牧站劳工吉米·伯德回忆说：
“白人会拔出枪杀死任何反抗他们的土著人，杀完人也不会有丝毫不安。他们一点都不怕！”
昆士兰州的一名土著妇女鲁比·德·萨奇则说：
“你正坐着干自己的事，一个畜牧站经理会走过来对你说，‘我想要几个黑家伙’……就像来挑一只猫或狗一样。”
史密斯则描述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例：“一个名叫约翰·唐克雷德的人被指控偷走了一个名叫Towhey的岛民男孩，这是亚瑟·戈塞特的财产。申诉人发誓说，他可以证明自己是这个男孩的主人，他在法庭上展示了孩子腿上和身体侧面打有的烙印。法官罚唐克雷德10英镑的盗窃罪，戈塞特拖着他的年轻奴隶走了。”
“有关此案的新闻报道衷心支持这一判决，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对于议会来说，在波利尼西亚劳工法案中加入‘品牌’条款可能还不算太晚。’”
1880年，昆士兰颁布了《太平洋劳工法》，用法律规范了太平洋岛民劳工贸易，“以确保岛民进行有偿劳动”。但法案对改善岛民们的境遇没有一丁点帮助。岛民们被要求签订三年的工作合同。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的工资每年也只有6英镑（白人劳工为30英镑），更多时候则只能得到衣服和食物，而没有钱。法案还规定，岛民们只能在制糖业工作，而且必须在距离海岸线30英里的范围内工作。
1891年，英国反奴隶制杂志《英国反奴隶制记者》刊登了一份“现代澳大利亚奴隶地图”，文中引用了英国记者亚瑟·沃根对昆士兰州的报道：
“被贩运的土著劳工，包括儿童和成年人，已沦为奴隶。”
澳洲种植园主对待奴隶，甚至比美国南方的奴隶主还要残酷。“在这种条件下进行三年的强制劳动，对欧洲人来说是致命的。”墨尔本拉筹伯大学副教授特蕾西·巴尼瓦努阿·马尔表示，“食宿条件极差，医疗基本缺失。”
这些“契约劳工”被排除在基本的社会服务之外，直到19世纪80年代，昆士兰州才为他们建起了医院，另一些医院则设立了单独的“卡纳卡”病房。在1868年到1889年间，岛民们的死亡率达到了惊人的19％，被带到澳大利亚的6.2万人中，超过1.5万人死亡，绝大多数被埋在他们倒下的地方的无名坟墓里。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命运，甚至比这些岛民更凄惨。“一些警察对黑人和黑人妇女（白人如是称呼澳洲土著）所做的事情，与让欧洲惊恐不已的保加利亚暴行不相上下。”1880年10月2日，《昆士兰报》上的一封读者来信如是写道。10月21日，议员约翰·道格拉斯（后来成为昆士兰州总理）在议会上发言，表示：
“把土著人俘虏，而不是开枪打死他们，是很有可能的……但毫无疑问，打死他们是摆脱他们最简单的方法。因此，自由党的立场是：昆士兰人应该停止杀害土著人。相反，他们应该奴役这些人，这样他们就不必再去奴役契约劳工了。”
拍摄于1890年昆士兰的一处糖料种植园（图/昆士兰州立图书馆）
二、奴隶在澳大利亚一直存在到20世纪50年代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新政府通过的第一批法律就包括《太平洋岛民劳工法案》，内容是自1904年起禁止任何岛民入境，并在1906年之前将所有在澳岛民驱逐出境。这些“契约劳工”成了“白澳政策”的第一批牺牲品。
澳大利亚首任总理埃德蒙·巴顿是“白人种族纯洁性”的忠实守护者，岛民驱逐令的积极推动者，他毫不掩饰地引用了美国南方的“教训”：“黑人现在不能被驱逐出境，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而且他们的种族已经在美国的土地上扎根。”巴顿说，“我们不建议澳大利亚出现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
“在他们来之前，这个国家并不需要这些外来的黑鬼；当他们离开时，我们也不会感到有什么损失。”《西澳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道，“我们把他们流放到比他们离开时条件更好的故土，这并不是对他们不公正。”
成千上万的幸存劳工又一次被赶上船，带回太平洋上。其中一些人已经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几十年，和家乡断了联系，根本没有“故土”可去；一些岛民不记得自己的家乡在哪里，“黑鸟人”的记录也模糊不清。对很多人来说，被遣返回“故土”意味着死路一条。
岛民们成立了太平洋岛民协会进行游说，最终成功说服国会修改了法案，1654名岛民获准留在澳大利亚。但他们也算不上“幸运儿”：直到20世纪40年代，岛民们的处境与1880年代相比仍旧没什么变化。
“在许多方面，20世纪第一个25年工作场所立法中的种族歧视，比19世纪的身体虐待和歧视更具破坏性。”“昆士兰历史地图集”写道。澳大利亚的“废奴”仅仅停留在了法律层面，在实践中，契约劳工们（现在主要由土著居民充任）的境遇仍然与奴隶别无二致。
1927年，澳大利亚北领地（简称北澳）原住民保护官赫伯特·巴斯多指出土著们正“被奴役，简直就是奴隶”；30年代初，他的继任者塞西尔·库克认为，澳大利亚违反了《国际联盟禁奴公约》规定的义务。1930年，澳大利亚内政部长阿瑟·布莱克雷写道，北领地“似乎存在某种形式的奴隶制，对土著的劳动没有任何报酬”。1932年，北澳大利亚工会将土著工人描述为“奴隶”，工会成员欧文·罗说：“如果大英帝国没有奴隶制，那么北澳就不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因为奴隶制确实以最糟糕的形式存在于这里。”
1944至1946年，人类学家贝恩特夫妇对北澳地区畜牧业的土著劳工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被扣下，直到1987年才得以出版。其中写道：“（土著人）既不拥有他们居住的小屋，也不拥有建造小屋的土地，他们没有租住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随财产一起被出售或转让。”
直到1958年，著名土著艺术家艾尔伯特·纳马吉拉的律师仍然在辩护中表示，澳洲《1953年福利条例》是违宪的，因为颁布的立法是“对北领地部分人口实行奴役的法律”。
“这篇文章将论证，许多土著居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至少直到50年代，如果不是更晚，满足同时期的澳大利亚法律和国际法对‘奴隶制’的定义。”莫纳什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史蒂芬·格雷在《客厅里的大象：奴隶制与“被偷走的工资”的争论》一文中写道。
“的确，澳大利亚不像美国南方那样是一个‘蓄奴之国’；土著人也不是全部一直生活在‘奴隶制’的状况下。”格雷写道，“尽管如此，雇主对‘他们的’土著工人行使了高度的控制，在某些情况下，将他们作为动产买卖……他们的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论是否未经同意。土著人民受到恐吓和武力威胁。存在暴力、残酷对待和虐待、性行为控制和强迫劳动等情况。”
“许多牧民的行为得到了法律的授权，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违法而不会受到追究，这一事实意味着雇主能够对他们的员工实施一种‘合法胁迫’，这与奴隶制的法律解释相一致。”
三、一些人一直在试图“洗白”历史
很多人，包括著名的历史学家，一直否认土著劳工，特别是北领地牲畜站的土著劳工，是“不自由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阿内·麦格拉斯就认为，土著人“从未真正被殖民”。她强调，“土著居民也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畜牧站”。另一些学者则指出，土著工人留在他们传统的土地之上或附近，而不是从遥远地区招募，这一事实使得奴隶制“几乎不可能实现”。
但即使是这些学者，也无法否认雇主和土著劳工的权力关系中所固有的高度控制。“无论历史学家如何诡辩，‘我们曾经为奴’的观念都深深根植于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美拉尼西亚人的意识之中。原住民的‘殖民化劳动力’地位，正被他们当前的低收入、高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状况所证明。”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安·科托伊斯和克莱夫·摩尔写道。
可学者的研究是一回事，澳大利亚社会的认识又是另一回事。种族主义思想在这片大陆根深蒂固，“白澳政策”直到1973年才废除就是证据之一。至于历史观方面的问题，更是数不胜数。2014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就在欢迎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的演讲中说，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澳大利亚“只有一片灌木”。他的这番言论，和莫里森如今的“澳大利亚没有奴隶制”一样，都算是言为心声，将“白澳”们真实的隐秘想法表露无疑。
报道来源：Newmatilda
所以，“历史战争”果不其然地也在澳大利亚爆发了。和美国南部一样，澳大利亚，尤其是昆士兰州遍布奴隶贩子的雕像，该州两个主要城市——麦基和汤斯维尔，更是用“黑鸟人”的名字命名的，他们分别是两座城市的创立者。这并不奇怪：澳大利亚北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种“契约劳动”建立起来的。不仅如此，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国家公园以及悉尼的一条街道，都是用这些奴隶贩子的名字命名的。
澳大利亚的保守派们也和美国右翼一样，坚定地“捍卫”他们的“英雄”。《澳大利亚人报》就大声疾呼“澳大利亚的历史不能与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相提并论”，并抨击了澳大利亚原住民记者斯坦·格兰特修改悉尼库克雕像题词的呼吁。
“格兰特企图将美国内战的遗产拖入澳大利亚历史，这无论如何都不合适，”《澳大利亚人报》写道，“他试图发起一场政治运动，挑战澳大利亚历史上的一些公认的伟人的雕像，特别是库克和拉克伦·麦觉理（英国派驻澳大利亚的最后一任全权新南威尔士总督），这是纯粹的新闻机会主义。”
昆士兰大学历史与哲学探究学院的克莱夫·摩尔也表示，重要的是要记住人们行为的历史背景和所处的时代，而不是用现代标准来评判历史人物。“这些人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他说。“他们是企业家，他们试图扭转局面。今天，我们会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但在他们那个时代，人们不会这样看。”
莫里森的言论证明，即使在今天，也有很多澳大利亚人不这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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