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

拾起他们童年时代的红色萌芽(报告文学)

——百岁红军口述史

作者:卜谷(一级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其报告文学作品《最后的红军——百名百岁红军口述史》入选2022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红军如红星,漫天星斗,璀璨闪烁在赣南历史的天空,照耀整个中国。

红军如红云,在中华民族的天宇里飘荡着。她飘过去了,却成为永恒。

赣南,充满神秘、神奇。当年,“扩大100万铁的红军”成为风靡一时的中央苏区盛况。狂飙席卷,自天而降,这块土地上风云激荡,参军参战支前人员达到100万之众。

80多年过去,尘埃落定,那100万红军人员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至今,仅剩万分之一,百名不足,均为皓首苍颜,百岁老人,可谓“最后的红军”。他们是这个群体最后的活着的历史。蹚过那个硝烟弥漫的世纪之河,他们的人生秘密是什么?每一个人又各自经历过怎样的心灵史?

此刻,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是一个奇特的人群,甚或是一个独特的稍纵即逝的人类景观。人们积蓄了一个世纪的尊敬,似乎十分了解他们,耳熟能详,实质上却尚显陌生。他们如最贵重的珍宝摆放在玻璃橱窗里,迎接着无数的仰视。他们正在迅速远去,人数越来越少,终将成为绝响。

我在采写现实,这转眼就会变成历史的现实。为什么那个时代,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坚……千千万万20岁左右的年轻人,潮涌一般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挡都挡不住。为什么,究竟是为了什么——贫困挡不住,监禁挡不住,冤屈挡不住,流血牺牲挡不住,家破人亡也挡不住?

“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笔者曾生活于一个有7名红军的红色大家庭,自幼便浸润在红军故事中长大,这些故事自然成为我心上的“千千结”。

本文记录下了几位百岁红军最后的心声。

追寻红色记忆学生感言幼儿园(拾起他们童年时代的红色萌芽)(1)

插图:郭红松

深知中国农民疾苦的毛泽东,始终将眼光盯在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上。杨思禄生平第一次吃上了白花花的纯大米饭,全家人感恩红军。

我曾两次采访杨思禄将军,前后相隔16年之久。他的容貌变化巨大,话音却一成未改。仍然是那种充满自信半洋半土的普通话,或说是半土半洋的于都话。中气十足,铿锵有力,像在发布命令。

小时候的记忆:每天早晨从梦中饿醒一睁眼,妈妈就不在了。

我们三兄弟爬起来去村口,眼巴巴地盯住远方,巴望着妈妈回来。妈妈出外打工回来,一定会带点吃的东西。

我们要巴望很久很久,太阳从东边升起至西边快落山,肚子饿得咕咕叫,妈妈才能回来,有时还会回来得更晚。妈妈能带点糙米、芋头,那就是过节,她带回来最多的是番薯渣——番薯磨粉后残余的渣滓,一般农家用来喂猪。

我们急切地簇拥着妈妈回家,奶奶守着一口锅早已烧开了水,把切碎的蔬菜拌着番薯渣一块煮沸。汤汤水水,一家老小每人能喝两三大碗,肚子撑得鼓鼓的。

番薯渣这东西不抗饿,撒几泡尿就没了,清早又能把人饿醒。

我出生在于都县葛坳乡一个叫牛婆湖布头村的山坳。家里实在太穷了,两间破房子三面裂缝,屋顶漏水,根本无法遮风避雨。我是在杨家祠堂里出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只记得母亲说,生我时屋外正下着鹅毛大雪,浑身哆嗦,冷得厉害。

没饭吃,欠债太多,每年过年就是过“难”。每逢过年那天,地主的狗腿子就会来家里,东看看西看看,把能够搬动的东西全部搬走。后来过年,地主见实在没什么可以搬的,就把我们全家赶出家门。

我们只好搬往曲洋乡赖坑村,租种姑父家的田。

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大哥思祥去给人家做长工,二哥思福当了学徒,我给地主家放牛,两个妹妹很早就送人家做童养媳。即使这样仍过不下去,为省吃俭用,父母商量又把我过继给伯父家做儿子。人算不如天算,不久,久病的父亲还是撒手人寰,劳碌了一辈子连口薄板棺材都买不起,自家几个兄弟掘了个坑壅上土,草草埋掉。

谢天谢地,1929年红军来了,打土豪分田地还分了粮食。我生平第一次吃上了白花花的纯大米饭,全家人感恩红军。

在村子里,我家不是最贫苦的,也不是最感恩戴德的。

有一户农民,三兄弟长年累月随父亲行乞为生,分田后有吃有穿还盖了一幢新房,三兄弟都成了婚。为报答共产党,三兄弟都参加红军。

另一户10口之家,租田种亩产不到200斤,分田后亩产达400多斤。他们把自家的命运和苏维埃政权联系在一起,苏维埃一“扩红”,全家的男人争着参军参战,全部都上了前线。

(杨思禄曾任少共国际师战士、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少将军衔,江西于都县葛坳乡牛婆湖田村布头组人,享年104岁)

10岁的中国共产党在山沟沟里,创建独立武装才4年,刚刚夺取几万平方公里土地,还不到全国面积的1%,就创建了一个全国性临时政权机构。其间,毛泽东主席数十次频频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先后亲自制定了4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土地问题决议案》《赣西南土地法》。

土地抓住了穷人心,祖祖辈辈的劳苦大众才舍生忘死参加红军,跟着红色政权闹革命。

我从小就是个“牛头子”(放牛郎),看到人家的孩子去读书,我就不想当“牛头子”。

为什么会去当红军?

家里穷苦,没有田地。吃谷子靠租田,租田交租,交不起就要欠债,利上加利,利上滚利,一辈子都还不清,没办法翻身。

家里的生活相当凄惨。女娃子一出世就嫁掉,拿给别人家当童养媳。妈妈先后生了10个小孩,女娃子送给了其他村。

自己生的孩子送掉了,妈妈用奶水去给地主奶孩子,一个月有三个毫洋的收入,买点谷米,养活我们几个男伢子。

有一次,妈妈去做田里的事,让我看护好地主的毛毛伢崽。我那么小,哪里会?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我脚踝扭伤,胳膊摔破了直淌血。毛毛伢崽眉毛边上也擦掉一点皮,哇哇地哭叫。妈妈看见后追着我打,我受伤后一瘸一瘸地跑不快,妈妈一边骂一边打,把牛梢子都打断了。

那次哭得很伤心,我知道不是妈妈心肠恶,实在是因为倘若没带好毛毛伢崽,东家就会不要母亲奶孩子,家里断了这笔收入,锅里的米谷就少很多,全家人饿肚子难过哟。

想读书,没书读。我12岁了,去地主家做“牛头子”,放牛、砍柴等。没工钱,讲好一年做到头,会做一身新衣裳,也要看你一年来是否表现勤快。

“‘牛头子’——赶快跟我来去归!”

1931年8月,父亲赶忙赶急寻到山上来,对着青山喊我回家,声音在山谷回荡。

我拎着一顶旧斗笠要走,东家张开两手阻拦住道路。脸色很不高兴:“怎么,还没做到春节嘞,就想走哇?”

“东家,红军来了,打地主,喊我们回去分田。是按人头,大人小孩都一样一人分八担谷田哩……”见了东家,父亲立即恭恭敬敬地说。一说到红军、打地主,东家现出惊恐神态,脸上立时就充满了笑容,拦阻的手在空中拐了个弯亲切友好地抚摸着我的后脑勺,另一手还意外从衣兜里掏出一吊铜钱。

“这个伢子蛮懂事,辛苦一年,没做到春节也不好喊你白做,拿一吊钱去买米吧,不要嫌少哈。”

接过这一吊钱,我意外又高兴。看到东家一听说红军就怕,好像红军是我家亲戚一样。果然,红军比亲戚还亲。

那是我一生最高兴的日子,也是我一家人最高兴的日子。从此,像翻了个天,我们活成了另外的人。变化更大的是我做回了人,敢在任何一个人面前说话。

江口区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村子里的大人纷纷参加了农民协会。

放下牛梢子,我当了童子军团长。童子军就是儿童团,由我们这些7至14岁的小孩组成,有100多人,归我管。天天手拿竹竿或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去给烈属、红军家属义务种田、砍柴、挑水。路远的,要自己带饭去做事。

村里有不少人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我们的任务是去各家各户查禁,收缴鸦片和烟枪,虽说他们是大人,也不敢回手,只能苦苦哀求我们饶过这一次。

也有例外。村里有一个老烟鬼刘光耀,戒了几次戒不掉烟瘾,经常偷偷摸摸吸食。得到举报,我们趁刘光耀不在家,把他的鸦片和工具收缴了。

从他家出来恰巧碰到刘光耀回来。他正犯烟瘾,鼻涕、眼泪流淌出来,赶回来吸食鸦片。一见我们手上正拿了鸦片、烟枪要走,气得发疯,抽出一把大刀嗥嗥叫着追杀我们。刀光闪闪,把我的魂都吓掉了,哇呀,大喊一声掉头就跑。100多个儿童团员,一个个跑得比兔子快,被追杀得七零八落,村道、田野、菜地,四散逃命。

穿过田野逃到村外树林子里,喘息初定。互相看看,缴获的鸦片、烟枪,手上的木棍、梭镖统统都不知道几时丢掉了。我们一群孩子蓬头垢面、狼狈不堪去告状。苏维埃主席立即命令赤卫队,派几个人扛着枪去把刘光耀捉到区政府。

赤卫队长开玩笑问我:“你们说怎么处理这个老烟鬼?”

我早已心软,赶紧说:“放他回家吧。反正这回再没人敢欺负我们童子军了。”

刘光耀戒烟后改邪归正,进步得还很快。再说起这件事,十分不好意思,还专门做一套衣服给我。后来,我穿着它到红军部队里去了。

(刘光登曾任兴国模范师17团战士,江西赣县江口镇旱塘村人,享年102岁)

徐盛久不仅是红军,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兴国山歌的传承人。他自小沉浸在歌潮歌海里,把兴国山歌与毛泽东、毛泽覃兄弟的故事编织在歌声里。

我们这里“红”得早。1929年,村里的地下党员黄师、邹子帮、钟传姚,还有我爸爸等人,晓得朱毛红军会师井冈山,带了四支枪去东固迎接。朱毛很高兴,说兴国人民对革命的认识、信心、决心、热情很好。当时就决定到兴国去开党代会。后来,联络了宁都、于都、泰和、兴国四县,党代会在我们兴国长冈燕子窝徐家祠召开,到会人数一百人左右。

会议开了两天两晚。大会主持人是钟传姚,会议记录是陈访西,后勤安排是邹子帮,厨师是黄传祥,杀了两头生猪,一切生活开销由当地百姓自愿集资。

会议十分秘密,设置了五重警戒:第一重哨是我爸爸徐海华,在长冈岭;二重哨徐海章,在燕子窝水口;三重哨邱振玉,在马屋门口;四重哨在社公门口;五重哨徐海衍,在祠堂前面十字路口。

哨部很严,不允许人们进出村庄,进来不让出,出去不让进。会议很成功,会后战斗打开了兴国县城,建立兴国县苏维埃……以前就有东一区,后有胜利县。陈访西,江背镇江背村人,为这次党代会做了记录,一直跟随红军到瑞金中央政府办公室任文书工作,红军北上抗日后,他才回来。以上事实是陈访西本人对我说的。那是他一生最荣耀的事,经常当革命故事讲述给我们听,是我们眼里的英雄。

早先,我爷爷、父亲都有些知识,大家喊他们“先生”。读过多少年书不清楚,很会写字,写的字可以上壁。现在村里老房子的大门、祠堂的柱子上还留有他们的笔迹,刚健清新,苍劲有力。

父亲原有一个童养媳,还没圆房就死了。再娶就算二婚,娶的妻子也是二婚,死了丈夫后嫁过来的,就是我母亲。

父亲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我头上哥哥、下面的妹妹中途夭折,剩了两儿两女。

我7岁起,在对面祠堂里读私塾。13岁时共产党来了,我转到燕子小学读书,学习内容变化,有语文、算术,还参加了劳动童子团。父亲徐海华不知几时入了党,长冈的第一次党代会就在我们祠堂召开。开会时,毛主席也来了,在我家住了十多天。

村里会唱山歌的人多,有的人张口就唱,想说什么话语都可以编进歌。有一次,我看到有的党员以打山歌的形式,向来调查了解情况的毛主席汇报工作经历、革命心得。毛主席兴致勃勃,听了拍巴掌笑起来,连声说很好很好,以后可以好好利用兴国山歌宣传党的思想、政策和好作风。

14岁那年,兴国建立苏维埃政府,父亲当了石门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我们劳动童子军改名叫共产主义儿童团,担负站岗、放哨等任务。一次,我们正在打山歌,听到哨子响。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拦到一个没有路条的人。大家像蜜蜂一样拥上前围住他,他说他叫毛泽覃,来搞社会调查。我们又不认识毛泽覃是哪个,坚持不放行。直到认识他的红军领导来,才让他过去。他还表扬我们工作做得好!

我爸爸一开始闹革命就加入了地下党。他1935年33岁时在杰村乡增田村被害。你看——那墙壁上贴的就是他老人家的烈士证明。

(徐盛久曾任兴国模范师17团传令兵,江西兴国县长冈乡石燕村新建组人,享年102岁)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贡江又唤于都河,是红军长征出发第一条水系,吴清昌出生于会昌,会昌的河流叫湘江,也是贡江上游的一条支流。他们顺着溪流经历各自的山谷沟壑,汇聚在贡江;经历各自的岁月,历久散发着光芒。

我家是贫农,4个哥哥1个妹妹,一家8口,仅2亩薄田,3间土房。全家人辛苦劳作,仍要向地主借债度日。有一次过年,家里连米都没有,债主来催债东张西望,竟然把唯一煮饭的锅头也拿走了。

8岁父亲去世,不久二哥病故,家里雪上加霜,我被卖到地主家做孙子。我在地主家每天砍柴放牛,经常挨打骂。地主说送我去读两年私塾,只读了三个月就叫我回来做事。那天,地主婆托当教师的女儿给我送来一只鸡腿,原本要我在同学面前炫耀一番,让大家看看她待我如何亲善。不料,我接过鸡腿立即大口吞食,几个同学没看见。晚上,地主婆得知情况认为我太不懂规矩,白吃了她家一只鸡腿。就用小山竹的竹苗狠狠抽打,打得我遍体鳞伤,嗷嗷乱叫乱躲藏。

我终于明白:虽然我名义上是地主的“孙子”,每天进出地主家门,却永远进入不了这个阶级。

1929年春,会昌县清溪乡建立了党组织和游击队,我三哥吴清兰是密坑村党小组的3名党员之一。他们经常躲在我家开会。12月,村里开始闹红,有了贫农团、妇女会、少共、儿童团等组织。苏维埃政府带领村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地主和老婆携带金银细软逃走了。我分得一亩田,每季能产4担稻谷。

1931年,我跟随哥哥参加了周田游击大队,我在大队部当勤务兵。10月,红三军团打会昌城时,我兄弟4人一起随周田游击大队参加了攻城战斗。攻克会昌县城,红军把周田、洛口两支游击队整编为一个独立师。

那几天,我跟着大家一块排队、报数、开会,非常高兴,这下能够参加正规红军了。不料报完数后,负责整编的一个红军连长却招手把我从队伍里喊了出来:“过来过来,这个小鬼,你年纪太小,走不动路,回家去吧!”

嫌我太小,嫌我大哥太老。我第一次参军入伍被拒收,与大哥拎着一根梭镖垂头丧气地回家。一路上,没有哪个安慰我,大哥就来安慰我:“嫌我太老,以后只会越来越老,更没有机会当红军。嫌你太小,以后只会越来越大,有的是机会当红军。”

(吴清昌曾任少共国际师战士,江西会昌县清溪乡密坑村人,享年102岁)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30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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