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曾指出，虽然泉州如今只是中国的二三线城市，但在大约1000年至1400年间，它是全球最大的港口之一。1292年，马可波罗自泉州离开中国，他盛赞泉州是比亚历山大港更为繁盛的贸易港口，还称那里“商人云集和货物靡集的情形简直无法尽言”。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于1341年从德里出发，代表苏丹踏上了前往中国的外交之旅。虽然现代学者普遍对他中国之行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但他自称于1345年来过泉州（当时称为“刺桐”），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大海船百艘，小船无数”。
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纪念“世界文化十年”，组织了“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活动。考察船于该年10月23日从意大利威尼斯启程，经过亚得里亚海、地中海、爱琴海、苏伊士运河、红海、阿拉伯海、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朝鲜半岛，最后抵达大阪。为了迎接途径泉州的考察团，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于1991年2月17日至20日组织了题为“中国与海上之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名城”的枢纽地位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认可。
泉州城区（大致为现在的鲤城区）在福建省府福州以南约200公里，其往南约100公里外则有近代通商重镇厦门和古城漳州。“泉州”得名于府城东北泉山，此山相传有一眼孔泉，此泉滋养地方，因此将该地命名为泉州。泉州古称“刺桐”，该名与一种叫做“刺桐”的植物有关。刺桐又称印度珊瑚树、虎爪树、阳光树，集中分布于东非、南亚、澳大利亚北部、印度洋岛屿、西太平洋东部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中国南方到东南亚（尤其是越南）一带也曾广为种植。南唐时期，祖居泉州（永春县）的留从效被封为“清源军节度使”，据有泉漳地区17年，形同自治。主政泉州期间，他扩建了这座城市，还在城墙边绕植刺桐，“刺桐城”由此得名。
人类学学者王铭铭认为，泉州的黄金时代始于8世纪。地方人口的饱和迫使泉州从唐代开始从传统农业转向海外贸易，其大型港口城市的地位于宋元时期升至顶峰。这不仅带来了全球各地的珍贵货物、人口、技术和思想，还赋予了这座中国滨海城市一种难得的“四海一家”的气质。翻阅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资本主义营造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前，世界各地存在着自己的世界体系——重商思想绝非在“士农工商”阶级划分森严的传统帝制中国毫无根基，贸易带来了种族与文化的兼容并蓄，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天高皇帝远：滨海边陲的生存之道
在唐代以前，泉州一带地广人稀，归属郡地变更频繁。古泉州人多为北方南下的移民，泉州府最早的户口记录见于唐开元年间（713-741年）：“泉州开元中户三万七千五十四。”唐后期和五代期间，第二波“衣冠南渡”（第一波发生于东晋“永嘉之乱”之后）再次带来了大量中原移民，泉州地区的核心地位亦同步形成。
北方移民为泉州地区原住民（闽越人）带来了北方农业革命的成果。在汉人迁入闽越地区之前，闽越人享有丰厚的自然资源，无需从事大规模农耕便可生存。泉州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与北方地区相对更接近，为南方少有的适宜种植小麦、黍、豆类的地区，因此迁入福建的北方汉人习惯于向泉州地区聚居。然而到了唐-五代时期，人口膨胀还是引发了农业资源紧张、物产不足的问题。
如果农业的道路走不通，又该如何谋生？泉州人很快发现，泉州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虽然处于帝国边陲，却与海外“岛夷”相距不远，而且其沿海地区分布着天然良港。与此同时，商业在边陲地带不像在政治中心那样受到人们的鄙视，发展海外贸易因此成为了泉州必然的历史选择。南洋转口贸易令更多人力可以从粮食生产转向商业经营活动，也正好符合泉州的经济状况。
从唐后期到宋初，泉州出现了一个向商业繁荣过渡的时期。美国历史学家休·克拉克（Hugh R. Clark）认为，此时恰逢“政权的空白时期”，即从中唐动乱到宋朝建立的300年间，泉州所在的南方地区脱离中央集权政府的控制，地方性政权得以为了开拓生存空间采取灵活手段，民间商业因此得到了地方政权的鼓励，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与此同时，唐中期之后，中国对外陆路交通不便，中外商人逐渐开始倚赖海上交通。对外交通路线的改变促成了既有的中印交流路线向包括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世界）在内的更广泛的交流路线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泉州与交州、广州、扬州一道成为中国南方四大港口。不过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之前，该城的对外合法贸易都需要通过广州的市舶司审批。
北宋时期，泉州作为闽国（909-945年）的一部分重新纳入大一统王朝的统治版图。在地方官员的帮助下，泉州商人利用宋朝对以贸易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兴趣，使地方海外贸易得以官方化，进一步促进了泉州贸易港口的发展。到宋神宗的时代（1068-1085年），泉州的海外贸易量已经赶上了广州。广州的地方官员出于贸易保护主义，对泉州海商多加掣肘。为了获得海外贸易的自主权，泉州知州上奏“置市舶于泉”，然而这一请求并未获得朝廷的首肯。直到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的圣旨才发下来。值得一提的是，这和当时担任刑部尚书的泉州籍名士苏颂运用朝内人脉推动了这一决定不无关系。
市舶司的主要任务是关税的执行和监督，从商人当中收取关税、征收贡品。此外，市舶司还承担着检查外国船只和货物的责任，对本国商船和商人也例行严格的检查，对二者的出入港货物、人员进行监督和审批。元代仿效宋代，在泉州延续了市舶司，此时税务制度也得到了制度化，“其细货以十分取一，粗货十五分取一”。丰厚的关税收入令地方政府有能力投资海港建设和地方公益事业，这亦从侧面成就了泉州在宋元时期的黄金时代。
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海外贸易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意大利商人兼学者雅各·德安科纳（Jacob D’Ancona）于1271年（南宋度宗咸淳七年）到达泉州。《光之城》一书记录了他在泉州的见闻，在他的笔下，泉州“有一个很大的港口”，城南“整个江面上布满了一艘艘令人惊奇的货船”。这里的居民种族、语言、文化多样，商人无数，“有法兰克人、萨拉森人、印度人、犹太人、还有中国的商人，以及来自该省乡的商人。”
当时的泉州已经是世界性的经济重镇。彭慕兰认为，早在宋政府于1087年正式承认泉州的港口地位时，它已经成为帝国最繁忙甚至全球最繁忙的港口。到了南宋时期，泉州商人的海外活动范围达到印度、波斯、欧洲和东非沿海；到了元代，已经与这些地区形成了较为固定和官方化的经济文化关系。宋元时期，泉州的海上航线共有四条：从泉州到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从泉州经广州，再经南印度的故临前往大食；从泉州经大食中转亚丁湾进入东非沿海；从泉州经大食往西抵达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地区。
在此期间，泉州外销了大量当地出产和中国其他地区出产的丝绸、陶瓷、茶叶，进口了出自阿拉伯半岛到婆罗洲一线的珍珠、香料、棉布、胡椒、珍稀木材、海货以及舶来的食物和药品（比如海参与燕窝）。中国的城市精英垂涎产自非洲和东南亚的象牙，象牙被大量制成佛像、笔、扇子、盒子，或点缀于家具之上；他们对熏香的强烈需求则被来自东南亚和印度的香木满足。
在元代，泉州行会非常成熟（据称有120行），它们保护从业者的权益。另外还存在被民间称为“船帮”的海上航运行业组织，负责调度航线、组织货运、协调船民关系；泉州城内的一些区域里还形成了海外商人组织。私营海外贸易由民间商人独立进行，官府征税。官营海外贸易，或称“朝贡”或“交聘”，原则上由各国对中国进贡礼物，由市舶司回馈价值更高的礼物以示朝廷宽厚。不过宋元泉州的“朝贡”或“交聘”都有公私合营的属性，因为朝廷和地方官员都意识到朝贡贸易其实不利于中国，因此官方积极选派商人搜集转卖珍稀外国物品，介于官民之间的官商阶层由此出现。在元代，一些利益最大、距离最远的前往印度洋及远地区的航线由同蒙古王公贵族保持赞助关系的商人协会把持，而且严重倾向非汉人。华商则继续控制尽管层次较低但仍然利润不菲的东南亚贸易。
大量的海外贸易不仅满足了上层阶级的物欲、填满了商人的钱袋，还改变了中国普罗大众的生活。举例来说，源自东南亚的占城稻很有可能就是通过泉州进入中国的。这种稻米品种与中国本土的品种相比成熟更快也更抗旱，它不仅使水稻种植在许多新地点成为可能，也使农民可以在同一块地里一年种植两季水稻（在有些地方甚至可以一年三季），这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来说是个极大的利好。另外一种从国外进口并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农作物是棉花，它也很有可能是通过泉州从印度进入中国的。据记载，印度棉织品早在公元500年就作为奢侈品在中国出现，到了14世纪中期，高品质棉布在中国的价格仍然是丝绸的数倍。不过就在14世纪，棉花在沿海各处都能本地种植，纺织技术又取得了新的突破，棉布的成本迅速降低，开始成为帝国全境寻常百姓常用的一种布料。
贸易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还促进了中国的金融创新。唐朝和北宋是近代以前全球最兴旺的经济体之一，当这两个朝代遭遇货币不足的问题时，采取了诸多创新的金融措施，例如以铅、陶片为材质铸造硬币，以丝、茶等大宗奢侈商品充当货币进行大型交易，发行纸钞。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朝廷就已经开始印制通行的纸钞，西方要再过数百年才有同样的东西。由于中国印制纸钞的技术优于东南亚和东亚其他国家，中国纸钞本身甚至就成为需求甚大的外销品。
贸易改变世界：现代性有其“东方土壤”？
密歇根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斯图亚特·戈登（Stewart Gordon）认为，公元500年至公元1500年是属于“伟大亚洲世界”（the great Asian world）的时代。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朝代更迭，但一直通过贸易与亚洲其他地区紧密相连。宗教（主要是佛教和伊斯兰教）、文化和思想通过贸易传播，在中国落地生根。
对外贸易的发展令大量外国商人和宗教团体来到泉州，其国际化程度堪称古代的纽约。在泉州港的全盛时期，定居于此的外国商人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小乘佛教徒和大乘佛教徒、天主教徒和波斯教会基督徒、犹太人以及帕尔西人（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在阿拉伯征服波斯后迁徙到印度的一支）。
宋元时期，大量穆斯林在泉州自由从商、任官、传宗接代，他们当中有的对泉州海上市舶贸易有功而获得官职，有的因军工显赫获得升迁，有的从官府买得官位。例如异密·乌马儿，他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由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调任浙江省平章政事。
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徙，泉州呈现出宗教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这座城市至今都能找到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的形象，一支建于10世纪或11世纪的印度教石雕阳具（中文中称“石笋”），还有一块刻写着印度教教义的石碑。石碑由泰米尔文和中文双语铭刻，从文本的娴熟优美来看，刻碑人几乎可以确定是本土中国人。
泉州佛教寺院承天寺存有一座元代石炉，炉盖上刻“泉城孙府前保信士蒲力目，偕室李二娘仔，与十方檀信，同发诚心共成佛果”等语，“信士蒲力目”这个名字显然不是汉人，而应该是阿拉伯人、波斯人或“土生番人”之类的伊斯兰信徒。这说明了本来相互排斥的伊斯兰教与佛教也出现了民间融合的趋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泉州最著名的额佛寺开元寺以有印度教神猴哈努曼的形象著称，哈努曼就是《西游记》中美猴王孙悟空的原型。
或许更有启示意义的，是当时的中国对贸易和对外交流的支持态度。戈登指出，“伟大亚洲世界”的主旋律之一，就是规劝君主们尊重并欢迎旅行者带来的新鲜资讯，重视商人的价值，保护贸易。
南宋地理名著《诸番志》的作者赵汝适为宋太宗八世孙，于嘉定十七年（1224年）提举泉州市舶司，宝庆元年（1225年）兼权知泉州，接着兼知南外宗正司。《诸番志》成书于宝庆元年，是他任职泉州时所写的一部关于海外地理与文化的专著，记录了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58个地区、族群、国家的状况，东至日本，西至东非索马里、北非摩洛哥及地中海东岸国。
在该书的前言里，这位宋室宗亲竟宣称，不了解海外风物是君子的羞耻：“山海有经，博物有志，一物不知，君子所耻。”到了14世纪初期，泉州还出现了依据亲自参与的海外探险写出的游记。至顺年间（1330-1331年），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经过内南海、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印度半岛、阿拉伯湾、波斯湾、亚丁湾、红海、坦桑尼亚，于元统二年（1334年）返回泉州。至元三年（1337年）到至元五年（1339年）期间，他又出海远行。汪大渊的两次远航探险总共历时8年，航程数万里，到过22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正九年（1349年），他出版了《岛夷志略》。
汪大渊的第一次远航比哥伦布最早的环球旅行（1492年）早161年。在西方“发现”东方之前，中国已经有了一种基于贸易和商业的世界眼光。这似乎意味着现代性——商业主义、文化开放性、信息物资的自由流动、成熟的官僚管理机制——有其“东方土壤”。然而我们看到，儒学本土主义在明代后迅速成为官方支持的意识形态，商业活动被阻挠，海外贸易被大范围限制甚至禁止，外来人口被镇压。那过于早熟的“现代性”仿佛灵光一闪，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泉州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港的辉煌，也只能由后人追忆了。
参考资料
王铭铭.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 2017年.
Stewart Gordon. When Asia Was the World. Da Capo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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