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2岁的小姑娘，被嫁到别人家里当童养媳，只因为饭吃得太多就要挨打，最后被婆婆认为是妖怪，婆婆专门花了几千吊的钱给小姑娘除妖，不料小姑娘的状况越来越差，最后活生生地被婆婆和跳大神的折腾死了。
听了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荒谬不已，可事实上，萧红在《呼兰河传》的第五章就写的正是这个故事。
萧红的《呼兰河传》共分七章，每一章只有章回，没有具体标题内容，但是第五章被后续不少人单提出来，又命名为《小团圆媳妇之死》。
在《呼兰河传》的七章里面，第一章第二章主要讲的是呼兰河的地理概况以及风俗习惯，第三章第四章萧红讲了自己的家人和家中的其他租户，从第五章开始便是分门别类地讲具体人的故事。
其中第五章的故事令人最为震撼，萧红用儿童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几近残忍的故事。
而这个悲剧里面每个人都是凶手。
在这些凶手中，有一个被称为“看客”的群体，这些群体虽然没有做什么，可是他们却间接地犯下了“三重罪”。
可以说，小团圆媳妇的死，他们有不能推卸的责任。
1. 看客一重罪：他人即地狱
很多文章分析小团圆媳妇的悲剧，大多会拿封建制度大做文章，实际上，小团圆媳妇悲剧的开端，来自于她的“格格不入”，以及他人对小团圆媳妇的判定。
在小团圆媳妇嫁过去之前，她的婆家胡家所有的女人都是一种类似的生活模式：
胡老太太的两个儿媳妇都生了儿子，而且两位儿媳妇对婆婆孝顺，平日里也勤快，会时不时花钱跳大神给婆婆治病。
胡老太太的孙媳妇能干粗活能缝补衣裳，丈夫打她她也不怨恨，反而还给奶奶婆婆绣花鞋。
总而言之，在小团圆媳妇嫁进来之前，包括胡老太太，胡家的女人都是一种形象：孝顺、能干、任劳任怨。
可是萧红在《呼兰河传》中也用轻飘飘的话提到过，胡家的女人内心并非像表面那般，她们各自不大相同。
胡老太太的两个儿媳妇儿看起来相处不错，实际上妯娌二人早就有了摩擦，大儿媳生了二孙，二儿媳生了大孙，不过在胡老太太面前没有展现出来。
而胡老太太的大孙媳妇——萧红在书中满打满算就提了两次，一次是开头，说她能干、温顺、孝顺，丈夫打她也不怨恨，还说哪个男人不打女人。
而后就是结局，大孙媳妇跟着别的男人跑了。
虽然萧红就提到了两次，但侧面也可以看出来，胡家的大孙媳妇也不像表面那般温顺。
甚至胡老太太也在演，大孙媳妇的手烂了以后，胡老太太知道后会装作大度地拿出钱让大孙媳妇买药，同时也会刻意大声地说让大孙媳妇之后把钱还上。
可以说，胡家的女人，包括胡老太太，其他人，每个都在尽力地演着同一张脸。
这张脸就像萧红在第二章第四节提到的娘娘庙里的娘娘一样：温顺。
温顺到什么地步呢？温顺到老实，并且要好欺侮。
胡家，甚至是当时整个呼兰河可能需求的就是这样一张脸的女人，如果不长这样，扮演也要扮演出来。
穆旦的《冥想》有一句诗：
在它们长久的秩序下 ，我只当一会小小的演员。
胡家的三个女人可以说，在生活中是很好的演员。
然而小团圆媳妇只有12岁，她不会演，这是她悲剧的根源。
她只有12岁，胡家人可以在她的年纪上作假到14岁，可是她没有能够演出呼兰河需要的女人形象。
当她被打了以后，她并不老实，还会哭闹着要回家。
……
也因此这样，呼兰河的看客就会小团圆媳妇有了判定：这个姑娘不知羞，也因此他们认为，这个姑娘早就应该打了。
书中也写到了这样的场面：
邻居左右因此又都议论起来，说早就该打的，哪有那样的团圆媳妇一点也不害羞，坐到那儿坐得笔直，走起路来，走得风快。
而到后面，当小团圆媳妇被胡家各种折磨的时候，看客们不但没有阻止，反而推波助澜，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早就对小团圆媳妇有了判定，所以小团圆媳妇遭受的一切都是活该。
中国人流传很多谚语，类似于“三岁看到老”，这些谚语都反映着中国一个传统：凭着一个细节去判断人，凭着自己的经验去揣测人。
在书中，没有一个人试图去了解真正的小团圆媳妇，甚至了解小团圆媳妇真实年纪、为小团圆媳妇辩解她不是妖怪的，只有书中的“我”——一个儿童做到的。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提到了“我”几次和小团圆媳妇说话，每次接触到的形象都是一个朴实的12岁女孩的形象。可是在别人的嘴里，小团圆媳妇却被无情妖魔化。
其实国外也有这样的故事，加缪《局外人》曾经就写了一个普通职员因为在母亲去世后没有哭泣，而被其他人先行判断冷漠，最后判处死刑的故事。
往往这样的人，反而没有资格去辩解。
就像小团圆媳妇，她尽管有嘴，但是呼兰河的看客已经将她判定为了不知羞，到后面又共同将她判定成了妖怪。
她根本没有资格为自己发声。
其实小团圆媳妇一直都试图努力地去说什么，隐瞒年纪的时候她会告诉“我”真实年纪，挨打的时候她会说她要回家，到最后她躺在床上气息奄奄的时候，她还会说她不知道辫子怎么掉下来的，并不会承认自己就是妖怪的事实。
但是所有人的判断，让小团圆媳妇无法去反抗。
萨特曾经有一句话说“他人即地狱”，也就是说别人对一个人的看法回去左右一个人的选择甚至是结局，人永远无法去表达最真实的自己。
只有顺着其他人目光，去演一个外人眼中的人，这才是能够活下来的真理。
小团圆媳妇的悲剧开端，正是来源于她没有根据外人的眼中去老实表演，她一直试图说出内心真实想法，而这些真实被外人全部异化成了她是“妖怪”的证据。
封建制度、人们的冷漠都不是小团圆媳妇悲剧的开端。
看客们对于小团圆媳妇不假深入了解，就暗自下定论，导致小团圆媳妇陷入了一个“他人的地狱”里，这才是看客们的最大罪过。
2.看客二重罪：动物凶猛
如果说，看客的第一罪过是定义，第二重罪则是他们的愚昧以及愚昧所展现出的动物性。
通读过《呼兰河传》的人，大多都可以读到小说中所写的“看客”的冷漠，这种冷漠不是关于别人的，而是只关乎于人的。
萧红曾经用了一整章去写呼兰河的人麻木，不论是死了独生子的寡妇还是打死了一个人的染坊，似乎都不太会牵动呼兰河人的心思。
而在小团圆媳妇的故事中，萧红无异于又将“麻木”强调了出来。
在小团圆媳妇之死中，看客是最为麻木的群体，有多麻木？
小团圆媳妇家跳大神，呼兰河的人们过来只顾着凑热闹看，却不在乎小团圆媳妇的死活。
小团圆媳妇被洗三次热水澡，每次她都被热水烫得乱跳，可每次“看客”只想把她重新压回水中，直到人不行了，他们才救人。
可是小团圆媳妇下次再到热水中的时候，他们依旧像看好戏一样把她压进热水中。
哪怕是最后小团圆媳妇去世了以后，大家也只念叨着席上的酒菜如何如何，根本没有对逝去的生命存在哪怕一点的敬畏感。
而且在萧红的笔下，这群看客有一些共通点：卑琐、没有什么文化，只求着自己能够过好日子。
而这群人因为疲于奔命，所以他们生活中的乐趣极其之少，小团圆媳妇的生死对他们来说，等同于看戏。
将生死等同于看戏，这一现状不仅出现在《呼兰河传》中，也出现在了现实里。
当年“戊戌变法”失败之时，谭嗣同放弃逃跑机会，企图用鲜血唤醒民众，可惜当民众看向谭嗣同的时候，仅仅是过来凑了一场热闹，还向他扔了鸡蛋、烂菜。
生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人生之重；看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人生之轻。
可是在部分“看客”的眼中，看戏要比他人的生死重要得多。
这是因为看客们真的心肠太硬而导致的吗？并非如此，看客将他人的生死看得太轻，是太过贫困又愚昧导致的。
人是具有两种性质：一是动物性，二是社会性。
当贫困和愚昧一同来临的时候，人的动物性就会压过于社会性。就像是明朝典籍里《石点头》有一话叫“江都孝妇屠身”，讲的就是当人们缺乏食物快要死亡的时候，他们可以抛弃一切人性，去吃同类的肉。
人个体的生存越受到威胁，他们的动物性就越重。
在《呼兰河传》中，这种“看客”变相地充当了这些“动物”，他们的生存没有逼迫他们丧失人性，但逼迫他们丧失掉了同理心和思考力。
如今的社会，当我们看到一则悲伤新闻的时候，甚至是一则没有伤亡但只是别离的新闻，都会产生同理心而难过，因为人们通过教育产生了极强的同理心。
而就像鲁迅《狂人日记》中描绘的那样，在过去，“互相吃人”的社会都让人无动于衷，因为那些人就像是动物。
动物性失去了同理心，看到同类的死亡也不会有所悲哀，甚至在他们的眼中，同类比其他的动物还要低贱。
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就是这样，在她的心中，鸡、猪比人要重要很多，所以她有脾气打小团圆媳妇，也不会打那些动物。
在“小团圆媳妇之死”的后面，萧红特意地又将呼兰河人民的“看客心态”点了出来：
老胡家闹得非常热闹。传为一时之盛。若有不去看跳神赶鬼的，竟被指为落伍。
而在其中，萧红笔下的“我”也是一名看客。
尽管萧红笔下的“我”是个孩子，对于很多事情没有恶意，可是在这个孩子身上，也可以看到没有经过教育的某种“动物性”。
在萧红的“笔下”，我的祖母病重熬药，“我”还是要吓唬她；祖母去世，“我”一点也不难过，反而一个人在玩，就连小团圆媳妇去世，“我”也没有一点难过。
其实，这些围观小团圆媳妇被折磨的人们，就像是马戏团里旁观伙伴被折磨的动物。
他们围观的那些折磨，不知道哪一天也会落在自己的身上。
3.看客三重罪：无可无不可
那些以有二伯为代表的“看客”可以说是一种愚昧与贫穷的后果，但是还有一类“看客”，他的冷漠是导致小团圆媳妇之死的另一大原因。
而这类看客的代表，就是“我”的祖父。
通读《呼兰河传》，很多人觉得“我”的祖父是萧红笔下的一个正面且温暖的人物，他在“我”的童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会诗书，对小孩子包容，是萧红最美好的回忆。
可是萧红却用她的笔触，无意间带出了以“祖父”为首的看客的冷漠。
这种冷漠，不是动物性的体现；而是一种传统知识分子会秉持为“智慧”的冷漠。
林语堂曾经在《吾国和吾民》一书中就指出过中国人的一大特性是“冷漠”（也有版本翻译为无可无不可），他说：
吾人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博朗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的遗嘱来作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地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
这种“冷漠”，不再是愚昧的“冷漠”，而是一件事他们自知是错误的，但是抱着不管闲事的态度。
也就是说这种冷漠正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体现。
在《呼兰河传》中，“我”的祖父就是这种态度。
“我”的祖父并非不知道小团圆媳妇是被折腾的，他在书里也提过：
祖父说：“二月让他搬家。把人家的孩子快捉弄死了，又不要了。”
从祖父的话中完全可以看出来，祖父并非不知道小团圆媳妇是被捉弄的，只不过，祖父抱着“不管闲事”的心态，才眼睁睁让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一家将她折磨致死。
底层人民的冷漠来源于贫困，那么这种地主阶级的冷漠，更多地来源于封建制度下对下层人民的漠视，还有就是中国传统流传下来的“不管闲事”态度。
封建制度下，阶级让“生命平等”一词变成了荒谬言论，在地主阶级眼中的底层人民，生命是不值一提的，这是封建制度长久教育出来、深入到骨子里的东西。
哪怕是“我”慈爱的祖父，也没有办法改变。
其次就是因为从古到民国时期，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让中国民众意识到“管闲事”似乎是和“惹祸上身”同一概念，林语堂也在《吾国和吾民》中举了例子：
当邵飘萍和林白水――吾们的二位最有胆略之新闻记者――一九二六年被满洲军阀枪毙于北平，曾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马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之哲理而变成乖巧了。
当没有足够保障的时候，哪怕是接受了教育、物质富足的人，也会选择自保。这也被所有人称之为“智慧”的一种冷漠。
所以哪怕祖父知道小团圆媳妇是死因真相，他能做到的只是说一句“孩子让他们捉弄死了”，让他们搬家，却不能做到更多，更不能去制止悲剧的发生。
“看客”一词最早出现于鲁迅《呐喊》的自序中，指的是旁观者，而鲁迅笔下的“看客”一直以来都是文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
作为曾经被鲁迅指引过的学生，萧红在写作上深受鲁迅的影响，《呼兰河传》虽然以儿童的眼光展开，也描写了回忆中美好的事情，可是更可贵的是萧红从来不去避讳现实中惨淡的事实，也不会去美化任何一个人物，她只是如实地将人性与社会之“恶”完全地描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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