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苏东坡是同一人吗(那一年苏轼死了)(1)

苏轼和苏东坡是同一人吗(那一年苏轼死了)(2)

世人皆知苏东坡的洒脱,知他爱黄州的山水,知他爱赤壁的月光,知他爱岭南的荔枝。可很多人并不知道,如果不是那一年的文字狱,他本是大宋朝堂未来的顶梁柱,徐州人民心中的绝顶好官,那个一心爱民的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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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71年,34岁的苏轼,决定逃离京城。

临别之际,表哥文同写的送别诗里有这样一句:

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文同心里清楚,自己的表弟是出了名的“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这句诗的意思很简单:

老弟,去了杭州就好好待着,管好自己那张臭嘴,别多管闲事,也别阴阳怪气。

苏轼表示“嗯嗯,好的,一定”,转头便忘了个一干二净。

毕竟,能管住嘴的苏轼,那还叫苏轼吗?

刚来杭州没几天,苏轼就忍不住了。

当时,王安石的变法大业正在全国上下如火如荼地进行,苏轼本就是在京城与老王不对眼所以才跑出来的,没想到在这里,他却是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变法的“惨状”。

比如青苗法。

本意是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以向官府申请一笔农业贷款,年息两分,到期偿还。

原本,这的确是一件好事。

但当本是自愿的贷款,成为了强制性的指标摊派时,再好的政策,也成了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

看着街头上那些借了青苗钱而倾家荡产的百姓,苏轼无奈地写下了这首诗:

杖藜里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山村五绝》

为了还上这笔钱,山村里的百姓们带着孩子奔走几十里路,一年时间大半都在城里,钱没还上,反倒是孩子们都学会了城里话。

王安石啊王安石,睁开你的眼睛,看看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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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食盐专卖,国家的钱确实多了,但昂贵的官盐却让百姓们“三月食无盐”,只得铤而走险地去贩卖私盐。

那一年除夕,苏轼在杭州府的大牢里,看着那些面黄肌瘦、一脸彷徨的农民,把大牢塞了个满满当当。

此刻的他,心中总有百转千言,却无从言说。

只能写下这首诗: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节选

百姓,向来只是为一口饱饭吃而已,如今却被逼得走上绝路。

而自己作为杭州通判,也只能按照律法,“昧着良心”把这群穷百姓判进了大牢。

要知道,除夕本是团圆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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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之后,苏轼手中的笔,就成了记录这个悲剧时代的工具。

他看到免役法下被征调的百姓,为了造运河,被迫放弃了自家的田地,在这泥泞中卖苦力,如鸭如猪——“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他看到朝廷改革税法,一律要钱不要粮,所谓“谷贱伤农”,百姓们只得“卖牛纳税拆屋炊”

书房里,山路上,寺庙中,月光下,苏轼从来没有放下笔,也从来没有停止控诉。

他从来不是一个粉饰太平的人。

只是此刻的他并不知道,一张由新党织造的阴谋大网,正慢慢向他席卷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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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当官这些年,早已活成了大宋第一顶流。

官场之外,他被视为大宋文坛领袖的接班人。

前文坛领袖欧阳修,曾在科举考试中看到苏轼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时惊为天人。

因为当时的试卷都会糊掉作者名字,自恋的欧阳修甚至还以为是自家弟子曾巩所作,故意改为了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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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后来识得庐山真面目,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写下这样一句话:“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看,这可是大宋文坛领袖钦定的接班人。

官场之上,他也是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1077年,苏轼刚刚上任徐州知州,便遇到了多年不遇的洪水。

换做普通文人可能就怂了,但老苏竟然亲自指挥,打出“与城存亡”的旗号,干脆住在了城头之上。

等到洪水来时,水已经向着城墙涨了近十米,苏轼浑然不惧。

那些嚷嚷着要逃难的百姓,自然心也不要慌了;那些搬沙运粮的士兵们,也更加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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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余日的抗洪,徐州安然无恙。

连当朝皇帝宋神宗,都专门下诏褒扬了苏轼——这就叫简在帝心。

按照宋朝的制度,不用几年,苏轼就能重返京城,直奔人生巅峰。

只是有一群人,早已将苏轼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元丰二年的朝堂,已然变天。

昔日风头无二的王安石,退隐江宁;新党唯一接班人吕惠卿,也因为立身不正被贬在外;旧党领袖司马光,则早已退居洛阳,一心在写他的《资治通鉴》。

说白了,就是新党尽管当政,却是群龙无首。

一旦苏轼回到朝堂,大权在握,焉知不会是一场腥风血雨?

既然如此,那就先下手为强吧——新党的骨干们如是想。

恰逢此时,苏轼刚刚上任湖州,按照惯例发表了一封《湖州谢上表》在邸报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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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这就是升官上任向皇帝表个忠心,走个流程而已。

苏轼的写法也一样,来来去去就是“我平平无奇,难得陛下看得起我,谢谢陛下,陛下万岁”。

但其中一句话,却仿佛让新党的猫儿们,闻到了腥味: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岂不是说朝堂上的衮衮诸公都是惹是生非之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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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多想一步的话,岂不是说陛下您没有识人之明吗?

报告陛下!苏轼这厮竟敢讽刺您啊!真乃大逆不道!

御史何正臣、舒亶,御史们的大佬李定等等——新党的猫儿们一连数天向皇帝上书,通篇就只有四个字:苏轼,该杀!

哪怕宋神宗也算是苏轼的天字第一号粉丝,这时也忍不住产生了怀疑。

于是圣旨一下,官差直奔湖州而去。

此时的苏轼,却正带着儿子和两位朋友,游览着湖州的大好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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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苏轼一开始,其实是很怂的。

听闻官差来到门外,他甚至躲在房间里,不敢出去——老苏我只是爱吃了点,爱写了点,哪见过这阵仗啊!

直到没办法,他还是化身勇敢苏苏,穿好官服走了出去。

官差们三下五除二,拿出诏书,便将苏轼捆了起来。

后人是这样记录那一刻的: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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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苏轼是极其痛苦的。

他一度想过要自杀。

回京城这段路走得异常艰难,大宋文坛的未来领袖、朝堂上炙手可热的新星,竟然戴上了镣铐,还不知道此去,不知是生是死。

坐船路过太湖的苏轼,想到了跳船——大丈夫生于世,不如一死以明其志?

所幸的是,或许是怂了,或许是想起了世间的美食还没吃够,苏轼没有跳。

谢谢你,选择了生的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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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京城的苏轼,开始真正知道何为考验。

负责审问苏轼的,是御史台的人。

御史台外时常是阴森森的一片柏树,上面时常还能看到乌鸦,故又名柏台、乌台(也有讽刺御史们乌鸦嘴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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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这件案子被称之为“乌台诗案”的原因。

此时的御史台,已然是新党的地盘,自然早在心里为苏轼定下了死刑。

他们所缺的,只不过是“证据”。

对苏轼本人,虽尚未动刑,但从八月到十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新党的御史们夜以继日地对苏轼辱骂、审讯。

苏轼受尽了一生中从未受过的苦。

连旁边大牢的罪臣也看不过眼,用诗记下了这一幕: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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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够。

御史台搜集了市面上苏轼公开出版的诗集、与朋友相交的书信,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果然”找到了很多证据。

前述那些对于青苗法、免役法、食盐专卖政策下,百姓惨状的记录,通通被视为对朝堂的攻击,对皇帝的不敬。

苏轼写了一首夸前宰相司马光的诗,竟然也被认为是在讥讽朝政——理由是,这就是在说现在的宰相不行。

他们甚至找到了一句诗,被视为对皇帝最直接的攻击: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新党的御史们难道是文盲吗?

他们当然不是,只是为了党同伐异,一切文字可以成为苏轼头上的“帽子”。

这就叫“诛心之论”。

按照御史台的最终意见,苏轼哪怕不一死以谢天下,估计也得被打下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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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自己,也做好了随时去死的心理准备。

他和大儿子苏迈约定,如果有坏消息传来,便在饭菜里送来一条鱼。

有一天,苏迈临时有事出城,只得拜托亲戚代为送饭。

岂料,他忘了把这个暗号告知亲戚,亲戚却是好心,看到苏轼平时吃的都是肉和菜,便想着换个口味,做了一道熏鱼送进去。

本来就饱受折磨的苏轼,瞬间万念俱灰。

他饭都没吃,便写下了一首绝命诗,大意就是:

子由啊,哥哥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们下辈子再做兄弟吧!

老婆啊,儿子们啊,老苏我为官十数载,家中却是空无一物,为难你们了,往后请好好照顾自己

一通泪罢,他才颤巍巍地拿过饭盒,吃起了熏鱼。

就算死,老苏也要当个饱死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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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的苏轼,仍未知道自己会是生,还是死,

最终,是大宋的制度,救了苏轼。

正如今天的检察院与法院,当时负责审问苏轼的御史台,实际上并没有定罪判刑的权力。

真正负责的,是大理寺。

按理来说,它是有独立司法权的。

但众所周知,古代当官嘛,最重要左右逢源。

朝堂上新党当道,谁敢逆新党的耳?

答案是,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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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宋顶流的苏轼出事之后,舆论沸腾了。

首先是杭州、湖州等地的百姓,听闻昔日的父母官如今身陷囹圄,他们不乐意。

人微言轻,难达天听,他们选择了最朴素的方式——解厄道场

一个个普通市民,自发捐起了钱,请道士过来做了近一个月的道场,不为求雨不为发达,只愿苏大人可以平安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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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苏轼的朋友圈也开始发威了。

当初提携过苏轼两兄弟的张方平、旧党大佬司马光等等,三十多名旧党大臣纷纷上书,为苏轼求情。

当朝宰相之一的吴充,也在皇帝面前为苏轼说起了话:

陛下一举一动都以尧舜这样的仁君为榜样,必然看不起曹操,但曹操尚且可以容忍当众骂他的祢衡,陛下您就容不下一个写诗的苏轼吗?

甚至连卧病在床的太皇太后,也向神宗打起了亲情牌:

当初仁宗皇帝在朝的时候,可是说过这两兄弟可以当宰相的,要是苏轼过不了这关,岂不是打了仁宗皇帝的脸?

最后,连苏轼的老对头王安石也看不过眼,在江宁发来求情信:

陛下,您就饶了这个出了名的憨憨吧!

作为天字第一号粉丝,神宗自己也不禁想起了,昔日在宫中捧着苏轼的诗文,连呼“奇才”的时刻。

他决定放过苏轼,于是宣布:

为了给太皇太后的病祈福,我要大赦天下。

此时的大理寺,不知道是秉公办理,还是收到了风声,也是作出了终审判决:当徒二年,会赦当原。

这话的意思就是,原本苏轼这厮是得流放两年的,但这不碰上陛下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祈福嘛,苏轼这罪按律当赦,那就当场释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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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新党的猫儿们,瞬间又跳出来坚决反对。

苏轼或许就官复原职,重新去当他的湖州太守去了。

最后,还是宋神宗大笔一挥,做了一个两头不得罪的决定——让苏轼去当个挂名无权的黄州团练副使。

这样一来,苏轼保住了自己的小命,新党的猫儿们也可以睡个安稳觉。

简直是两全其美。

苏轼只能是谢主隆恩,拍拍屁股往黄州去。

足足一百三十天暗无天日的生活终于成为过去,从乌台走出来的苏轼,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恍如隔世啊。

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老子这辈子,以后就游山玩水,低调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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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乌台诗案,到此告一段落。

苏轼的人生,从此完成了蜕变。

尽管熟悉苏轼的人都知道,苏轼后来又打了自己的脸。

旧党上台之后,苏轼再获重用,他却开始反对尽废新法,为新法做起了辩护。

难道,他忘了舞台之中,那受尽凌辱的一百三十天了吗?

不,他记得。

他只是更记得,大宋那数千万只为一口饱饭吃的百姓而已。

他从来都是那个,“一肚皮不合时宜”的人。

不一样的是,苏轼看得更开了。

没有机会做个好官,他便决定努力活得快乐一些,喝喝酒吃吃猪肉,交交朋友游山玩水,何乐而不为呢?

他和友人游于赤壁之上,写下了千古名篇《赤壁赋》: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他在家中钻研美食,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千古名菜——“东坡肉”。

甚至,还史无前例地为无人喜爱的猪肉写下颂歌。

最终,成为了那个“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东坡先生。

苏东坡去世的那一年,他写下了真正的绝命诗: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三个地方,不是繁华的京城,不是绝美的杭州,不是抗洪七十日的徐州。

偏偏是,乌台诗案以后,他被贬谪的三个地方。

历史往往就是如此的戏谑。

这明明是一起阴冷的文字狱,却没有颠倒黑白,也没有人头落地,反倒是——

大宋,少了一个未来的宰相苏轼。

中国,多了一个潇洒千年的苏东坡。

资料来源: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

叶梦得《石林诗话》

吴洪成、许观《苏轼教育思想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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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于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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