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舌战群儒的那些话(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十个必杀秘技)(1)

在《三国志》中一直被司马懿、华歆等辈评为“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的诸葛亮,或许因为“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而不配称为一个胆略过人的雄杰家,甚至因为不懂《左传》中最浅显的道理——“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终遗“谯周一言以亡蜀”之大祸,而不配称为一个“智虑无方的术家”。但是诸葛亮却是善于著述的文章家、道艺深明的儒学家、应对捷疾的口辩家。

尤其是孔明先生的辩才,堪称独超众类,比肩苏、张,在同一时期无人能出其右。“铁腕治蜀”和“纵横捭阖”形成了他赖以飞翔的双翼,使他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战争之海中总能浮沉自如,游刃有余。辩才作为实现谋略的重要手段,在诸葛亮畅言《隆中对》、力促孙刘联盟与及回书斥王朗的佳作《正议》中一再地被加以运用、发挥,其高度的艺术性、思想性和屡试不爽的功效性不由人不击节喝彩。

抛却《三国演义》这部“姜尚渭水钓文王”的自我炒作之书不谈,单观《三国志》及《魏略》两部书,就不难发现诸葛亮言谈之奥妙。他具体的“作战”方式是:与有智慧的人物说话,要见闻广博;与见闻广博的人说话,要圆通善辩;同善辩的人说话,要提纲挈领;同自矜高贵的人说话,要凭借自身背景或理想信念,不卑不亢;同富足的人说话,要境界高远,言辞豪迈,摒弃世俗;同捉襟见肘、穷困潦倒或职位低下的人说话,要动之以利;同好战之人说话,要彬彬有礼;与勇武之人说话,要豪胆果断;与愚钝、不开化之人说话,须锋芒毕露。与身居高位的人说话,必须谈奇特的事来打动他。

这十条金科玉律,其实早在《鬼谷子-权篇-第九》中已有所录,原话为:“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

但是鬼谷子微言大义,只述大略,未尽详实。譬如对于文中“与富者言,依于高”的这个“高”字,资质低劣者未免会以为‘高’字仅仅代表高深玄奥的意思,那就犯了外交辞令中的大忌了。再如古人常说:“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尤其是在乱世之中,枭杰奸佞是最善于伪装的,哪能一眼便分得出对方是愚者、智者抑或勇者、贵者?连对方底细尚且不知,又如何依据鬼谷子的口诀出招?

孔明先生则不仅对该文中的“智”、“博”、“富”、“高”等10多个关键字做了全面而系统的解释,更对如何识别、判定这十类对手写下心得,载于《七略》。即:“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而观其变;三曰:资之以谋以观其识;四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以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以观其信。”运用此七种策略察人观物,不惟可以探知对方性格、品质、才情如何,甚至连他的社会关系、家庭背景、生平履历也都能了如指掌。

孔明先生的第一次模拟演练,是在南阳草庐之中。他纵论天下大势,详略得当。这其中有规谏,譬如指出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告诫“此诚不可与争锋”;也有指引,譬如提到江东孙权,三世基业,“国险而民附”,“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谈及荆州,诸葛亮对其战略区位优势赞赏有加:“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所以荆州易主是早晚的事情。论及益州,诸葛亮更是神采飞扬,“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且“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最后诸葛亮对未来主人刘备的政治号召和御人之德作出评价:“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综上分析,曹操北占天时,孙权南借地利,刘备独据人和,只要再“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一旦时机成熟,“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无怪乎刘备听罢,“与亮情好日密。”

在他给刘备的申论《隆中对》里,没有一句空话套话,从头到尾都扣紧了两个字:霸业。这份宏论中的“实在劲”,在当时来看,除了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无人可比。

按理说儒家讲求的是“口不言利”,但孔明先生所言却句句离不开怎么教刘备获取“事功”,这不是因为他世俗鄙陋,恰恰是他懂得相时而动、因人设谋的道理。

试想一个“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的天下枭雄,要想“伸大义于天下”,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是地盘。这个时候如果对如何攻城略地丝毫不提,大作官样文章,对穷困潦倒的刘备复有何益?诸葛亮如此言辞,正是对《鬼谷子》中“与贫者言,依于利”这一口诀的绝妙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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