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志》中一直被司马懿、华歆等辈评为“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的诸葛亮，或许因为“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而不配称为一个胆略过人的雄杰家，甚至因为不懂《左传》中最浅显的道理——“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终遗“谯周一言以亡蜀”之大祸，而不配称为一个“智虑无方的术家”。但是诸葛亮却是善于著述的文章家、道艺深明的儒学家、应对捷疾的口辩家。
尤其是孔明先生的辩才，堪称独超众类，比肩苏、张，在同一时期无人能出其右。“铁腕治蜀”和“纵横捭阖”形成了他赖以飞翔的双翼，使他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战争之海中总能浮沉自如，游刃有余。辩才作为实现谋略的重要手段，在诸葛亮畅言《隆中对》、力促孙刘联盟与及回书斥王朗的佳作《正议》中一再地被加以运用、发挥，其高度的艺术性、思想性和屡试不爽的功效性不由人不击节喝彩。
抛却《三国演义》这部“姜尚渭水钓文王”的自我炒作之书不谈，单观《三国志》及《魏略》两部书，就不难发现诸葛亮言谈之奥妙。他具体的“作战”方式是：与有智慧的人物说话，要见闻广博；与见闻广博的人说话，要圆通善辩；同善辩的人说话，要提纲挈领；同自矜高贵的人说话，要凭借自身背景或理想信念，不卑不亢；同富足的人说话，要境界高远，言辞豪迈，摒弃世俗；同捉襟见肘、穷困潦倒或职位低下的人说话，要动之以利；同好战之人说话，要彬彬有礼；与勇武之人说话，要豪胆果断；与愚钝、不开化之人说话，须锋芒毕露。与身居高位的人说话，必须谈奇特的事来打动他。
这十条金科玉律，其实早在《鬼谷子-权篇-第九》中已有所录，原话为：“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
但是鬼谷子微言大义，只述大略，未尽详实。譬如对于文中“与富者言，依于高”的这个“高”字，资质低劣者未免会以为‘高’字仅仅代表高深玄奥的意思，那就犯了外交辞令中的大忌了。再如古人常说：“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尤其是在乱世之中，枭杰奸佞是最善于伪装的，哪能一眼便分得出对方是愚者、智者抑或勇者、贵者？连对方底细尚且不知，又如何依据鬼谷子的口诀出招？
孔明先生则不仅对该文中的“智”、“博”、“富”、“高”等10多个关键字做了全面而系统的解释，更对如何识别、判定这十类对手写下心得，载于《七略》。即：“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而观其变；三曰：资之以谋以观其识；四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以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以观其信。”运用此七种策略察人观物，不惟可以探知对方性格、品质、才情如何，甚至连他的社会关系、家庭背景、生平履历也都能了如指掌。
孔明先生的第一次模拟演练，是在南阳草庐之中。他纵论天下大势，详略得当。这其中有规谏，譬如指出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告诫“此诚不可与争锋”；也有指引，譬如提到江东孙权，三世基业，“国险而民附”，“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谈及荆州，诸葛亮对其战略区位优势赞赏有加：“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所以荆州易主是早晚的事情。论及益州，诸葛亮更是神采飞扬，“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且“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最后诸葛亮对未来主人刘备的政治号召和御人之德作出评价：“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综上分析，曹操北占天时，孙权南借地利，刘备独据人和，只要再“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一旦时机成熟，“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无怪乎刘备听罢，“与亮情好日密。”
在他给刘备的申论《隆中对》里，没有一句空话套话，从头到尾都扣紧了两个字：霸业。这份宏论中的“实在劲”，在当时来看，除了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无人可比。
按理说儒家讲求的是“口不言利”，但孔明先生所言却句句离不开怎么教刘备获取“事功”，这不是因为他世俗鄙陋，恰恰是他懂得相时而动、因人设谋的道理。
试想一个“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的天下枭雄，要想“伸大义于天下”，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是地盘。这个时候如果对如何攻城略地丝毫不提，大作官样文章，对穷困潦倒的刘备复有何益？诸葛亮如此言辞，正是对《鬼谷子》中“与贫者言，依于利”这一口诀的绝妙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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