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末的一个晚上，火烈鸟（The Flamingos）乐队的大巴车停在了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个音乐厅门前，在门口，有30到50个手持着步枪和警棍的警察站成一排等着他们。
警察们把这支因为歌曲《我的眼里只有你（I Only Have Eyes for You）》和《爱的阶梯（The Ladder of Love）》而知名的乐队“护送”到了化妆间，并且对他们下达了严格的指令。
作为黑人音乐家，他们只被允许跟黑人观众进行眼神交流，他们被限制只能在舞台上活动，而不能跟台下的白人有任何接触。
文：杨子虚 编：桃子
“这太荒谬了，”入选了摇滚名人堂的乐队成员特里·约翰逊回忆说，“警察要求我们不能目视任何白人，当我们进场的时候他们规定我们‘我不想看到你们这些黑/鬼看台下的白人妇女，如果你看了，那你就死定了’之类严酷的规定。”
火烈鸟乐队，就像那个时代的所有非裔美国艺人一样，不得不跟吉姆·克劳法规定的所有荒唐事做斗争（Jim Crow laws，指1876到1965年间美国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法律）。
他们常常不能住酒店，在白人餐馆被区别对待，甚至直接被禁止进入，他们不得不驱车去他们的黑人朋友家吃饭。
火烈鸟（The Flamingos）乐队
但即使如此，伯明翰的那场演出依然给约翰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是活人，让我们不能看着一个对我微笑鼓掌的人吗？”约翰逊告诉《滚石杂志》，“那太难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
在50年代和60年代，黑人音乐人发现他们站在了种族隔离斗争的最前线。在饭店的柜台、在学校和公交汽车上，因为种族隔离政策而引起的冲突已经被详细地记录下来了，但当时的记者并没有完全报道过詹姆斯·布朗的俱乐部演出，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幸存者的传记和口头回忆来了解细节。
查克·贝利（Chuck Berry）
随着最初的摇滚乐先驱们渐渐去世——Fats Domino和查克·贝利（Chuck Berry）都在2017年去世了；小理查（Little Richard）在2020年去世；而火烈鸟乐队的大部分成员也都已经不再了。
此刻，分享他们的故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摇滚乐从诞生的时刻就混合了白人的乡村音乐和黑人的节奏布鲁斯，这种音乐正是在种族隔离者为了压迫民权运动而收紧吉姆·克劳法时候出现的。
整个美国南方的艺人都被迫参加了人群隔离仪式，有时候，演出场地被非正式的划分为仅为黑人或者白人服务，例如新奥尔良著名的露珠酒馆就是专门为非裔美国人服务的。
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警察和演出发起方会将观众分开，有时就像火烈鸟乐队的那场演出一样，黑人在舞台上，白人在台下；还有一些时候，一条画着的线从剧院的中间穿过，或者用绳子把观众隔开。
1955年，查克·贝利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杜瓦尔军械库（Duval Armory）演出，他在自传中回忆道：“就在他们要为观众打开大门之前，四个工作人员拿着白色的绳子走进场地，他们用绳子圈住了场地中间的座位，使之成为一个有色人种和白人都不能进入的禁区。”
贝利还写道，他曾经应邀去参加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的一场演出，却发现一群白人用当地的一支翻唱乐队代替了他的演出。一个人告诉他：“这是一个乡村舞会，我们事先不知道《Maybellene》这首歌居然是个黑/鬼唱的。”
在历史上，音乐演出上的种族隔离执行是随意的，完全取决于各州地方官员和警察的种族态度。国际节奏甜心（The International Sweethearts of Rhythm）乐队是一支跨种族、全女性的爵士乐团体，他们在1940年代的美国南方巡演期间就没有进行种族隔离——尽管她们有时候会被城镇拒之门外，或者成员被关进监狱。
国际节奏甜心乐队
“在1954到55年之前，可能还有更多潜在的通融方式，或者执行方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英国诺森比亚大学教授布莱恩·沃德说，他在1998年著有《是我的灵魂在回应：节奏和布鲁斯、黑人意识和种族关系》。
“南方开始被煽动起来了，以一种更严格的方式来压制民权运动，法条开始被严格执行，与联邦法律完全吻合。”
1957年，警察打断了在新奥尔良保留大厅的一场双种族的演出，并逮捕了所有的音乐人，据几位在场的观众说，当时法官对聚集在法庭的人群说：“我们不想看到北方佬到新奥尔良来，把奶油混进我们的咖啡里。”
种族隔离的摇滚音乐会海报
50年代初，“Lawdy Miss Clawdy”劳埃德·普莱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市演出，他很高兴地看到黑人和白人一起随着他的歌声翩翩起舞——直到一名白人警察中止了演出，然后在舞池中间拉起了一条绳子。
“这种情况开始变得频繁，”84岁的普莱斯回忆道，“绳子在很多地方都被拉起来了，哪种人多就成了哪种舞蹈，如果黑人比较多，那就是黑人的舞蹈；如果是白人比较多，那就是白人的舞蹈。”
“我们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也经历过，”78岁的桑尼·特纳说，他是另外一支名人堂入选乐队The Platters的唯一幸存成员，这支乐队以《The Great Pretender》和《Only You》而出名，“我们会出门走一走，去演出场地的大门口试一试，看看我们是不是被允许从前门进入。”
The Platters乐队
不仅仅只在南方，The Coasters乐队的成员老莱恩·修斯记得，他把车开进犹他州林肯市的一个预定演出的场地，期待着经历一个愉快的夜晚，给观众演唱《Young Blood》和《Yakety Yak》等大热曲目。
当他走下车的时候，演出发起人告诉他们：“呃，我们要找的是The Coasters乐队。”
乐队回应说：“我们就是The Coasters乐队啊。”
The Coasters乐队
那人说：“我还以为他们是白人呢。”修斯回答道：“不，我们是黑人。”
站在周围的一个人着急忙慌地说：“他们不是白人，让他们快滚蛋！”于是The Coasters只能匆忙回到车上，离开了那里。
一些尝试挑战种族边界的艺术家则遭到了暴力甚至死亡的威胁。
1951年，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的一场演出中，白人约翰尼·奥迪斯，也就是曾经创作了《Willie and the Hand Jive》的那个人，他记得自己曾经眼睁睁地看着他乐队里的一个黑人乐手被残酷地殴打，仅仅只是因为他在回答一个白人问题的时候忽略了说敬语“sir”。
杰基·威尔逊
已故的杰基·威尔逊则记得1960年他和几位顶级的歌手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演出，当他发现他们的演出被分为两场，第一场专为黑人演出，第二场专为白人演出的时候，他们退出了第二场演出。
然后当地的白人居民挥舞着枪支，将威尔逊的一行人赶出了城镇。同行的一位演出者叫杰西·贝尔文，他曾创作过大热门的《Goodnight My Love》和《Earth Angel》，由于他突然加速他的凯迪拉克轿车，轮胎发生了爆炸，汽车失控转向，他和他的妻子不幸在车祸中丧生。
内维尔兄弟乐队
在2018年去世前，内维尔兄弟乐队的查尔斯·内维尔回忆了另外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
1959年，三个年轻的白人女性经常试图到新奥尔良的露珠酒馆挑战吉姆·克劳法，他们混入黑人观众中，化着黑色的妆，带着眼镜，其中一个还用头巾包住了她的一头金发。
一天晚上，当内维尔和他的同事吉他手雷德在场外休息的时候，新奥尔良的警察用手铐把他们拷在了电线杆上，并且从场子里把三个女孩拖了出来，问道：“你们跟这些黑/鬼搞在一起做什么？”
内维尔眼睁睁地看着警察把她们打到重伤，不得不被送到医院。他说：“上帝啊，我们以为他们还会杀了我们。”
小理查
但是随着摇滚乐的兴起，当猫王、查克·贝利和小理查的时代到来以后，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摇滚乐的演出是如此的喧嚣，以至于当局完全无法隔离开观众了。有些人记得警察有时候都无奈地举起了手。
“当我们第一次走进场地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拉着隔离绳，但当我们开始演出以后，他们就允许他们越线了。那场景真的太美好了。”The Coasters的修斯说。
在吉姆·克劳法被执行得最严厉的时期，年轻的白人和黑人们找到了突破隔离的方法。
普莱斯回忆道：“在第一次中场休息之后，孩子们都在一起跳起了舞。我就不停地演奏我的音乐，而孩子们就不停地……通过舞蹈，通过我创造的节拍来反抗，他们开始意识到，我们都是人。”
在1985年传记中，小理查也回忆起自己是怎么把种族隔离的观众聚集在一起的：“我们在突破种族的障碍。”小理查的制作人H.B.巴纳姆则说道：“当我们第一次上路的时候，观众有很多都被隔离开了……但大多数时候，等到演出结束的时候，他们又全都混在一起了。”
勇敢的音乐家们，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的，都为音乐演出取消种族隔离做出了贡献，虽然在1964年《民权法案》实施以后，有些地方依然在继续着演出场所的种族隔离。
1961年，雷·查尔斯取消了奥古斯塔的一场预定的演出，因为演出场地在种族隔离的贝尔礼堂；披头士乐队则在1965年的美国巡演中拒绝在任何种族隔离的场所进行演出。
此外，新奥尔良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在60年代有一支多种族的爵士乐队，俱乐部老板休·海夫纳有足够的金钱和影响力，他宣布他会用法律武器跟任何试图阻止这支乐队的人对抗。
查克·贝利
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有助于公众反抗种族隔离法案，但“认为查克·贝利的力量会以某种形式打倒种族隔离是危险的，”沃德教授说。
正是《民权法案》，其中特别禁止在“任何电影院、剧院、音乐厅、体育馆、体育场和其他展览和娱乐场所”进行歧视，这才是最重要的。
“3K党成员热爱黑人音乐，但表演刚刚结束就把白色面罩带上的例子太多了，”沃德说，“如果对某种音乐的共同热情就是种族和谐的关键，那么这个世界会大不相同。”
Ref：
rollingstone/music/music-features/the-rope-the-forgotten-history-of-segregated-rock-roll-concerts-126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