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早的文王拘而演《周易》，到能呼风唤雨，做八阵图，点七星灯的诸葛亮，再到“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这几个人都被传得法力无边，神乎其神，既能上通碧落又能下达九幽，但是否为后人戏说，加以美好的想象而创造出来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据传有位清朝初期的贝勒在经过刘伯温的坟墓时，因为好奇这位传说中的神人的神奇之处，于是便带兵挖开了他的坟墓，结果就被墓中的一块石碑给吓的不轻。
只见石碑的正面写的是：顺治三年春，如何开我坟。
石碑的后面则是：贝勒贝勒，天下无敌，生于北方，死于浙直。
贝勒深感后悔，好奇真的会害死猫，果然从刘伯温的墓室离开没多久，这位贝勒很快就死去了，这让后人对于刘伯温这个人更加好奇了，那么刘伯温这个人到底有何神奇之处？又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之间有着怎样的君臣纠葛呢？
刘伯温生于官僚世家，从他这往上翻好几代多是当官儿的。他们这一脉祖籍陕西，是党项族——西夏便是党项建立的政权，后党项融入中华诸族中。
看今天刘伯温庙中所祭拜的刘家七代人。
刘延庆，北宋镇海军节度使，跟童贯打过方腊（就是水浒传里的童贯和方腊），靖康之变时，守卫京城（汴京，不是北京，现在的河南开封），兵败身死。
刘光世，刘延庆的二儿子，南宋抗金名将，与岳飞，韩世忠，张俊并称为中兴四将。官至南宋太师，封杨国公。死后追封鄜王（鄜是刘光世陕西老家的地名），谥号“武僖”， 葬于现在的杭州，因南宋政权偏安一隅，为南宋效力，刘家“南渡”临安（今杭州）。
刘尧仁，刘光世之子，从临安搬家到丽水。他一生未做官，以田园幽居，耕读为乐，为了远离官场喧嚣，把住家从临安迁至丽水。
刘集，刘尧仁之子，也是位不愿做官的主。他把家从丽水搬到青田，从此刘家直到刘伯温出生，一直定居于青田，因此刘氏以青田人自称。
刘濠，刘集之子，刘伯温的太爷爷。南宋朝廷的翰林掌书，南宋灭亡后，辞官归隐，多有急智。 同县人林融反元复宋，被元军探查，刘濠将探子灌醉，救下林融。
爷爷刘庭魂，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元朝太学上舍（太学就是当时的国立大学，上舍就是对读书人的尊称）。
父亲刘炝，任元朝遂昌教谕（遂昌县的教书先生）。
小时候的刘伯温，没有冻饿之虞，营养好，记忆力超强，读书过目不忘（给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看什么都眼冒金星，遑论记忆力）。更兼他家里有书——不用像同时期的宋濂，需要借书读，宋濂介绍求学经历的《送东阳马生序》，被纳入中学语文课本。
刘伯温不仅爱读书，更爱读杂书，所以天文地理，风水星象，兵法数术，无所不通，自然有了一身本事。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彼时的帝王家却是元朝，于是他只能跑去元大都（北京）参加会试。
不出意外，高中进士。
但考上了和当官了是两回事。
元朝从立国起，便把神州大地当做牧场，野蛮统治，胡作非为，用马上打天下的那一套来治天下。有元一代，四海八荒烽火阵阵，狼烟四起，起义就没断过。刘伯温所处的元朝末年，蒙古统治者自顾不暇，四处灭火，可各地义军还是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生根发芽。元朝忙着平叛，没工夫顾这一茬。
三年后，元朝想起这批进士，便安排刘伯温到江西高安县做县丞（岗位工作就是给县太爷打下手）。在任上，刘伯温的工作风格展现的淋漓尽致，他夙兴夜寐，十分负责，更兼执法严苛，对不法行为和土豪劣绅绝不手软，一经发现严肃处理。他不仅把这把火烧到了豪绅地主，更把同事给点了。对于身边收受贿赂的官员，一经发现，决不轻饶。
这种工作风格贯穿他的一生，他不是个看破红尘，与世无争的高人。相反，他脾气火爆，见啥争啥，啥啥都争，往好听了说是刚正不阿，一身浩然正气；往难听了说，是个作风刚硬，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驴脾气。
他干了五年县丞，一个县就那么大，能得罪的不能得罪的，都让他得罪个遍，最后辞官走人。
元政府又让他干江浙儒副提举（一个元朝独有的，管教育的官），类似于今天省教育局副局长，干了一年左右，和同僚相处并不愉快，辞官走人。
后来，刘伯温跑到乡下居住，靠给村中的孩子教书为生，与志同道合的文人朋友们谈天说地，过了两年清净生活。
再后来，他又搬到了杭州待了四年。四年中，大儿子刘涟出生，闲暇之余，与刘显仁、郑士亭等南方文人兴趣相投，来往甚密。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徐寿辉攻杭州，在杭州沦陷前，刘伯温拖家带口回乡避难。返乡后，元朝廷给了他新的任命，让他去做江浙省元帅府都事——这是个地方军事长官。
刘伯温走马上任，当务之急是平复叛乱，保境安民。他又是老一套，不服就干，严刑峻法安排上，贼首必须伏诛。可贼首方国珍精通人情世故，上下打点，更兼钱能通神，买通了政府官员，不仅被招安，还被封了官。
方国珍摇身一变，成了刘伯温的同僚。有昔日你死我活的经历，俩人同朝为官自然也水火不容。虽说刘伯温今天是家喻户晓，但那时别人还真敢告他心胸狭隘，擅做主张。他哪受得了这个，于是又撂挑子，辞官走人。
刘伯温在元朝当了三次官，次次没当明白，次次辞官走人，可见，再有能力的人，放在一个腐朽的政府，混乱的组织中，也成不了事。
不过，八年后，刘伯温又出来当官了。
随着朱元璋在乱世中东征西讨，崭露头角，他开始大量招募人才。刘伯温被请到了应天（今南京），成为了朱元璋的谋士。
谋士是最适合刘伯温的工作，按他的风格，让他处理具体政务，得罪人太狠，事儿办成了但自己却沦为众矢之的，得善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给政权出出主意，做个参谋，反而能活的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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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朱元璋在南方有两个敌人——陈友谅和张士诚。三者对比，朱元璋最不占优势。陈友谅在长江上游，顺江而下，可以直扑朱元璋，古往今来，以上攻下鲜有败绩。张士诚在江浙一代，坐拥江南文人集团，更兼倒腾海盐，赚的盆满钵满，经济文化实力最强。
从二人的行为处事中，刘伯温琢磨出了二人的性格，陈友谅是个目标明确，杀伐果断，为了权力六亲不认的主。他杀徐寿辉而代之，更兼东征西讨，不断扩大势力范围，再给他两年，势必气候大成。
而张士诚是靠贩卖私盐起家，虽然有钱，坐拥江南大片沃土，但还有生意人的习气秉性，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小打小闹可以，赌上身家性命谋取天下，则没有这个魄力。
为此，刘伯温提出先陈后张，逐个击破的政策。这为大明定鼎南方，起到了如《隆中对》一般的战略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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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刘伯温献策，让朱元璋脱离韩林儿自立，并以“大明”为国号来招揽人心。
但这一切，朱元璋并没有真正感激，感激这个词并不存在于朱元璋的人生准则中。陈友谅是为达目的是不择手段，但越不择手段，反而越不得人心，最后陈友谅活成了孤家寡人，兵败身死。而朱元璋把礼贤下士，仁义道德当做招揽人才的手段——为达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用，这点他比陈友谅高明的多，这才是真正的不择手段。
可骨子里，他和陈友谅属于一种人，都是暴烈雄猜，疑心很重，除了自己谁也不信。
“没有刘伯温，我就想不到吗？”
“即使他帮我得到了天下，可坐稳江山后，我还需要他帮忙吗？”
“他一肚子阴谋诡计，看人看问题比我都准，这些权谋之策，如果拿来对付我，我扛得住吗？”
其实刘伯温投奔朱元璋，并没有太多选择。没有本事，不被重用；有了本事，把你利用完了注定是一脚踢开；若是锋芒太露，注定是兔死狗烹。
而不投奔，以刘伯温在江南一代的名气，绑也能给你绑来。
生逢乱世，众生皆苦。
哪怕是刘伯温，也选择不了自己的死法儿。
他不断的当官、辞官、被辞官，与官场一直联系紧密，但并不代表他没有文人风骨。他是个文人，他想做个好官，所以他眼里揉不得沙子，所以他在世风日下的元末，没有同流合污。
他生性高洁，又洞察人心，是江南文人集团的核心，但这个集团，并不容于朱元璋，从地理上界定，江南文人最早是属于张士诚那边的。而朱元璋麾下的大多数文臣武将都是他的淮西老乡，在他眼里，两相对比，忠诚度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刘伯温等江南文人，属于明政权中的少数分子，是注定被孤立的那一派。
而文人以笔为枪，一个弄不好就是反动力量，他要杜绝一切能威胁到皇帝宝座的可能。与刘伯温相交甚好的江南文人，大多下场凄惨，这个团体基本上被一锅端了。
宋濂，开国文臣之首，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因孙子被牵扯到胡惟庸一案，死于流放途中。
杨基，元末明初诗人，“吴中四杰”之一。入张士诚帐下，为丞相府记室。明初为荥阳知县，累官至山西按察使，后被罢官，服劳役，累死。
张羽，安定书院山长，洪武初年入京，不为朱元璋所喜。后受官场牵连流放岭南，投江而死。
俆贲，洪武七年入朝为官。洪武十一年下狱。洪武十三年，以“犒师不周”处死。
王行，书画大家，又精通兵法，泼墨成山水，时人谓之王泼墨。书法学二王。后受蓝玉案牵连，处死。
……
从赵构建炎南渡以来，江南因气候宜人，水草丰美，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粮食产区和人口聚集区。人口抬升经济，经济决定文化，江南又成了人文渊薮，文曲星下凡之地。纵使蒙元的铁蹄，也没有除尽文化的种子，但朱元璋阴谋阳谋一起用，差点把这点薪火相传的文脉，断得一干二净。
他儿子朱棣杀方孝孺十族，寒了天下读书人的心。
他后代明英宗杀于谦，更是让天下读书人，无人愿守大明皇室，无人愿守北京，最后自酿苦果自己尝，崇祯帝吊死煤山，群臣大开城门迎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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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的所作所为，和资本一样，都在无所不用其极的扩张，垄断权力，垄断一切，但实质上也是自毁城墙，自掘坟墓。
明朝开国后，朱元璋作为一个不爱惜棋子的好棋手，注定是把人往死里用，榨干棋子最后的剩余价值。对朱元璋来说，军国大事，要让刘伯温抽离出来，他一身本领不能在军政领域发挥。只用他的性格和风骨，于是让他搞监察，视察百官，让他自己引火烧身，不得人心就好了。
这里的百官，多是淮西派的功勋将领。这帮朱元璋老乡，在建国过程中抛头颅洒热血，牺牲良多。但淮西派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打天下用得着他们，治天下用处就小了，而站在皇帝的立场上，他需要的是如走狗一般的，没有人格的职业官僚，帮他治理天下。而不是能坐一起吹牛喝酒侃大山的亲朋故旧，和他共度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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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时光只属于他一个人。
于是，卸磨杀驴。
卸磨杀驴这事儿，虽说朱元璋一直在做，但不能一上来就做的太明显，不能自己杀，刘伯温就是最好的杀驴刀。他成了朱元璋手中，制约淮西派的重要棋子。
朱元璋要杀功臣、要夺天下文胆、要废除丞相制度，他想要的太多，他不仅想要这一切，他还想水到渠成，顺其自然，不失人心的去达到目的。
他任命刘伯温为御史中丞，做天下言官的首领。刘伯温继续做刘伯温，伯温本温，执法严明，刚正不阿。李善长的亲戚犯罪了，他照抓不误，不仅抓，还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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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从大明开国的封爵来看，刘伯温和李善长的爵位中间隔着一个银河系，李善长是第一功臣，被封为韩国公，开国六公之首，淮西一系的老大，年薪（俸禄）四千石。刘伯温只是个诚意伯，年薪（俸禄）只有二百四十石。
李善长趁着一个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去找刘伯温说情，被刘伯温一口回绝，并把这事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大笔一挥，杀。
碰了一鼻子灰的李善长恨得咬牙切齿，但毕竟犯在人家手里，见刘伯温油盐不进，便开动脑筋，又施一计，反将了刘伯温一军。于是他对刘伯温说，好长时间不下雨了，如这时候杀人， 不合天意，老天爷更不会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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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温也没惯着他，一如既往的伯温本温，说杀了你亲戚，老天必下雨。
李善长的亲戚就这样命丧黄泉。
但问题是，没有下雨，真的没下雨。
此事一过，李善长便开始处处针对刘伯温。局面如此，正是朱元璋想看到的，粘板上面，肉和刀子打的不亦乐乎，没人注意拿刀的手——朱元璋这个躲在帷幕之中的幕后黑手，稳坐钓鱼台，看刘伯温和李善长左右互搏，人脑袋打成狗脑袋，打的血肉横飞，他只是时不时的装傻充愣，顺坡下驴。
刘伯温势单力薄，江南文人打不过淮西派，便又一次辞官走人。临走前，给正为迁都一事犹豫不决的朱元璋两个建议，不能迁都凤阳，也不能现在反攻北元。事后看，这两个建议都是对的，他的眼光还是那么毒辣，毒辣到当世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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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伯温走后，杨宪接任了御史中丞。这个杨宪也是江南文人的，和淮西派自然也尿不到一个壶里，于是利用监察的便利，处处给李善长挖坑，找麻烦。
李善长一看自己树大招风，而且年过半百，便也起了隐居幕后的心思，便找了个年轻的小老乡——胡惟庸来扶植。
事情到了这一步，两边都没得到好处。刘伯温常年得罪人，时间一久，说刘伯温的坏话也慢慢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三人成虎，更兼朱元璋本身疑心重，便又把他叫回来了。
朱元璋问他，李善长之后，谁能做丞相。
杨宪咋样？
这哥们有能力，但心眼小，干不了。
胡惟庸咋样？
这家伙现在是小牛犊，将来则是红眼牛，他能给大明干翻车。
我看你行，你来吧，老铁。
我知道我行，但我一身浩然正气，嫉恶如仇，您别惦记我了。但现在的人，东瞅瞅，西瞧瞧，他们都不够格。您慢慢培养，慢慢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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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刘伯温的性格没有冲着朱元璋来过，虽说这次也没有，但着实给朱元璋恶心到了。刘伯温话里的意思是——
满朝文武皆废物，唯有伯温最贤能。
普天之下皆奸恶，唯有伯温讲品德。
哪怕刘伯温说的是实话，但实话也不能这么说。即使刘伯温有利用价值，但也太招烦了点，你小子这么清高，去阴间清高吧，不杀你，只是你不能死在我手里罢了。洪武三年，朱元璋给刘伯温打发回老家了。
胡惟庸这时候已经成为了丞相，便落井下石，说刘伯温的老家有王气，他在有王气的地方上呆着，是图谋不轨，要谋反。
于是朱元璋又罚了刘伯温一次，直接不给发薪了。这么扯的理由，朱元璋要是信了，绝对是脑抽，脑抽是无法在战争年代活下来的，更无法建立一个偌大的王朝。但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就是顺坡下驴，恶名胡惟庸来背，他何乐而不为？
要知道这时候的刘伯温岁数已经不小了，土埋半截，种地是不可能的。被断了粮，没饭吃，只能又回朱元璋眼皮子底下——你总不能看我被饿死吧，更深层的考虑是，我在你眼皮子底下，和你住一个城市，这回总不能说我有王气了吧，总不能疑心我，怕我搞事情了吧。
洪武八年，刘伯温病了。
这时候更见朱元璋的神操作，他直接派胡惟庸上门慰问。他自己不去，安排刘伯温的政敌胡惟庸去，已经说明了很多东西。
胡惟庸的随行医生，给刘伯温开了药，没多久，刘伯温便一命归天。
朱元璋好像杀了刘伯温，朱元璋好像没杀刘伯温。
这个事情要由诸君去评判，每个人都能得出不同的答案。
我只能说，杀人，不一定要用刀子。你在意文人风骨，我便打碎你文人的骄傲，文人的脊梁；你在意江南文人集团，我贬的贬，杀的杀，流放的流放。
你年老体弱，还有几年好活？我给你弄个对手，你们针尖对麦芒，你拼着最后一口气争赢了，也没几年蹦跶；争不赢，气死病死，我还能杀了他，给你报仇。顺带着收割一波你粉丝的人心。
皇帝的宝座下，埋葬着多少枯骨？我数都数不过来，但少了你的那具，我寝食难安。
你的骨头，不能龙精虎猛的被埋葬，我怕你死后诈尸。你要被我榨干，榨不出一丝丝油水，喂狗狗都不吃，我才安心。任你本领通天，任你清高，但你的生死取决于我，你就是不如我。
这就是皇权的魅力。
如果皇权是毒药，朱元璋已经毒入骨髓。
刘基，字伯温。明朝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四月，明朝诚意伯刘伯温在青田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多年后，胡惟庸被杀时，其中一条罪名便是毒杀刘伯温。
是的，朱元璋给刘伯温报了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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