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何香凝与廖梦醒、廖承志的合影。
廖梦醒与李少石合影。
廖梦醒（左）与李少石（右）与女儿李湄1934年在上海的合影。
1938年6月，廖梦醒（左二）在香港与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及其他委员合影。右起：廖承志、诺曼·弗兰斯、塞尔温·克拉克夫人、宋庆龄、廖梦醒、邓文钊、爱泼斯坦。
1945年10月，毛泽东为李少石遇难所写题辞。
1983年9月，为了进一步搜集廖仲恺一家人的文物资料,我和同事余德富一同进京了。
金秋的北京，天空湛蓝，路旁花坛的菊花散发诱人的清香，枫叶格外红艳，难怪著名作家老舍赞美“北京之秋，便是天堂。”京城的秋天实在太美了！
廖承志在一首诗里写道：“白发人犹在，莫殉儿女情,应为女中杰，莫图空节名。廖家多烈士，经门多隽英；两代鬼雄魄，长久护双清。”廖梦醒，无疑是名副其实的女中豪杰之一。9月28日下午，秋风送爽，阳光和煦。我们走出宾馆，搭乘公交车到了西便门，步行大约5分钟，便到廖梦醒的家。按响门铃之后，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身材娉婷秀雅，脸庞娟秀，彰显出一种古典的美。我看过她的照片，我猜测这就是廖梦醒之女李湄。“你们是仲恺农校的吗？请进屋里坐！”因为我们事前已经联系过，所以她直接了当地问道。我们点头称是。她把我们引进客厅，端上一杯热腾腾的茶，很客气地送到我们面前，热情地说：“请稍候，等一会儿，我妈妈就出来见你们。”说完，她款款地走进了厨房。我望着她的背影，觉得她举手投足，透着一股睿智之气。
我环顾四周，发现这是一间普通的三居室，室内摆设极为简陋，客厅里放置着几张旧沙发，案头摆着一盆兰花，俊逸秀雅，发出阵阵沁人心田的幽香。墙上挂着几张廖仲恺和何香凝的照片，还有一幅毛泽东的亲笔题辞：“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员，不幸遇难，永志哀思。”因为是住在一楼，光线比较黑暗，通风条件也较差。
片刻工夫，廖梦醒大姐便从房间里出来了，她热情地同我们一一握手，微笑着向我们问好。她是著名的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和何香凝之女，1904年2月4日在香港出生。这时她已经是79岁的老人了，但脸色红润，气色尚好。她留着一头短发，稍卷而显得花白，衣着朴素，态度和蔼可亲。她刚坐定，便热情地对我们说：“欢迎你们的到来！”听了这话，我们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了许多。紧接着她又说：“那时我跟随妈妈北伐到了武汉，1927年3月仲恺农工学校举行创办典礼时，因为妈妈没空，就派我代表她参加盛典，后来我还在学校干了三个月的财务工作，我们是校友呢！”短短的几句话，一下子就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听了这番话，我的心里暖暖的。
“廖大姐，您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这次我们到北京来拜访您,是想了解您的革命事迹，以便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今天上午，廖晖同志带我们去拜访王震副总理，他也称赞您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家呢！他赞扬您的日文、法文和英文都很好。同时他也嘱咐我们一定要拜访您！”我开门见山地向她说明来意。我看见她戴着老花眼镜，眼镜上套了保护绳，吊在脖子上，左耳塞着助听器。我知道她的耳朵不大好，1927年下半年，她送弟弟去日本时，被上门搜查的警察打聋了。我怕她听不见我的话，所以我讲话的声音中气特别足，显得洪亮、清晰。
廖大姐显然听清楚了我的话，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略想片刻，陷入沉思，似乎她的思绪回到那风雷激荡的年代，缓缓地说：“1925年8月20日，我的父亲被国民党右派分子指使的歹徒刺杀身亡之后，我们全家都十分悲痛。我和弟弟都发誓要为父亲报仇雪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不少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母亲担心国民党右派分子对我们家‘斩草除根’，决定让我送时年仅20岁的弟弟到日本东京。同年6月下旬，我陪同弟弟一起离开广州到香港，再转赴日本。我到了日本之后，‘关东妇女同盟’经常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座谈会。我在会上介绍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为老百姓办托儿等许多好事，并宣传了共产党提倡男女平等的主张，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1927年6月下旬的一天，一批警察突然闯进我们的住所，把我们姐弟俩都逮捕了。警察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打得鼻青脸肿，甚至把我的左耳也打聋了。”她边说边用手指着挂在她左耳的助听器，然后又继续说：“我严斥日本警察说，你们垂涎我们的东北，简直是痴心妄想！警察随即把我们押送到车站，他们在那里释放了我弟弟，而我却被他们押解到横滨，然后把我驱逐出境，我回到了香港。这是我母亲的家，亲戚朋友很多，这也是我出生的地方。”
廖大姐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看过的有关史料，史料中记录，此时她在岭南大学时的恋人李振，后来改名为李少石，恰好也在香港做海员工作。他已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次在香港的重逢，使他们的爱更加浓烈，他们便私订终身。但是何香凝却不大同意他们的婚事，为了“棒打鸳鸯”，便把廖梦醒安排到法国去。廖梦醒到了法国之后，在巴黎大学办了个旁听证，在那里学习法文。1930年春，有一天，廖梦醒收到李少石从上海发来“速回”的电报，她立即听从他的电召，回到了祖国。
廖大姐喝了一口茶，接着又缓缓地说道：“我曾经奉母亲之命到法国留学，后来李少石便打电报叫我回来，我回到上海后，才知道中共中央准备开辟一条从上海至香港，转赴汕头，再转苏区的新交通线。要在香港设立一个交通站，以便迎来送往路过香港的共产党人。少石被任命为这个交通站的站长。如果他是单身，不仅不容易租到房子，而且也很害易被敌人所发觉。我家几代人在香港土生土长，可遇水搭桥，逢山开路。所以我回到香港之后，很快就和少石结婚了。1932年1月16日生下李湄。”她讲到这里时，李湄刚好从房间里走出来，这话被她听到了，李湄微笑着说：“那时，我爸爸妈妈为了革命事业，决定不要孩子，以免牵累。我的出生，是他们避孕失败而产下来的。”她边说边给我们添茶，然后把脸转向她妈妈：“如果不是你们有我，这么多年来，谁来照顾您呀？”这位在中国电影家协会工作的女儿不仅长相俊美，还能写出一手好文章。说完这番话，她瞟了她妈妈一眼，只见廖大姐点头称是。这时满堂盈盈笑语，大家都兴酣采烈。笑了一会，廖大姐继续对我们说：“那个时候，我非常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也向少石表达了我的心愿。1931年初春，一天晚饭后，少石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去到那里之后，才知道这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找我谈话。他问我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理解，以及对国民党的看法等问题，我都一一作答。谈话告一段落之后,我问蔡和森：‘我能入党吗？’他微笑着说：‘我们考虑考虑。’这次谈话后不久，由少石和黄龙介绍，我在黄龙住的机关里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看到那鲜红的党旗,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廖大姐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像奔腾不息的河流，滔滔不绝：“1933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中国工人通讯社’（简称CWC），这是中共建立的最早的对外宣传机构。同年5月10日，少石被调往中共江苏省委担任宣传部部长兼CWC的负责人。于是，我们一起从香港回到了上海。我在这个通讯社从事中译英的工作。我们每7天或10天便发稿一次，中文稿只复印7到8份，英译文则油印80多份，寄往国内外，同时也寄给共产国际。我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少石很晚才回来，把稿子往桌子上一放，我就要连夜把稿子翻译出来，往往忙到深夜。使我最为难过的是，1934年2月，由于江苏省委内部出了叛徒，帅孟奇等很多同志被捕，少石于2月28日也被逮捕了。虽然柳亚子、孙夫人、李石曾和我妈妈等4人签名担保，也未能获得释放，但逃过死劫。在被捕一年之后，少石从南京监狱转到苏州反省院，一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全部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少石等人才终于获释了。”
我从有关党史资料中得知，由于日寇入侵，廖梦醒等人在上海实在呆不下去了，1937年12月，她和妈妈何香凝、经普椿等人乘轮船到了香港，此前，中共中央任命廖承志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不久也到了香港。到了香港之后，廖梦醒、廖承志和何香凝的表妹夫等人了解到八路军新四军缺医少药的情况，需要成立一个组织筹款筹物，但深感他们的威望不够，便向请孙夫人出面，宋庆龄也欣然同意。经过商议，这个机构名称叫“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为保盟）。1938年6月14日，保盟在宋庆龄寓所正式成立。这是一个以争取国际援助，支持祖国抗战为宗旨的抗日爱国组织，总部设在半山区西摩道21号。宋庆龄任主席，廖承志任中央委员兼秘书长，廖梦醒则担任宋庆龄的秘书、中央委员、兼办公室主任，还有许多名人和外国友人担任中央委员。保盟的成立，为我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架设了一座国际主义的友谊之桥。当我向廖大姐问到保盟当年在筹集抗战物资的情况时，廖大姐道：“自从保盟成立之后，我简直是忙得不可开交。我既是宋庆龄的秘书，又是保盟的办公室主任，后来又兼任保盟的财务主任。宋庆龄会见国内知名人士以及外国友人时，接待工作都由我负责。作为保盟的办公室主任，我要处理许多日常的事务性工作。我兼财务主任后，时常出入银行提取现钞，有时一取就是一大袋，还要经常包装、托运药品和医药器材，以便运往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当时解放区第一辆配备流动手术室的大型救护车，第一架大型X光机，全是由我们保盟捐助的。那时，新四军军长叶挺派沈其震到香港找到我，经过孙夫人同意,我给新四军送去大量的蚊帐布、奎宁丸、防霍乱疫苗以及从国外募集来的2万余张毛毯。保盟还动员许多外国医生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助工作。比如马海德、柯棣华等医生都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参加救护伤病员，并创办国际和平医院等，为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批的医护工作者，缓解了根据地缺医少药的状况。”
我们谈兴正浓时，李湄忙完家务，也来到客厅，坐在我的旁边，我悄悄地问她：“我们谈这么久了，会不会影响大姐的健康？”谁料这话被廖大姐听到了，她马上说：“不碍事的。有我这位乖女儿照顾，目前精神还可以，再坐一会，你们千万不要见外哟！”说这话时，她的脸上绽开了笑容。看得出，她对女儿的精心照顾，是相当满意的。眼前的这一幕，使我想起了孟子所说的：“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李湄对母亲的侍候，也到了这一境界了吧。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宋庆龄在日本侵略军到达机场前6小时，乘最后一个航班飞往重庆，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1942年春节前夕，廖梦醒和李少石从香港乘船到澳门，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同年5月，周恩来通知廖梦醒到重庆，继续担任宋庆龄的秘书，负责宋庆龄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工作。不久，李少石也奉命调往重庆，分配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外事组工作。他才略卓然，文笔过人，经常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政论文章，深得周恩来的赏识和广大读者的喜爱。
关于廖梦醒到重庆之后的情况，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之后，她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恩情》一文，我从中得知她在重庆的情况。那时她到了重庆之后，继续担任保盟的秘书兼办公室主任，还要兼任周恩来与宋庆龄之间的交通员。其时，宋庆龄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行动很不自由，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在曾家岩50号，那是一幢三层的小楼，坐落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两边的菜馆经常蹲着许多特务。看见有人从办事处出来就盯梢，巷口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特务监视非常严密。办事处的同志叫她“李太太”，周恩来要求她，打扮要时尚一些，遇事要沉着冷静，因而她每次在周恩来与宋庆龄之间送信，都要七拐八弯，甩掉一个个“尾巴”，才能顺利的完成任务。李少石到了重庆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住在办事处，每周只能回来一次，为了不“染红”宋庆龄，廖梦醒和他也不以夫妻相称。李少石回家时，李湄也不能叫他爸爸，只准叫他“伯父”，女儿一开始还很不习惯呢！他们就是这样默默地为党工作，公而忘私。我查阅过1945年的《新华日报》，也知道她丈夫李少石在重庆遇难时的情形，那是1945年10月8日晚，悲惨的事发生了！那时，柳亚子到办事处来找周恩来，因为周恩来当时正在参加张治中宴请毛泽东的酒会，便让徐冰接见，徐冰请李少石作陪。他们谈完正事后，李少石便和柳亚子谈诗，正当他们谈兴正浓时，办事处要用周恩来的车送柳亚子回沙坪坝，柳亚子热情地邀请李少石上车，说这样可以多谈一会儿。车子送柳亚子回家后，返回到沙土湾时，压伤了路旁的一位国民党兵，他们大声呼叫“停车！”但司机熊国华不予理会，继续驱车前进。于是，一位国民党兵举枪向车子射击，李少石应声倒下，他身中数枪，俱中要害，血流如注，于当晚7时45分在重庆市民医院溘然长逝。毛泽东悲痛亲笔题辞，高度评价李少石革命的一生。我不忍心提起那伤心的往事，只是婉转地问廖大姐：“你怎么离开重庆到了上海？”她坦然回答说：“少石遇难后，我常常以承志的诗句‘应为女中杰，莫图空节名’来自勉，振奋起来。我在红岩山上住了十多天之后，周恩来告诉我，孙夫人快要回上海了，她希望我也到上海去办公。我听从周恩来的安排，强忍悲痛，不久也回到了上海。”廖大姐在讲述这段悲惨的经历时，神情严肃，我从内心里十分佩服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坚强女性。
稍停，廖大姐喝了一口茶，又给我们讲述她给上海地下党送情报的惊险经历：宋庆龄回到上海之后，把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她继续担任宋庆龄的秘书，致力于中国福利会的工作。她在上海的朋友很多，他们都很信赖她。1947年的一天，国民党重庆市长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突然来找她，说她在她丈夫的办公桌上发现有一份黑名单，是一个被捕的人招供出来的，她让廖梦醒赶快通知这些人。廖梦醒一看吓了一大跳，十几个人的名单中，她认识3个。但她不能贸然承认她是地下党员，她便叫倪斐君把名单留下来，说让她想办法试试看。倪斐君走后，她立刻把名单夹在钞票里出了门，叫到一部三轮车到金神父路，其实目的只是想经过威海卫路的福民食品店，那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她到那里说要买点东西，让车子停在门口等她。她进去之后，悄悄地把名单交给售货员老熊之后便匆忙离开。著名文学家胡风也是她在重庆时认识的朋友，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之时，一天，她突然接到胡风的电话，说他有急事需要马上见面，他们便相约到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中见面。到家之后，胡风开门见山地拿出一份情报，让她转交给共产党。胡风告诉她，他有一位好朋友叫阿拢，有熟人在南京国民党军的首脑机关任职，蒋介石某高级将领有一次与阿拢的熟人闲谈说准备在山东如何作战，边说边在纸上画。阿拢的熟人拿了这张图专程从南京到上海，请胡风设法把它交给共产党。廖梦醒对胡风说，让她想想办法看。等胡风离开之后，她立刻去找赵朴初，通过他，廖梦醒和地下党负责人张执见面了。廖梦醒一见面便把这份重要的情报转给了张执。后来，她还从胡风手里转过另一份重要的情报,上海局把这份情报密电给中央军委。由于这份情报价值重大，上海局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1948年底，宋庆龄告诉廖梦醒，廖梦醒的名字已上了黑名单。她通过地下电台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对她说：“上了黑名单就赶快走吧，还请示什么呢？”于是，1949年2月，廖梦醒便从上海乘船到了香港，一直到4月份，应中共中央之邀，她才和母亲及廖承志的女儿廖蒹、儿子廖晖等人，乘希腊的轮船离开香港抵达天津，再转赴北平。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廖梦醒的母亲作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她作为妇女界的代表，廖承志作为青年的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共商国事。一家有三人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一度传为美谈。当时，连她的弟弟都不知道，还误以为她是民主人士呢！她的中共党员身份，一直到1953年才公开。廖大姐讲到这里时，爽朗地笑起来了。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长谈，这时已将近5点钟了，黄昏微妙的暗紫色渐渐从窗外射进来，我们起身向廖大姐告别，并祝她健康长寿，她站了起来，热情地把我们送到门口，连声说道：“谢谢！谢谢！”我回眸桌上那阵阵飘香的淡雅兰花，仰视这位功勋卓的革命前辈，依依惜别！觉得廖大姐的高尚品格就像这盛开的兰花，高洁，典雅，淡泊……
1983年10月8日，我们返回广州。离京前，我们去向廖晖同志告别。廖晖建议聘请廖梦醒当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名誉馆长。回来后，我打电话征求廖大姐的意见，她也欣然同意。1984年5月，经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批准，廖梦醒担任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名誉馆长，当时《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也报道了这一消息。
（本文作者系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前馆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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