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黎子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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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论及16-17世纪大航海时代，必然会涉及欧洲那些装载十几数十门大炮，有着复杂帆装的欧式帆船。而与欧洲这些塞满了大炮的武装船只相对的，是东方那些装备着几门到十门旧式炮的小型战船。所以，一直以来有人将大航海时代的东方水战称为幼儿园水平。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亦有不少学者和民间爱好者发掘出晚明出现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炮船，这些船只有着双层甲板，装载的火炮数量堪比同期欧洲的许多武装商船。这些炮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版的“大舰巨炮”时代来临，这一时期也被称为海防战船的欧化变革时期。那么，这些新锐的战船，与同时期欧洲战船相比，水平到底如何呢？
首先，本文只谈及清入关以前的明军双层甲板炮船，不涉及后面台湾明郑势力的熕船。而最为知名的晚明双甲板炮船，无外乎料罗湾海战以前郑芝龙打造的一批新式战船和彼得芒迪所绘制的珠江口明军战船。
这里先说郑芝龙的新式舰队，该舰队在尚未投入实战之时就在港口中被荷兰人偷袭烧毁，但也得益于此，荷兰人详细记述了这些船只的大小火力。
按照《热兰遮城日志》所载，荷兰人击毁了25到30艘配备完善的大战船，这些战船架设有16，20到36门大炮，以及20到25艘其他小的战船（这里可能是指明军的旧式战船）。
该舰队装备之精良，“庞大、漂亮的戎克战船，装有重型火炮，有些船的火炮比我们战船（yachts，在当时指各种吨位的战船，有的可载有30门以上的火炮）上的还多”。当然，有读者会疑问，关于这些船上装载的火炮是否全由红夷炮组成。
笔者认为全由红夷组成是有一定可能的。《靖海纪略》中记载福建总兵俞咨皋曾于天启六年，赠送给海盗钟斌60门千斤大铳（当时东南沿海所称的千斤大铳基本就是红夷炮，不过这一条史料是孤证。），可以侧面看出，当时的福建地区已经有能力大量生产红夷炮。
而按照郑芝龙的财力加上福建等地政府的全力支持，这些船只上的火炮，极有可能大量配备千斤以上的红夷炮。毕竟，在接受招安之前，郑芝龙就已经被称为“所用者皆夷炮”。
另外，欧阳泰就根据荷兰人使用的“grof canon重型火炮”一词，认为这些船只装备的一部分重型火炮是18磅以上的重炮。
除了这些火炮以外，这些船只上还给一部分火炮配备了最好的辅助设备-轮式炮车、带环螺栓和驻退索。解决了重炮移动不便，后坐力最大的问题。
同时再根据能配备如此数量的重炮来看，这些船只的船体极有可能是进行加固了或者是直接套用了欧式船体，当然，后者的可能性较小，因为依据荷兰人绘制的油画以及荷兰人的描述来看，这些战船仍是中式船体。
▲（西蒙-德-弗列格绘制的《 1633年7月13日的荷中海战》）
总而言之，郑芝龙的新式舰队这足以称得上当时乃至一直到清郑对峙时期中国最好的舰队。但可惜的是，这支舰队尚未发挥他的威力，就被荷兰人击毁在港口中，仅仅留下3艘大船和几艘小船得以保存。
不过尽管如此，郑芝龙的新式舰队计划并未完全破产，在两年后崇祯八年（1635年）剿灭刘香战役中，郑芝龙的战船达到了“每船可安置大铳24位，炮声一发，裂云穿浪,卒成馘阵之功”这里的大铳包含了二三千斤的红夷炮以及威远炮。虽然不如厦门那36炮的威武，却也堪称强悍。
由于郑氏的努力，这种有着强大火力的炮船开始在中国沿海推广开来。1637年，韦德尔舰队来华，随船的彼得芒迪就在广州珠江口见到了一艘明朝将官的坐船。得益于芒迪那幅经典的插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明人的双层甲板战船是怎么样的。
▲英国旅行家彼德·芒迪绘制的两层火炮甲板中国战船，广东内河，1637年
从画中来看，这艘战船侧舷开有14个炮口，两侧当有28个炮口，加上明人一直以来在船头设置炮位的习惯，这艘船至少装有29门火炮。当然，按芒迪所说，这些火炮与他们在明军炮台里缴获的炮一样，都是Drake类型的。重量为4-5英担，即200-250公斤。
再结合芒迪说这些炮为Drake炮，而Drake炮的特点就是短小轻，同时主要发射霰弹。可以推测，该船上装备的火炮可能是旧式的威远炮神飞炮等传统火器，并仍然以发射霰弹为主。
由此，这艘船虽然表面上装炮极多，但实际上火力是相当弱的，至少，对上同期欧洲的武装战船来说，是这样的。而船体结构上，芒迪的评价则是这艘船本身并不坚固。当然，唯一的优点就是速度还不错，且转向很轻松。
▲（珠江口明军战船/图源-《鸦片战争中的中英舰炮比较研究》）
笔者推测，这艘船有可能是广州将官从郑芝龙那里买来的二手旧货，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郑芝龙新舰队中的小型船。这些小型船或许是郑芝龙的实验产品，即利用旧有的未经加固的中式船只搭配欧式的侧舷炮口。
以上，笔者简要介绍了最为知名的两种实际投入使用的晚明炮舰。可以看出，他们代表了晚明炮船的天花板和地板。前者可以真正发挥出炮船的威力，而后者则纯粹就是多加了几门炮的旧式船只。
当然，除了郑芝龙和广东明军的双甲板炮舰以外，晚明的各地明军水师也都装备了一定数量的炮船。如崇祯年间南京水标营就有铳船7只，这里的铳船有2种可能，一是使用侧舷炮的战船，一种则是延续了嘉靖以来专门用一船搭载一炮模式的铳船。而南京工部侍郎董鸣伟造龙骨战船，其船仿制于闽海战船，配备有8门红夷，而原型的闽海战船则可能备有更多火炮。
另外，何汝宾的《兵录》一书中也曾提到一种炮舰。
“船下层左右约开铳孔，或三十处，或二十处,安置红夷大炮，每门重二千三四百斤者,用一车轮架乘之，便於进退装药。此等大炮，每船一只,或六门或八门,左右排列;余孔亦列千斤与五百斤之铳，必要五百斤为率者，方沉重不跳且送弹端直。至上层战坪如用百子、狼机等炮。大约一船要兵百余名，大小铳共五六十门，多多益善。”
《兵录》所载的这种炮舰，装备有50门炮，但其中仅有9门二千多斤的红夷，发射大约在6-12磅左右的炮弹，其他则是千斤或五百斤的火炮以及百子铳，佛郎机这类小炮。
这种配置应该是较为合理的，毕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有郑芝龙那般“皆用夷炮”的豪气。当然，目前尚未见到《兵录》中设想的这种炮舰实例。只能据此推测其他的明军炮舰，即前文所提的闽海战船，可能就是以少量的重炮配合大量的轻型火炮。
而在这些官方力量以外，明末强悍的海盗势力们也有不逊色于官军的海上力量，如前文所提的海盗刘香，其舰队中的广东巨舰已达到“每船红夷大铳十余枚” 的配置。这里的红夷大铳十余枚，亦可参照而后来崇祯十三年投降的海盗余国泰，其部被明军缴获的红夷炮威远炮神威炮百子炮等各类型火器，就达到了1658件。
综上，我们可以总结出明末明军和海盗所拥有炮舰的大致情况，强悍者，如郑芝龙的新式舰队，配炮二三十门，可能皆为红夷。一般者，如刘香的广东巨舰或明军的闽海战船，载炮十余二十余门。弱者，则可能如广东珠江口那种看而不中用的坐舰。
那么，回到本文的正题，这些代表着中国的“大舰巨炮”与同时期的欧洲战船相比，实力如何？
笔者这里简要举两个代表，一是盘踞吕宋的西班牙菲律宾总督区，二是以公司之名却宛若独立王国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一六一五年，西班牙菲律宾总督区总督Juan de Silva 组织了一场针对荷兰人据点的远征，其舰队包含十几艘船，配备有300门炮，搭载军士水手五千余人（刚好可以实行5000人征明计划）。其中的旗舰La Salvadore号配置有整整四十六门口径大约5-6寸的火炮，其炮弹最小者为18磅重，大多为24磅，少数为30磅。
▲（圣特列莎号与阿米莉亚号的交战。左为圣特列莎号，右为阿米莉亚号/图源-《郁金香的海上兴衰》）
这艘旗舰不仅在火炮数量上远超明军炮船，其质量上更是相当恐怖，这等火力，哪怕是放在欧洲，都是不错的战舰。甚至有可能强于1632年唐斯海战中尼德兰共和国所拥有的最大战舰-阿米莉亚号（该船轻载排水量为600吨）。
毕竟阿米莉亚号不过是一艘双甲板炮舰，加上甲板炮和上尾炮不过57门炮。重炮则为4门36磅加11门24磅加9门18磅，重炮数量仅24炮。当然，与西班牙的旗舰圣特列莎号仍有较大的差距（圣特列莎号轻载排水为1500吨，载炮80门）。
同时，还有荷兰，天启年攻占澎湖的荷军战船New-Hoom号上就配备有11门半鸩铳，这种半鸩铳重达5000-6000磅，发射25-30磅的重弹，重炮数量尚且如此，其他的中轻型火炮恐怕更加的多。而其他在亚洲海域横行的荷船，也有配置七八门半鸩，外加十余二十余门二三千斤重的半蛇炮。
▲（以上为唐斯海战中荷军舰队/图源-《郁金香的海上兴衰》）
即使撇开这些，荷兰人的各种快艇船只配炮，也都达到六七门乃至十余门之多。还是以1632年唐斯海战为例，该战役中的荷方参战舰队，其实并不比亚洲海域的荷军战舰强多少。比如荷兰第二分舰队就是以十几二十炮的战船为主。（第一分舰队实力较强，有数艘40炮船和数艘30炮船，具体见上表）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亚洲海域的欧洲殖民舰队们，其战船配置仍达到了20数10炮的豪华配置。与这些“夹板巨舰”相比，明人打造的中国版的“大舰巨炮”则显得略微弱小。
且由于当时的明廷并不能有效统一地出制造这些炮船的规章，中国的“大舰巨炮”质量参差不齐，水平也飘忽不定。整体来说，中国的“大舰巨炮”与原来相比，虽有较大的进步，但仍与欧洲方面存在差距。
参考资料：
《兵录》
《热兰遮城日记》
《靖海纪略》
《The Trauel of Peter Mundy》（彼得芒迪航海日志）
《明朝海防战船欧化变革的历史考察》
《明末萨尔浒之役的溃败与西洋大炮的引进》
《明清之际红夷大炮在东南沿海的流布及其影响》
《郁金香的海上兴衰》
《从丹药到枪炮》
《1661决战热兰遮》
《鸦片战争中的中英舰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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