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校名是谁写的话说高亨与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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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校名是谁写的话说高亨与题写

话说“胸有千秋史”之高亨

与题写“山东大学”校牌之来由

文/傅先河

庚寅年初秋，我的恩师——山东周易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党工委书记于介川先生召集部分弟子在凤凰谷瑞邦葡萄酒庄园，就高亨先生的学术成就及著名诗作《水调歌头》进行研讨。笔者有幸参加了研讨，现将研讨情况加以整理，以飨读者。

一、“胸有千秋史”之高亨。高亨，又名晋生，1900年7月29日生于吉林双阳县一个小山村。1910年春，入私塾读书，学名高仙翘。由于家境贫寒，学习不易，自知刻苦用功。所读经书，多能熟读背诵，心知其义。白日既没，继以灯火，夜色将分，犹不释卷，天方黎明，诵声又起，严寒酷暑，未尝间断。八年私塾，他读完了四书五经，初觉心地豁然，为后来专攻先秦学术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8年春，高亨先生考入食宿公费的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张文澍老师指导下，学习了中国第一部文字学专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阅览了先秦诸子的主要著作及前四史。他这时已有志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并且对研究的方法和门径有了一定的了解。 192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1924年又考入北京大学。1925年秋，改名高亨，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

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高先生以中国第一流学者梁启超、王国维两先生为导师。他的毕业论文《韩非子集解补证》深得梁先生的嘉许，曾对高先生说：“陈兰甫始把《说文》带到广东，希望你把《说文》带到东北。”并在毕业时赠给他一副对联，予以鼓励：“读书要最识家法，行事不须同俗人。”从此，高先生立志遵循清代著名学者高邮王氏(王念孙、王引之)的家法，从文字、声韵、训诂入手，严谨治学，锲而不舍，并决心永远过三书生活：“读书、教书、写书。”

1926年夏，高亨先生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开始任教。初任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兼第一师范学校教员。1929年任沈阳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国文专修科教授。“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大学来到北平。之后，又历任河南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西北大学和湘辉学院教授等。1953年起任山东大学教授，1957年受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之聘，兼研究员。1967年以后不再任教，调至北京，专门从事古代学术研究工作。

高亨先生一生在教书和研究的岁月中，时刻与读书、写书相辅相行。从少年时代起，他就要求自己不但要读得多，而且要读得精，读得仔细认真。在治学上，他注重实事求是，从来一丝不苟。对于历代旧说，博览众家，不拘守一派，自己写出论文或专书，无不有根有据有经有纬，力求有所创见。坚持以文字的形音义及考据作为基础，来阐明发挥古代文化典籍的意蕴，走出了自己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途径。他博通经子，淹贯众家。每作议论文章，必从实质问题探索底蕴，借助文字声韵之学，论列是非，字斟句酌，古朴省净。故能言之有据，令人叹服。

高亨先生毕生致力于“三书”，日孜孜不倦，常兀兀以穷年，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从研究《说文》入手，逐步研究金石甲骨文字，用了十数年的功力，写成《金石甲骨文字通笺》，稿本装订为十四册，凡几十万字，这是一部有助于研究中国古文字学的参考书，不幸在抗战时期丢失，至今未能寻回。结合教学的需要，他最先致力于先秦诸子的研究，特别是《老子》一书，他对于其中字句的训释，思想的分析，以及老子生平事迹的考索，俱臻精到，为世所珍。以后又转入对《周易》、《诗经》、《尚书》三部古经的研究。由于《诗经》中“雅、颂”部分难点最多，阻力最大，高亨惟恐中国古典文化精华无人继承，故不辞劳苦深入浅出地介绍给青年一代，完成了《诗经选注》、《诗经今注》。攻罢《诗经》，便攻《周易》，他在《周易》的研究上下功夫最多。《周易》是一部中国最难懂的古代典籍，其中有象数之说，带有神秘色彩，没有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熟练的文字学功夫，很难汇通全书。

高亨勇于负重，知难而进，常说：“我不攻此难关，将留给谁?”故宵衣旰食，一意攻坚，义无反顾。终以十年之功，打破重重困难，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周易古经》及《周易大传》进行考释与论述，写出了解析《周易》专书四种，把《周易》的研究构建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上，端正了研究方向。此外，他还有《楚辞选》、《上古神话》、《文字形义学概论》、《古字通辞典》等一些著作及论文。他在中国古籍文献的整理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高亨先生教书严肃认真，每课前都写成详细的讲稿，堂上声调爽朗，语言稳重，字字句句都能送入学生之耳。讲解清晰，深入浅出，虽文辞古奥哲理深邃的先秦经典诸子之文，一经他的讲解分析，取譬论证，便可使学生精力集中，久不疲倦。他一贯教书育人，以身作则，言行正直，不同流俗。凡受过他的教育的，都能感到在学问人品所给予的深厚影响。

二、与毛主席之间的往事。1963年10月至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得隆重而热烈。当时在山东大学任教的高亨教授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即将闭幕时，与包括范文澜、冯友兰等在内的9位先生一起，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介绍到高亨先生时，毛主席一面亲切地与他握手，一面风趣地询问：“你是研究文学的，还是研究哲学的呢？”高先生回答，自己对于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都很有兴趣，但水平有限，没能够做出多少成绩。毛主席似乎情绪很好，继续说，他读过高先生关于《老子》和《周易》的著作；并对高先生的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还说了些鼓励的话。此一殊荣，出乎高先生的意料，他为此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忘怀。返回济南后，遂将自己的著作《诸子新笺》、《周易古经今注》等6种，连同一信，寄请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转呈毛主席。1963年12月，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毛泽东诗词》。其中，除收有早已流传很广的27首诗词之外，还有初次发表的新作10首。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编辑部及时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活动。高亨先生积极参加了这次活动，并附词《水调歌头》一首，以抒所感：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世间，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障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随后，高先生把这首词连同一张恭贺春禧的短函寄呈毛主席，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信是用毛笔直行写在几张宣纸上的，遒劲奔放，落款处是足有3个核桃般大小的签名。全文如下：高亨先生：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安吉！毛泽东1964年3月18日。

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山东大学”校名便出自于这封信的信封上。值得一提的是，高亨先生的这首《水调歌头》在《文史哲》1964年第一期发表后，很快不胫而走，在读者中广为传诵，由于气势恢宏，一度被误传为是毛主席所自作；同时，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不少抄本上也出现了一些文字讹误。为订正误解，澄清事实，1966年初，中央的一位负责人写信给高先生，提出希望此词能在报刊上重发一次，高先生当即表示同意。于是，时过不久，这首《水调歌头》又在《人民日报》1966年2月18日的第6版上与读者见面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先生同许多教授一样，被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和参加体力劳动。1967年8月，在毛主席的直接干预下，高先生被借调到北京，先住在中华书局，后又由文化部安排一个住处，实际上是被保护起来。从此，高先生便离开工作了十几个年头的山东大学。高先生对于山东大学的牵挂和关心从未间断。在山大1981年校庆的时候，高先生情满泉城，赋诗志庆，祝愿山大事业的发展：

神州儿女俱英雄，四化高峰自可登。

千佛山边万树绿，大明湖畔百花红。

竞驰革命星旗下，同在春风化雨中。

五十五年齐鲁地，泰山耸耳听书声。

1986年2月2日晨，高先生于北京逝世，终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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