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盛世欢筵:权杖的游戏(60)

据刘仁轨反映,显庆五年(660年)是个分界点,从那以后,朝廷对军人的优待大不如前,军人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逃兵增多。

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军人地位随建国日久而降低,是个常见的历史现象。

‘马上打天下,岂可以马上治之’。开国靠武力,治国靠管理,从皇上到老百姓,生活状态从打打杀杀转向和平建设,社会尚武风气下降是种必然。享受生活还是上战场冒险?大多数人的选择还是享受生活。唐朝算是相当重视国防,和现在美国佬一样,建国后就没停过打仗,但只要没有全国范围大的战争,这种趋势不可避免。

第二,反映出唐朝‘府兵制’这种征兵制度,有它内在的缺陷。

府兵制前面介绍过:寓兵于农,优点是节省军费,同时增强国防动员能力;缺点是专业性不强,同时老百姓负担太重。

农民兼职当兵,本身是种矛盾。作战任务不重的时候,勉强可以维持。到这时,辽东连年用兵,征调频繁,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一直维持高额补贴(奖赏)。老百姓对当兵的态度,从积极转为消极再到大量逃亡,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府兵制的败坏,公认从高宗时期开始,征辽之役,实为始作俑者。

况且辽东当时还不是唯一战场,刘仁轨他们在百济浴血奋战的同时,西北方向也是连年大战。

西北战场最耀眼的明星,当属薛仁贵。

薛仁贵是评书里的著名人物,薛家将是和杨家将齐名的武将世家。作为历史人物的薛仁贵,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勇’。

薛仁贵原是山西一个普通农民,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时应募从军。他作战勇猛,驻跸山大战时,故意奇装异服,浑身披挂各种武器,‘大呼陷阵,所向无敌,高丽兵披靡。’他搞这一出,不但吓倒敌人,也成功引起领导的注意。

太宗遥望见之,遣驰问先锋白衣者为谁,特引见,赐马两匹、绢四十匹,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仍令北门(玄武门)长上。’从平头百姓一下子成了五品官,更重要的:派到皇上家门口站岗放哨,前途无量。

东征这一仗李世民打得并不如意,班师时跟薛仁贵发牢骚:我手下这些将领都老了,打仗表现不咋地,一直想找人接替。我看骁勇善战,没人比得上你。‘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把他列入重点培养的苗子。

后边到李治手上,薛仁贵又立下奇功一件。

永徽五年夏天,李治跑山里九成宫避暑,夜间山洪暴发,瞬时冲到行宫门口。守卫们四散逃窜,薜仁贵说不能光顾自己跑,皇上还在里面哪!冒险爬上宫门大声呼叫。里面人听到报警,赶紧把李治转移到高处,没多久寝宫就被淹没。那次洪水,卫士和当地百姓淹死三千多人。李治心有余悸,把薜仁贵大大表扬一顿。多年后,他还记得这事,说:‘往九成宫遭水,无卿已为鱼矣。

有了救驾之功,后面又屡屡出征,立下不少战功,没几年薜仁贵就升作从三品的左武卫将军。龙朔元年(661年),蒙古草原回纥等九个铁勒部落反叛,他被任命为副总指挥,随大将军郑仁泰出征。就在这时,有了‘三箭定天山’的著名故事。

这里的‘天山’,不是现在新疆那个天山,而是蒙古国杭爱山,当时铁勒部落的老巢。听说唐军要来,他们集合了十多万人马,双方一打照面,铁勒派出几十名勇士前来挑战,唐朝这边出马的,正是薛仁贵。

仁贵发三矢,杀三人,余皆下马请降。

薛仁贵这箭,好比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战斧导弹,三发过去,铁勒破胆。此后唐军一路势如破竹,敌人不是降就是逃。

‘(唐军)度碛北,击其余众,获叶护兄弟三人而还。军中歌之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唐军深入漠北铁勒腹地,抓回来三个挑头闹事的,留下一段歌咏千年的传奇。

不过,这段光彩传奇的背后,历史还有它另外的一面。

长歌当哭,太多的壮士未能复入汉关。

唐军这次出兵,基本政策就一个字:‘剿’。

对前来挑战又下马请降的铁勒勇士,‘仁贵悉坑之。’到了漠北,铁勒各族‘皆迎降’,郑仁泰又‘纵兵击之,掠其家以赏军,虏相帅远遁。

铁勒一看:老大,你一手拿大棒,另一手还拿大棒啊?那我只有跑路了。郑仁泰派侦察兵去找,回来报告:敌人辎重就在附近,牛羊遍野,夺取容易。郑仁泰一听大喜,选了一万四千骑兵,轻装出发,结果跑半天干粮都吃完了,也没看见个人影。

值大雪,士卒饥冻,弃捐甲兵,杀马食之,马尽,人自相食,比入塞,余兵才八百人。’一万多精锐,没倒在敌人刀下倒在风雪之中。

一代枭雄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大唐往事268)(1)

柏杨《白话资治通鉴》

部队回来后,监察部副部长(司宪大夫)杨德裔上奏弹劾,说郑仁泰‘诛杀已降,使虏逃散。不抚士卒,不计资粮,遂使骸骨蔽野,弃甲资寇。自圣朝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丧败者。’郑仁泰不守政策瞎指挥,造成如此大的战损,建国以来都没有过,必须严惩。不但郑仁泰,薛仁贵也有问题:‘仁贵亦取所部为妾,多纳赇遣。’贪污受贿,还找了个铁勒女俘虏做小老婆,要一并处理。

他们运气不错,李治法外开恩:‘诏以功赎罪,皆释之。’当年侯君集灭掉高昌,只不过捞了点就被关进牢里;薛万均只不过疑似私通高昌妇女,便被勒令到法院搞当庭对质。一个组织要维持高的纪律性,确实很难。

作为霸主,唐朝对周边国家正常的态度是又打又拉、剿抚结合。剿不容易,抚更难,除了实力,还要有足够的耐心、技巧和运气。问题是:苏定方、刘仁轨这样文武双全、能把对方治得服服帖帖的又有几人?多数情况下,打痛、打怕就算很好的结果。李治清楚这点,因此宽恕了郑仁泰和薛仁贵。但是,二人光剿不抚留下的坑,他还要找人来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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