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40年，只是短短一瞬。然而，对于中国人而言，它却足以造就一个非凡的时代。
人们从不放过机遇，总在艰难与挑战中激情奋斗，创造财富；人们从不满足现状，总在为更好的生活寻找答案，创新理念；人们从不停止思考，总在前行中审视收获和失去，应时而变，创见未来。在这个飞速前行的时代，一切充满未知，一切充满希望。40年间，万物生长，新意盎然，中国人写下一个又一个和“创”有关的故事。
【创造 深圳故事】
40年前，炸山填海的炮声开启了深圳这座城市“创时代”的征途，也在中国改革开放史册的第一页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摄影师为我们留下了这个奇迹般的城市40年前的模样。当年，就是在这片荒芜之地，人们听到了一连串前所未闻的说法：这里，将是中国的“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要第一个吃螃蟹”、还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很快，这里成了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凭着“三天一层楼”的建设速度，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深圳，这座将对中国有着特别意义的城市，快速生长起来。这里的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当时还没有人能给出判断。但它已吸引着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在这片正在开垦的试验田中，每个人被一种坚定有力的信念鼓舞着，未来的日子一定会更美好。
从1979年开始，数万名基建工程兵从祖国各地被紧急调入深圳，成为这座城市的拓荒者。1981年，他们承担了当时深圳最高的建筑——20层的深圳电子大厦的建设任务。30多年之后这里成为深圳的城中心，那幢20层的电子大厦已经完全淹没在林立的高楼中。30年前，以电子大厦为中心，众多电子企业汇聚到这里，成为日后更广为人知的地方——深圳华强北。八十年代中期，全国60%的收录机在深圳生产，这里几乎是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始接触五彩斑斓外部世界的窗口。电子大厦开工建设的这一年，刚刚三岁的赖泽联随父母从汕头老家来到深圳，住在电子工业区附近。目睹大厦的建成到日后工业区的发展壮大，赖泽联一天天长大。
华强北创业者赖泽联：我父母觉得我对电子电器的产品比较感兴趣，就会要求我们在放假的时候，要去学，所以我暑假寒假，几乎都是在华强北度过的。
深圳电子商会执行会长程一木：喜欢深圳这种火热的氛围啊，户口不要公务员不要，什么都不要了，所有都放弃了。
1991年，29岁的程一木放弃在北京国家部委工作了八年的公务员身份，只身来到位于华强北的深圳赛格集团。1988年，赛格集团建立了全国首家专门销售国内外电子元器件的电子配套市场，从这段1991年留下的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电子元器件市场的兴盛。由于填补了市场空白，内地和香港的厂商闻风而至，规模急速膨胀。
程一木：我说这小男孩小女孩卖芯片，我说懂不懂啊?它说有什么懂不懂，卖萝卜白菜一样卖，低进高出，很简单，一块钱进两块钱出就行了，说明这些人是真外行，但是人家钱赚到了。
90年代，华强北成为了亚洲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中心，电子市场的摊位寸土寸金。
赖泽联：这就是华强电子世界，传说中的一米柜台的发源地
2001年，赖泽联大学一毕业，和父母借了8000块钱，一头扎进了这个让他感到活力十足、充满梦想的地方。
赖泽联：我原来就在这个10A038的柜台，开启我电子的事业经营。这个太贵了，我只能租一半，我记得刚好旁边的业主是个胖子，我通常被挤着的。每次出门的时候，从里面翻出来，因为门在这边嘛。
赖泽联当时卖的是国外生产的电源芯片。在只有半米长的柜台里，他一个人负责采购、销售等所有事情。
赖泽联：我同时可以对接四五个电话，这边接到一个客户电话，右手就拨通供应商的电话来问他，有没有这个货，多少钱，然后这边再把它销售出去。你总感觉，如果我今天不进步，我就被他们淘汰了。
从电子元器件到手机、电脑，这里的商户一直紧跟着时代的潮流，什么火，他们就卖什么。
程一木：手机市场的顶峰阶段，也是华强北的顶峰阶段。一天是五个亿，甚至最高峰可能到过七个亿，这种销售额是现在看来是有点恐怖的
在手机需求旺盛的时期，大量模仿制造的产品也从这里诞生。人流、物流、资金流，越来越多地涌向深圳、涌向华强北，这里甚至诞生了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
有人说，这块只有1.45平方公里的华强北的历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深圳创业史，它牵引着珠三角乃至整个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华强北所创造的每一个传奇，都印刻着深圳每一步探索创新的脚印。
然而，伴随智能手机时代来临、互联网电子商务兴起、知识产权强化，还有城市发展定位的调整，华强北一时间连遭重创。传统低效的柜台交易、相对低端的模仿制造，还有低门槛导致的过度竞争，让野蛮生长的草根创业者们在新潮流的面前陷入焦虑。
赖泽联：我们已经很早的面对着大量的同质化的竞争，所以你会每一天担忧，你今天所能做的事情，明天的生意还在不在。
几乎与此同时，这座城市也在面临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当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时间，长三角区域正快速崛起，而深圳，却开始经历增长速度放缓的阵痛。2002年底，一篇题为《深圳 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面对人们的忧虑，这座城市作出回答，谁也抛弃不了深圳，转型之路就此开启。
华强北，是个生命力顽强的神奇之地。在加工贴牌、山寨模仿、柜台交易、草根式创业逐渐退潮之后，这里的人们马上开始了新的摸索。自主研发、创客空间、硬件生产链集聚地……华强北要在求变中求生，用另一种方式把失去的时光找回来。在“一米柜台”上打拼几年后，感到危机的赖泽联决定转型，重新闯开一片天地。和很多同行选择从“贸易”转向“制造”不同，他想做的是更难、更冒险、却也更有希望的芯片研发。
赖泽联：所有这些开发的费用，只要失败，你是一分钱都不值的，所有的投入都会成为空气。
从玩具上的马达驱动芯片到更多消费电子产品的芯片，从去外国采购芯片半成品回国加工，到独立组建团队、研发生产，对于一米柜台起家的赖泽联来说，每一步都走得惊心动魄。不过，这条新路，让他看到了未来。
赖泽联：所有的人都说华强北是没有芯片开发的能力的，我们想去证明，证明中国芯是可以的。
就在华强北人尝试着再次崛起的时候，位于深南大道另一端的南山区，已经成为这座城市新的焦点。在这个被称为“中国硅谷”的科技创新聚集地，聚集了近万家科技企业。在
“创新驱动”的战略下，一个个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如雨后春笋，正在这里生长壮大，迈向全球。
汇顶公司，南山区一家芯片研发生产企业。龙华在新千年之际从江西一家彩电制造企业跳槽来到这里。
龙华：芯片的品质跟交付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的整机制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瓶颈。不管是高端类芯片还是低端类芯片，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
这一次，龙华和他到团队研发的目标是智能手机的光学屏下指纹芯片。包括众多世界巨头在内，这项技术从未有人突破。而在芯片技术并不占优的中国，要想取得成功，更是难上加难。
龙华：全世界从来没有人做过从来没有人做成，没有人帮你指路，你基本是在黑暗中，但是你必须要把它去解决。
今天，这款芯片已经成功地植入众多知名企业产品的身体中。
在创新的引领之下，今天的深圳，从崇拜发展的速度和数量，到追求创新的质量和能力，从“追随者”到“引领者”，今天，这里的每一个人和他们身后的这座城市，我们的国家，在实现着成长中的又一次蜕变，创造着一个新的时代。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原主席周路明：现在深圳成为产业创新的中心，能有这样一个结果从来都不是一个技术上的胜利，应该是制度创新的一个胜利。
40年，曾经渔火薄田的边陲小镇变成了今天世界创新科技的明星之城，是改革开放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创造”社会财富和个人传奇的历史机遇。40年，这座城市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艰难蜕变，而无论喜悦或是阵痛，它与生俱来的“创造”基因从未褪去，总会在困境中发现新的生机，顽强生长。
【创新 上海故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余年。此时的上海，作为曾经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也在迎接着一次城市发展的巨变。曾经处于城市边缘的黄浦江，摇曳着成为穿过上海的中心纽带。而在有江河的城市里，发生的故事总会与此有关。
上海市民赵明玉：我们一家都在黄浦江边长大，这个黄浦江的情结，从自己小时候到工作，到出嫁，直到自己成家搬家，算下来多少年，从6岁到现在50多年了。
赵明玉今年62岁，从小在黄浦江岸边的滨江地带长大。成家后，先生做了海员，每次离家就是一年多。黄浦江，记住了她眺望丈夫的身影，也承载了她最深的记忆。
上海市民赵明玉： 原来这个码头叫鱼市场，我们家象山的表姐表姐夫，他们就是打渔的，所以经常有渔船过来，他们靠在这里把鱼送到码头仓库里面，经常会叫我们快点来，你们来我们鱼带来了，你们拿回家去尝尝鲜。
小小的鱼市场，藏着赵明玉百转千回的家族情感，也记录下城市原始而朴素的一面。赵明玉家所扎根的杨浦滨江沿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称为“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早在二十世纪初，在这座城市水系的主动脉上，就相继建成了中国第一家发电厂、第一家煤气厂、第一家水厂、第一家纺织厂，规模在当时均为远东第一。解放后，这里更成为上海重要的工业集聚区。杨浦区的工业总产值，更一度占到上海全市的25%。曾经沿江密布的码头、货栈、工厂、仓库，见证了大上海工业文明的繁盛，却也成为阻挡居民亲水的屏障。在赵明玉的记忆里，尽管临江而居，却难见江水。
上海居民赵明玉：以前这里它不对外开放，虽然是老码头，只对码头开放，只对工作区开放，对市民不开放，你不上班不工作，不让你走进来的。
伍江：过去黄浦江两岸，第一是过不去的，都是工厂，第二就是过去了，也是枯燥无味的，都是工厂的生产。沿江嘛，所以上海的航运经济都是从这里发展的。
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与老上海一江之隔的浦东新区，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新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上海人常常挂在嘴边的“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逐渐经不起时代的推敲。
建筑学教授伍江：其实浦东开发就是跨江，就是把上海从一个黄浦江的一侧发展变成两侧发展。过去作为黄浦江作为上海的边界，它的功能主要是生产型，当这个城市的江变成这个城市中心以后，它就不能再这样了。
或许赵明玉也不曾想到，熟悉的生长环境，会因为城市发展方向的调整而发生这么显著的变化。姐姐所在的棉纺厂倒闭了，大量的工厂搬迁，关门，杨浦区的工业迅速凋敝。与此同时，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开始建设。自90年代起，20多年间，黄浦江上架起了12座大桥，14条隧道铺设于江底。它们见证了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骄人成绩。然而，与之相伴的，人口猛增、土地资源消耗过快、公共空间不足等问题逐渐显露，高速发展的超级城市，将目光重新投向了母亲河的两岸。
伍江：城市的公共空间，城市的开放空间，城市的生态空间，水面都起着极大的一个贡献，这时候黄浦江的角色就不得不重新思考。所以上海及时提出来叫“还江于民”，从江为经济服务转向直接为人民的生活服务。更加准确的描述当时就叫,转变生产型岸线为生活型岸线。
在伍江的记忆中，生活型岸线转型的第一站落在了外滩。上海照片的第一张，永远是在这里。浦东起伏的天际线与万国建筑博览会，成为这座城市的名片。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照片外的人们，却一直被高高的防汛墙和川流不息的车辆隔绝，无法驻足更无从欣赏。当时的伍江，参与了外滩改造的全过程，也经历了“改”还是“不改”的选择挣扎。
伍江：是否能保证把这个交通埋到地下以后，外滩上面就没有车了，或者车就少了；这样做要花很大的代价，是不是值得，无非就是提供老百姓拍拍照，散散步，值得吗？就把这个外滩改造的方案拿到公共场合，让老百姓提意见，时间不长，几个月的时间，后来发现几乎所有的意见都是肯定的。
老百姓的选择，让城市的管理者更加明白，人们需要的是城市的公共开放空间，而不是汽车道。2007年，上海公布了外滩改造方案，地面原先的12条车道将缩为4条，外滩的公共活动空间将增加40%。三年后，外滩改造竣工，这里重新成为了上海的城市公共客厅。
伍江：那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很多市民、很多游客、甚至很多外国友人，去参加那个开幕.
外滩改造的成功，让“城市为谁而发展”的答案更加明确。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人们在思考，是人始终要为城市建设做贡献，还是城市终将服务于人？最终，上海提出了那句后来耳熟能详的世博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也是在这一时期，以世博会为契机，黄浦江沿岸工业最集中的地块开始了工厂外迁，曾经的工业区转变为公共空间，还江于民的世纪工程悄然开启。此时的赵明玉，也重新又回到了离江最近的地方。因为对黄浦江的眷恋，2007年，赵明玉将房子重新买在了黄浦江边，搬回了与她的成长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这一年，她喜欢上了摄影，黄浦江周边变换的风景，成为相机里不变的主题。
赵明玉：这个渔人码头的变化，它已经起来了，可以看，我买房子的时候它是空地的，后来看着它一点点起来了。
在赵明玉的镜头中，她始终挂念的鱼市场早已拆除，原址上兴建起一处繁华时尚的新景观——东方渔人码头，将海上文化留在了杨浦滨江。曾经熙熙攘攘的工业生产岸线，伴随着城市功能的沧桑变迁，部分生产性工业已退出历史舞台，但还保留着淤泥码头、环卫码头等大大小小多处断点。
伍江：到了2016年2017年上海就提出，有没有可能把整个这个各个区域，沿着黄浦江从世博会开始的这种转型，把它连通起来。让老百姓感觉到我们前面近20年的浦东两岸的转型开发，它直接的效果是什么。
2016年，黄浦江公共空间贯通工程正式启动，两岸5个区的滨江地带开始腾空岸线，打通断点，逢阻开路，遇水架桥。生态步道、休闲街区、艺术场馆在黄浦江畔兴起，亲水空间陆续向居民开放。在打通断点之外，作为上海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杨浦滨江的工业遗存所留下的城市记忆，该怎么与现代公共空间融为一体？这是设计师章明想要解决的问题。
杨浦滨江设计师章明：整个这个生态之丘，因为我觉得非常不容易能保留下来，本来要全部拆掉的，我们没有简单把它拆除掉，而是把它保留下来，整个这边平面打开之后效果应该说还是非常好的，视野一下变得很开阔。
章明：所有的场地当中的这个历史遗迹可以被我们挖掘和演绎，从而成为景观当中核心的要素，呈现出一个有时间厚度的，有文化底蕴的这样一个公共开放空间。
这座哥特式的老建筑，灰红相间，清水砖墙，连绵数百米，就是杨树浦水厂，是上海乃至全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现代化自来水厂，如今仍为四分之一的上海市民供应自来水。在整个贯通工程改造过程中，这里是章明遇到的最大难点。
章明：我们也曾经设想是不是有可能从杨树浦水厂当中穿越，但是考虑到生产的安全，还有百姓体验的问题，所以我们最后放弃。
实现滨江贯通，城市发展理念的创新，需要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章明：最后采用的方式是在杨树浦水厂外，利用它的隔游网，拦污网，这些市政设施，我们在顶上架设了一个钢木结构的浮桥，叫水厂栈桥，535米长的水厂栈桥浮在江面之上，水厂之外，就把杨浦江最长的一个断点打通了。
一个沟通过去与未来的滨水空间横空出世，目送着长江奔腾不息汇入大海。
伍江：如果说我们前面一个阶段的中国的快速改革开放发展，它的发展的道路，发展的模式主要还是追赶、模仿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的话，那么今天这个阶段的发展，我们已经没有样本可模仿了。我们走入了一个无人区，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自己创新，否则的话你再想在教科书上找，什么样的城市规划，什么样的生态保护，不可能的，我们要自己写教科书了。
改革开放40年，从“国际金融都市”到2035年新的城市规划中“卓越的全球城市”，城市发展的核心已经变成人文、生态和创新。上海，这个充满魔力与魅力的城市，正在把目光，回到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身上。
【创见 浙江故事】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拥有钱塘江等八大水系、8万多条河流的浙江自古以来因水而名，因水而美，因水而兴，但这里的人们却从未安逸于诗情画意的美景。在听到改革开放的号角后，浙江人凭着一股“敢为人先”的闯劲儿，马上开始了创造财富的行动。很快，这里的民营经济遍地开花，星罗棋布的中小企业、家庭作坊带动起经济的高速发展。浙江速度，一度成为中国的传奇。
当历史步入新世纪，一路狂奔20多年的浙江却陷入了发展之困，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难道只能选择其一？一条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到底在哪里？
张必军，地道的浙江浦江人，从小生长在这山、水、田之间。
张必军：我们小时候这种池塘里都能游泳的，我就在这里游泳，那时候还很多鱼的，这里还跳水，跳下去……
如今再次清澈见底的河水20多年前曾彻底变了模样。
浦江，因浦阳江得名。 “七山二水一分田”，浦江人便世代安身立命于这山水之间。
然而，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水晶玻璃的打磨技术被传到浦江，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善于学习、敢想敢干的浦江人很快把这门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这里成了全国闻名的“水晶玻璃之都”。头脑灵活的张必军早早抓住机会，17岁时就投入了这股洪流。
张必军：一个电动机、一个砂轮、然后就是手拿着磨。
投入成本不高，生产工艺也并不复杂，张必军学了一个月，就开始在家自己磨上了水晶。
张必军：我到18岁到20岁我那时候都在城里买了房子，然后又买了摩托车，又买了大哥大，等于所有的都有了。
小小的水晶玻璃珠，让越来越多的浦江人尝到甜头。“家家听闻磨珠声”，一时间，各种家庭作坊漫山遍野、疯狂生长。高峰时，这个人口不到40万人的小县城竟办起了2.2万个水晶加工点，此外，更有将近30万外来者也因为水晶的诱惑涌进了这里。
张必军：家家户户房子出租拿来做水晶。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浦江整个环境就是大面积的污染。
就在越来越多的浦江人实现财富梦想时，自己的家园却再也看不到清澈的河水。浦江全域500多条河流，90%成了“牛奶河”、“垃圾河”，“黑臭河”，而听起来光鲜亮丽的“水晶玻璃之都”，也有了另外一个称呼，浙江全省“最脏县”。
张必军：就像我的国外的客户那时候来浦江，就从来不敢居住在浦江。这个环境太差了。
郑建鹤：这么一小颗，指尖一样的一小颗，一块钱一颗。成本的话只有几厘，不会考虑污染。那个时候说句实话没考虑过污染不污染，因为自己在想只要自己赚到钱了，污染不污染跟自己没关系。
曾经也赶上那波发展大潮的郑建鹤，当年在这里开起了家庭作坊。
张必军：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还能在这个地方生存生活吗？有时候站在那里可以说很难过很难受。对子孙后代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再做这个行业有什么意义呢？
2003年，浙江省提出了面向未来发展的“八八战略”，其中一项，就是要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从此，浙江开始走上了坚定的转型之路。“污染河流、毁坏家园，哪怕是金饭碗也要把它砸了。”下定决心的浦江人也终于拿出破釜沉舟的气势、壮士断腕的勇气，在翠湖打响了浦江治水的第一枪！
郑建鹤：好几个单位联动的，一开始是先通知你，你自己拆，你不拆大型机械过来直接拆。
“问题在水里，根子却是在岸上。”很快，整个浦江将近两万家“水晶加工户”被关停取缔，超过9万台水晶加工设备被淘汰，570多万平方米的违法建筑被拆除。
而在浦江的身后，是浙江省10.6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一场集体攻坚战，目标 就是争取“发展”和“环境”的双赢。
无数企业因此做出新的发展选择，而每个人，也将重新定义财富、成功、生活和家园。
张必军：这些机器打磨的时候要注意边的厚度和均匀的问题，碎口，挂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黏金，不要太少。
张必军继续留在了水晶玻璃行业。在浦江绝大多数水晶作坊被关停后，整合后的400多家企业进入了统一规划的水晶工业园区。在这里，生产污水和废渣被全部集中处理，污染被降到了最低。虽然比起以前要投入更多的成本，但张必军还是抢先第一个入驻了园区。
张必军：原来的老设备全部扔掉，全部换新的设备。以前都是为了降低成本，你只要哪里便宜我哪里做，现在的话我会按照我的要求来做产品。
张必军决定转型升级。他放弃了低端的水晶玻璃配件，开始与世界顶级水晶企业深度合作，并成立设计团队，主打自己的设计品牌。如今，各方面条件都过硬的园区 让他终于有能力去开发更多、更好的产品。
张必军：如果你牺牲了环境，带来自己的利益，这个我说白了，我们内心不安。你赚了钱你也内心也不安，但是现在环境没有影响，又做出这么漂亮的这个东西，这个确实是我们想要的。
整个浦江的水晶产业不但没有因为过于严苛的环境治理被“彻底整垮”，反而品质越来越好，收入越来越多。在那场声势浩大的“治污之战”打响两年后，浦江的水晶加工主体虽然减少了90%，但产值反而增长了24%。一颗颗水晶在洗去尘垢后，正在浦江人的手中重新焕发出炫目的光彩。
主动拆掉自家水晶作坊的郑建鹤，看到全域旅游的前景和商机，在翠湖边第一个开起了“农家乐”。
郑建鹤：开业之后一直到现在，生意一直比较红火。我们是土鸡土鸭，水库里的清水鱼，本地的羊，都是原汁原味。/现在都四年了，我还是这么火爆，这个翠湖的环境肯定是第一大因素我想。
放眼浙江，自“治水”开始，各地的经济结构都获得调整和优化。人们生存的环境变好了，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上了一个台阶。
新时代的发展创见，在以事实证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革开放四十年，转动的年轮给持续前行的中国留下无数前所未有的鲜明印记。这是一段创造着巨大财富的历史，也是一段充满了创新精神和未来创见的历史。在“创时代”的背后，是每一个国人的激情、智慧、温度、勇气和期盼。一切，为了高质量的发展；一切，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一切，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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