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各个封建朝代在其开创之始，差不多都是先取西北或中原地区，然后再平东南，实现统一。虽然在东南建都立国的先后有过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及南唐等7个小王朝，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以东南为根据地建立起全国性的政权。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只有明朝史无前例，是唯一的例外。即崛起于江南，先削平邻近的敌对割据势力，然后通过北伐建成一个强大的统辖全国的重要朝代，维持了276年的统治。由此可见，江南之于明王朝，其关系实深，其影响实大，其贡献也实巨！之于其他的朝代，此时的江南一定是非常特殊的！
宋代时我国的商品经济已达到一定高度，交子作为软通货已经用于民间的商贸来往，泉州等对外贸易港口已相当繁盛。在此商品经济有可观发展的背景下，1283年元朝政府实行“上都税课六十分取一”，1284年元朝政府又决定再次“诏减商税”，对到边远地区做买卖的商人“置而不征”。对海外贸易，元代实行的政策也比宋代更为优惠，例如1284年颁布的《官本船法》规定，“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利，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入得其三”。出海贸易的船是政府提供的，所购货物的本钱也是政府提供的，贸易赚的钱，政府得七商人得三。套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笔无本生意，所谓“空麻袋背米”，这条规定至今读来犹令人感到意外。商人无须冒任何风险就可白得30％的利润，更何况究竟获利多少政府是很难掌控的，所以实际上商人的利润还远不止这30％，这还是就官船而言，如果私人出船出本，则所获暴利更不待言。正因为此，史书记载当时“商者益众”。
到元末时，江南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商品社会，江南的士绅阶层与以往朝代的士绅阶层不同，已经带有资产阶级属性，江南可以看成是个具有资产阶级属性的社会。朱元璋就是得到这样一个社会的支持，大量的火药，成规模的火器，极丰富的物质，是战胜元朝的关键，也让朱元璋成为了唯一一个从江南北伐，成功推倒另一个皇帝的君王。而有明一朝，文官大多是具有资产阶级属性的江南士绅阶层担任，从这一点上看，明朝的文官集团也有别于其他封建王朝的文官集团。大明帝国的统治阶层是资产阶级而非地主阶级。
江南的巨大能量，让朱元璋很顾忌。他制定了一系列“以农为本”的政策，对江南实行经济的掌控，对商人进行打击，对资产阶级属性的士绅进行打压。为巩固皇权，加强皇权的统治，朱元璋用残暴的手段打压、分化相权，扶立可靠的武将勋贵，“明初四大案”的发生，“南北分榜”的实施就是在此基础上延伸发展的。从胡惟庸作为一个宰相，却参与谋反这一事件中，也可见文官势力与其他封建王朝的不同以往。其后的朱棣诛方孝孺案，迁都北京也是为了加强皇权的统治，以此敲打和警告官僚集团。朱元璋和朱棣都是雄才伟略的帝王，他们在任时，皇权稳固无比。他们的统治结束后，明朝皇权终于遭到了以文官为代表的江南士绅阶层的反击。明英宗时，文官势力让武将勋贵在“土木堡之变”中损失殆尽，从此皇权失去了最强有力的支撑，以文官为代表的江南士绅阶层逐渐掌控了明帝国的财政、行政权力，并全面压制、分化明朝的武力，最终导致军事废弛。
明朝的皇权遭到了官僚集团的极大地掣肘，明朝皇帝只能通过扶持宦官，任用厂卫，重用阉党来加强统治，维持皇权，这是明朝一切纷纷扰扰的根源。明朝皇帝多奇葩，也是因为皇权受到极大掣肘后的无奈体现。
君权与官僚集团的殊死搏杀在历史中也可略窥一二。整个明朝,高度疑似官僚谋害皇帝的有多起：(1)明宣宗暴亡、(2)明英宗土木堡之变、(3)明武宗落水不治、4)明世宗"壬寅宫变"、(5)明熹宗落水不治。官僚集团需要的是易于控制，能有利于士绅阶层利益的皇帝，像明武宗正德皇帝这样雄才伟略，又不易于控制的皇帝自然被夭折了。
明英宗之后的皇权受到极大的掣肘，但有一个阶段很特殊，那就是张居正主政时期。如果说整个中国历史都是皇权与相权在不断的斗争，到了张居正做首辅时，他是唯一一个两头不讨好，最后被两个阶层共同推下来的人物，他居“相权”却为君权服务，经过他的改革，君权有望中兴，却被万历皇帝这个棒槌，和以文官为代表的江南士绅阶层共同腰斩，这也是万历皇帝在面临主政现实后心灰意懒，几十年不上朝的根源，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自掘坟墓。
明朝皇权受到极大掣肘，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那就是皇帝这一职位，在其他封建王朝，那是充满威严、神秘、不可侵犯的，而明朝的皇帝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民间对皇帝是敬重而不是敬畏，是仰视而不是称奴作婢。从正德皇帝时，朝堂、士林、民间都可对他汹汹指责就可知道，这不是一个专制黑暗的朝代该有的现象！官僚集团以在朝堂上被廷杖为乐事、为政治资本而前赴后继，这也不是一个残暴冷酷的朝代该有的现象！
明朝时的江南是与众不同的，明朝的士绅阶层也是与众不同的，明朝的的统治阶层也是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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