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开国上将李克农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芜湖。
在铁山宾馆落下脚后，一天，李克农突然问身边的交际处处长徐锡麟：“芜湖还有油炸臭干子卖吗？”
徐锡麟知道首长想念家乡的味道，连连点头说：“有。我这就叫人上街买去。”
李克农摆了摆手，以追忆的口吻对徐锡麟说：“芜湖的臭干子历来著名，吃这个东西，最好三两人结伴，晚上围着摊子，蹲在地上，借着一盏油灯，捧着一碗臭干子，蘸着浓浓的辣椒，边吃边淌汗，那才够味。买到宾馆里来吃，就失去那个味道了。”
说着，李克农要徐锡麟带路，到街上找臭干子摊子去。
这是违反高级干部保卫规定的，徐锡麟面露难色，却又不忍阻止。
见部下为难，李克农只好作罢，他善解人意地对徐锡麟说：“好，好，不为难你，我现在就回房间休息，不去了。”
故乡的月光是那样的皎洁，乡愁是那样的无声而浓烈。
回到房间，在窗口站了一会儿，李克农趁着警卫去打水的机会，一个人悄悄地走出了铁山宾馆。
警卫打水回来见首长不在，连忙去问徐锡麟，看见首长没有？
徐锡麟说，首长不是已经回房间休息了吗？
于是，一行人开始在宾馆上下寻找，但一直不见李克农的踪影。警卫一边责备自己的失职，一边担忧首长的安全，嘴里连连地问：“首长到哪里去了？首长到哪里去了？”
这时候，徐锡麟忽然想起来了，他说：“首长该不会独自上街去买臭干子吃吧？或者是去马家巷1号了？那个地方过去是首长的家。”
听到徐锡麟这么说，一行人立刻跑出铁山宾馆，沿着劳动路、北京路、吉祥街，一路找过去。
找到鹤儿山下，一行人终于在马家巷1号的门前发现了李克农。此时的李克农，就是一位朴素而沧桑的老人，他立在那里，在夜风中凝视着老宅，久久地，久久地，一言不发。
警卫问，首长想家，为什么不进去？
徐锡麟眼睛湿润了，他告诉身边人，解放后首长家还欠着革命债，后来这老宅子就拿去抵债了，首长在芜湖已经没有家了。
听到这个说法，所有人都沉默在了夜风里······
沧海桑田。
1899年9月15日，李克农出生在芜湖吉祥街（旧时叫鸡窝街）马家巷1号一户小职员家庭。李父李哲卿是个传统本分的老实人，早先在芜湖海关、常关当差，辛亥革命时丢了饭碗，后来又勉强在北洋税收机关找了个饭碗，家中的日子看上去虽然小康，但维系起来却也是艰难、心酸的。
李哲卿尊孝道，不忘本。长子出生后，李哲卿遵照养父李培芳的意思，将儿子取名叫克农，但为了不忘原籍巢县的血缘关系，他又按照巢县李氏辈份给长子另取了一个名字，叫泽田。
不管是克农，还是泽田，李家祖父两代人都是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够耕读传家的。
然而，在那样一个动荡的乱世，耕田吃饭难，读书致仕的路更是已经断绝了。读书人若想有所作为，必须心持追求光明的信念，敢于奋斗。李克农觉悟得比较早，十八岁前，他一直在芜湖刻苦读书，十八岁从圣雅阁中学毕业后，他便出门远行，到北京找了一份《通俗周刊》的发行工作。
这是一份能接触到新思潮的工作，可惜没干多久，京城就因为张勋复辟陷入了混乱。无奈之下，李克农只好遵从父命，回到芜湖，先成家，再立业。
父亲为李克农定下的这门亲事，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嫁入李家的女子名叫赵瑛，与李克农同龄，都是十八岁。赵瑛是芜湖照相馆老板赵筱舫的独生女儿，与旧时深居闺中、无才便是有德的女子不同，赵瑛从小便在父亲的支持下读书，她九岁入教会学校，十二岁读公立女学，十四岁进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新女性是不多见的，更难得的是，追求时代新风并没有让赵瑛失掉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在芜湖，她是远近闻名的孝女，嫁到李家后，街坊邻里无不称赞她知书达礼、懂得持家。
李克农真正的革命之路，正是从成家之后开始的。家对他而言从来不是负担、累赘，而是他正道革命的精神源泉。
联系到李克农后来所从事的工作，这一点显得相当重要。与后来的对手戴笠等人不同，李克农智勇深沉，身上没有邪气，在隐秘战线砥砺前行，他最终赢在邪不压正，大道无敌。
1918年9月，李克农与昔日同窗好友阿英一起，加入了主要由芜湖省立五中学生发起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安社出版发行的《自由之花》，反对强权，反对礼教，反对专制，是当时安徽进步青年强有力的呐喊阵地。
李克农的第一个孩子女儿李宁，就是在这一年十月出生的。
1919年6月，五四狂飙席卷全国，经芜湖省立五中学监高语罕和教师刘希平的介绍，李克农来到省府安庆，担任《国民日报》副刊编辑，后因著文反对安徽督军倪嗣冲提出的淮盐每包附加二角五分的新税法，被省议会议长控告入狱。
这一次，李克农坐了七天的牢，后经进步同仁向当局请愿、抗议而获释。
回到芜湖后，李克农和阿英经刘希平等人的介绍，同赴六安县，阿英在六安省立第三农业学校教书，李克农在县政府担任一个科长。随后的四年间，李克农在蛰伏中苦苦找寻着光明之路，而他的三个孩子女儿李冰、儿子李治、李力，也相继来到人世。
1925年，对李克农而言是太阳升起的一年。
这一年，李克农和宫乔岩、钱杏村等人创办了民生中学。第二年年底，经钱杏村介绍，李克农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国民党芜湖县党部成立，李克农任宣传委员，后奉中共芜湖特支指示，又与阿英一道打入了芜湖青帮。
李克农入党，为革命事业积极奋斗时，正值白色恐怖的前夜。
1927年4月18日，李克农进入国民党芜湖党部尚没有一个月，芜湖的反革命清党便开始了。这一天，国民党安徽政务委员会主席兼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向芜湖发来了一份即刻缉拿李克农、宫乔岩、阿英等人的密电。接到密电，芜湖侦缉处长刘文明、警察局长高东澄不敢怠慢，随即布置围捕行动。
李克农的警惕性很强，意识到危险后，他随即带领宫乔岩、阿英等人趁着夜色搭乘一条小船，秘密渡过长江，潜入了芜湖对江裕溪口镇附近的小王庄。
然而，芜湖侦缉队长崔由桢利用民生中学的耳目，很快探听到李克农一行人的藏匿地点。要命的是，此时的李克农以为已经逃出了敌人的围捕圈，并没有再次转移的计划。
危急时刻，是身怀六甲的赵瑛奋不顾身救了丈夫一命。
4月20日这一天中午，赵瑛娘家一个在警察局作文案的远房亲戚在饭桌上听说围捕李克农等人的军警已经集结完毕，单李克农一人的悬赏金额就高达五万大洋，侦缉处长刘文明要求军警多带机关枪，一旦要犯拘捕逃跑，格杀勿论。
远房亲戚是个好人。听到这个凶讯，他借故溜出来，赶忙通知了赵瑛。
据阿英在《流离》日记中记载：4月20日下午4点多钟，连日来江城一带的滂沱大雨渐渐止住。雨过天晴，西边天空在傍晚时露出些许绛红。早早地吃罢晚饭后，我和克农、乔岩等人在小王庄那户人家的屋子里谈天，颇有点平安无事的气氛。
突然“哐”的一声，门猛地被撞开，紧接着“咚”的一声，一个人冲进屋内，跌坐在地上。我们大吃一惊，定睛一看，闯入房间的人如落汤鸡一般，浑身上下全是污泥，成了一个活脱脱的泥人。
“克农！敌人马上就到了，你们快走啊！”
后来，大家才知道，为了给丈夫报信，赵瑛不顾身怀有孕，雇了一条小划船，冒着风雨过了长江。上岸后，看到敌人的追捕轮已接近裕溪口码头，为了救丈夫，她在泥深过尺的乡间小道上拼命跑了八里路，终于抢在敌人前头将险情通报给了丈夫。
李克农最小的儿子李伦就是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中降生的，在娘胎里，他就跟伟大的母亲一起经历着苦难。
这次脱险之后，李克农没有退缩，利用民生中学校董事会主席的身份，他坚持与敌人周旋、斗争，完成中共安徽省临委交派的任务。
1927年11月29日，获悉李克农已秘密返回芜湖，国民党芜湖反动军警再次闯到马家巷1号。听到动静，李克农提前一步搭一块跳板跑到街对面布店的楼上，逃过了敌人的围捕。
反动军警扑空后恐吓李克农的两个女儿，要她们说出父亲的藏匿地点。李宁、李冰两姐妹临危不惧，只回答三个字，不晓得。
鉴于追捕李克农的风声越来越紧，芜湖已经失去生存活动的空间，1928年年初，党组织指示李克农向上海转移。
初到上海的那一段时间，李克农基本没有社会职业，处境十分艰难，过的是“悬脑袋，饿肚皮”的生活，空肚子喝酱油、葱花加白开水的“三鲜汤”是常有的事，但这些并不能消减李克农的革命斗志，在这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和宣传干事潘汉年一道办小报，编剧本，写文章，始终用头脑在工作，在战斗。
1929年冬天，李克农到上海一家电影公司活动，偶然邂逅了同为共产党员的安徽老乡胡底。胡底对李克农有着天然的信任，他告诉李克农，他的好友钱壮飞在去年考入了国民党在上海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很得CC系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器重。钱壮飞是一名好同志，但斗争经验不足，眼下正希望得到党的高层指示。
凭借敏锐的嗅觉，李克农意识到这是打入国民党核心特务机关的好机会，与钱壮飞见面确认此事后，他立即通过江苏省委向党中央提议，可以利用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正在招收新人的机会，打进国民党特务机关，建立共产党特别小组。
看到李克农的报告，周恩来当即作出指示：把它拿过来！
于是，中央特科在1929年12月决定，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建立特别情报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
龙潭三杰是名不虚传的。
通过考试，1929年年底，李克农轻松考进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起初担任广播新闻编辑一职，不久，经钱壮飞介绍，胡底也打了进去。此后，三人情报小组发挥各自特长，很快就在徐恩曾的眼皮子底下织起了一张情报大网，李克农以电务股股长的身份掌控着CC系无线电报务员，钱壮飞潜伏在徐恩曾身边担任机要秘书，胡底则在外围，掌管着CC系在华北的情报机关——长城通讯社。
然而，红色信仰指引下的革命工作从来都是艰苦的，并且需要牺牲奉献精神的。
为了消除徐恩曾的猜疑心，赢得这个特务头子的充分信任，刚在敌人内部站住脚，李克农便将妻子赵瑛、大儿子李治、小儿子李伦，接到了上海。
李克农这么做，不是要接妻儿来上海享福，相反有些拿妻儿做人质，让徐恩曾放心的意思。此外，为了进一步接近徐恩曾，搞到他手里的密码本，李克农还做了一件事，他将徐恩曾的外室接来家中一起居住，明面上的说法是这样安全，便于徐恩曾幽会。
李克农的小儿子李伦回忆说，母亲后来告诉他，我们在上海的家，炸弹就在身边，没有一天是轻松的。
除了时刻要小心谨慎，在上海那一年多，李家母子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李克农拿到了一份好薪水而得到改善，他们的日子依旧过得艰辛。赵瑛后来曾对孩子们说，当时我们的党组织成立了一个济难会，专门救济困难的烈士家属和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员。你们父亲在国民党那边的薪水，一部分要拿出来作活动经费，一部分要挤出来贴补济难会的用度。妈妈的陪嫁首饰就是在那时候变卖殆尽的，身上仅有的一件大衣也是在当铺典进赎出······
比起艰难，随后的凶险更是让李家人终身难忘。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为了谋求更大的资本，顾顺章表示自己掌握共产党中央的全部情况，但一定要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才能和盘托出，并特别说明徐恩曾身边潜伏有共产党，切莫走漏风声。
于是，2月25日，国民党武汉行营连发六封绝密电报给徐恩曾，并且标明“徐恩曾亲译”。
那天恰好是星期六，徐恩曾如同往常一样从南京来到上海与外室幽会。在办公室留守的机要秘书钱壮飞见到这六封绝密电报，想到事态必定严重，便冒险拆封，用早已掌握的徐恩曾密码本破译了这六封绝密电报。
得知顾顺章叛变，中央已陷入万劫不复的险境，钱壮飞连夜叫女婿到上海向李克农报信。李克农得知情报，十分着急，因为这一天不是他与中央特科陈赓单线联系的日子，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陈赓。
满世界地找陈赓，花去了宝贵的时间，幸运的是，李克农临危不乱，最终还是找到了。得益于李克农及时送达的情报，4月28日，国民党的大搜捕竹篮打水一场空。后来，据陈立夫回忆，“抓捕周恩来只差五分钟，周化妆成女人走掉了。”
就在中央紧急撤离的时候，李克农的奔走并没有结束，他想到了战友钱壮飞家人以及胡底的安危，唯独没给自己留下回家带领妻儿撤离的时间。
通知赵瑛母子的是一位交通员，当这名交通员找到赵瑛时，敌人已经在弄堂里。赵瑛得知有险情，立即带着两个儿子从后门跑了出去。没有接应的同志，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此后的半个多月，赵瑛带着九岁的李治、四岁的李伦，白天混在人杂的菜市场，夜里就藏在菜市场的摊子底下，因为跑时来不及带钱，到后来，娘仨一天只能买一个烧饼吃。
但赵瑛并没有垮掉，她一直在想办法寻找党组织。
到哪里才能找到自己的同志呢？
赵瑛最后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她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上海北四川路，这里熟人关系多，运气好的话，也许能碰到自己的同志。
老天回报了赵瑛的机敏。一天，眼尖的大儿子李治一眼便看到了在北四川路上活动的宫乔岩。
听到有人喊“宫伯伯”，宫乔岩走过来，立即将李家母子认了出来。
看着已没有人样的小李伦，宫乔岩眼中噙满了泪水，他扶着李伦的头对赵瑛说：“这伢4岁就跟着我们在白色恐怖中受苦。”
李伦后来回忆说，多少年，母亲从未对我们说起过这件事，直到去世前才告诉我们，母子三人当年在上海的菜市场受了怎样的苦。
幸运地找到宫伯伯后，赵瑛和孩子们当即被安顿在北四川路的一家民宅内，之后宫乔岩立即将消息报告了中共中央。
这时，已经是5月的中旬了。
李克农得知母子平安的好消息，在周恩来面前哭了。
1931年5月下旬的一个黄昏，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黄浦江边，李克农终于见到了妻儿。但这次短暂的相聚却是漫长离别的开始，李克农告诉妻子，他要到苏区去，因为白色恐怖，路上困难很多，妇女小孩不便同行，现在只能请她携两子回芜湖老家去。
听到丈夫这样说，赵瑛没有抱怨，没有流泪，只默默地点头。
去苏区那一路，李克农走的苦，但更苦的是他芜湖老家的亲人。
因为李克农暴露了身份，正遭国民党当局的通缉，随后的几年，芜湖李家一直处在水深火热、艰难困苦的境地。老父亲李哲卿因为儿子的问题，饭碗彻底砸掉了，马家巷1号的生活每况愈下，只得靠不断借债和赵瑛当小学教员的微薄薪水来维持。
反动军警前来搜查迫害是常有的事。
债主上门索债也是常有的事。
赵瑛是伟大的妻子，也是伟大的母亲，她不仅始终坚强自立，而且早早地将这个道理教给了孩子们。
1933年，窘困的生活几乎使李家陷入了断炊的境地，孩子们上学也成了问题。赵瑛把三个大孩子李宁、李冰、李治召到膝下，用凝重的口吻教育他们，你们也慢慢长大了，不要依靠家庭了，要学会独立地创建自己的生活，有机会在学校学习固然好，但不是唯一的，有些大学问家就是自学成才的，只要自己努力辛勤地劳动，总会获得丰硕的成果。
就这样，李宁去教育机构当职员，李冰去医院当护理，李治去照相馆当学徒，姐弟三人一起走向社会，早早地开始为生活奔波起来。
仰着头面对生活，生活愈是艰难，李家上下愈是思念牵挂不知身在何处的李克农。那一时期，从老父亲李哲卿到识字的儿女，李家人集体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他们希望从报上找到红军的消息，进而推测出李克农的下落。
李克农到达江西瑞金，已是1932年的春天。在苏区，李克农先是被任弼时分配到江西保卫分局任执行部长。这期间，李克农根据省委负责人李富春的指示，来往于江西石城、广昌、雩都、兴国、平安寨等地，慎重细致地审查了大批积压的反革命嫌疑犯问题，纠正了一批整错了的所谓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派等案件，让大批受冤枉的同志重见了天日。
之后，李克农奉命返回瑞金，这时候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正在组建党委领导下的肃反机关——国家政治保卫局，李克农被任命为该局执行部长。
随后，李克农又先后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工作部部长等职务，在他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所属的一、三、五、七、九五个军团的政治保卫分局迅速建立起来。
1933年的冬天，对家人无比思念的李克农终于从瑞金辗转写了一封信回家。李家小儿子李伦清晰地记得，信送到马家巷1号时，天已经黑了。母亲将他从床上叫醒，脸上充满着神秘而欣喜的神色，低声地告诉他，孩子，爸爸来信了！他在那边很好，爸爸特别想念你，很想叫你写一封信给他。
听到这个消息，年仅六岁的李伦立即精神抖擞地从床上爬起来，给亲爱的爸爸写了一封短信。李伦告诉远方的爸爸，他已经上学了，只是人家都有铅笔，都有纸，他没有。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支新铅笔、一张没有写过字的白纸。
李克农看到小儿子的这封信，当场掉下了眼泪。
1934年10月，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在长征中，李克农率领侦察部队沿途进行地面侦察并担任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就这样，家信刚写了一封就中断了。从报纸上知道了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李家人既欣慰又担忧，他们不知道李克农走到了哪里？是否还活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作为周恩来的助手，李克农被中央任命为中央联络局局长，开始针对东北军、西北军做统战工作。
李伦后来回忆说，父亲擅长文艺，胸怀深沉真挚的情感。当时，联络局还负责国民党被俘军官和士兵的教育工作，父亲曾亲自编导了一部话剧《你走错了路》，讲的是一个国民党团长被俘之后，如何觉悟，掉转枪口去打日本的故事。那些被俘人员看了话剧后深受感动，其中一位东北军团长高福源，曾是张学良身边的亲信，经过教育后，决心要回到东北军去汇报红军主张，劝说张学良与红军共同抗日。
后来，正是在高福源的引荐下，李克农单枪匹马亲赴洛川与张学良见面，正式建立了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联系，拉开了联合抗战的序幕。
因为与东北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36年11月，马家巷1号终于又收到了李克农的家信。这封家信是从西安寄来的，信封上是东北军的军用缄。
李家大儿子李治对这封家书尤为记忆深刻。李治后来回忆说，父亲的这封家信写得特别长，最后一句话至今清晰地记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思念家人之情，你们可以想象到。”
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李克农负责保卫工作。10月中旬的一天，在四个多月的采访生活结束，斯诺即将告别陕北苏区的时候，许多人来送行，并且都说了临别赠言。李克农显得很真实，也很幽默，他当着众人的面对斯诺说；“给我把老婆送来吧！”
送行的队伍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笑声。
送别斯诺后，李克农在这一年的11月又给马家巷1号写了一封特别的家书。在这封家书中，李克农告诉老父妻儿，他一切还好，现在国共就要合作了，他在“胡公”下面工作，时机成熟，他很有可能要回来看看。
后来，李家人才知道，胡公指的是周恩来，一个月后，李克农就随周恩来赶到西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奔走去了。
1937年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马家巷1号的宅门被“咚咚咚”地敲响了，与亲人分别六年后，李克农终于回家了。
但这样幸福的时候，却依旧让人感到心酸。听到这样的敲门声，老父亲李哲卿以为债主又来要债了，便连忙叫长孙女李宁去开门，自己则痛苦地朝楼上爬。
李宁开门后，不愿意看，只是说，我爹爹不在家，请你改天再来吧。
哪知道来人根本不听，直接就闯了进来，一边闯一边朝楼梯的方向喊，爹！是我，我是你儿克农啊！
听到喊话，老父亲李哲卿从楼梯上转过身来，看到自己的儿，不禁悲喜交加，老泪纵横。
李克农告诉家人，此次他的目的地是上海，从西安出发，搭乘的是国民党的专用飞机。飞机是来西安接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冲到南京的。由于时间紧迫，他只能在家待一个小时，等到筹办起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就来接他们。
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的那几个月，李克农采办物资，积极救人，争分夺秒做了许多事。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南京危在旦夕。李克农奉命率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向武汉撤离。这一次，李克农终于有条件将家人接起，一道走了。
但二女儿李冰因为舍不得丢下高级护校的学业，向父亲提出来，她想化名留下来，继续完成学业。
李克农虽然担心女儿的安全，但还是支持了女儿的想法。
1938年3月，李克农一家人到达武汉后，按照组织安排，老父亲李哲卿、妻子赵瑛、最小的儿子李伦留在了武汉，李家另外三个孩子李宁、李治、李力则由周恩来的警卫龙飞虎护送到西安，然后再转赴延安。
临行前，李克农对远行的三个孩子说：“我们已经没有家了，党就是你们的家。你们无论到哪里去，都要以党为家，忠诚党的事业。你们要学点真本领，要做实实在在的人，不能油滑，也不能像卖狗皮膏药的那样搞花架子。”
在武汉工作半年多，1938年11月中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赶赴桂林建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在桂林，李克农一手抓情报，一手抓统战，在此期间，他说出的几句名言，李家的儿女们始终铭记在心。
“站在外面骂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才是你应尽的本分。”
“和菩萨要打交道，和恶鬼也要打交道。我知道你们怕脏，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
对于父亲究竟有多厉害？李家的儿女们也是从这时候开始逐渐清楚的，尤其是二女儿李冰。
1940年8月，李冰刚毕业不久，真实身份就暴露了，但就在特务前来抓她的前夜，两个陌生人匆匆地找到她，将她救走，然后交给宫乔岩一路护送到了桂林。
李冰起初有些困惑，随同父亲从桂林撤退到延安后，毛主席解开了她的困惑。
在请李克农一家吃饭时，毛主席问二十岁的李冰，知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李冰一脸诧异地回答，我爸爸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主任啊。
毛主席笑呵呵地说，我告诉你，你爸爸是大特务，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李冰这才明白过来，难怪自己刚有危险，父亲就知道了，将自己从白区救了出来。
当然，在李家儿女心中，父亲李克农的厉害，最深沉厚重的还是他的忠诚与无私。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内战，一面连发三封电报，假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当时，李克农是社会部副部长，负责保卫工作。在他领导下的西北局社会部情报人员趁一次集会的机会，把国民党驻延安代表处的密码本搞到手，破译了这个代表处与重庆来往的电报。从来往电报分析，重庆谈判是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毛主席此去有一定的危险。
李克农将分析汇报给中央，但毛主席为了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变被动为主动，最终还是以伟人魄力做出了“去”的决定。
在机场送别毛主席时，李克农反复嘱咐安全事项，忍不住掉下了英雄泪。
解放战争期间，李克农领导的中共隐蔽战线的斗争成果斐然：及时准确地获取国民党内部情报，成功组织国民党多起战场起义和海军、空军、“两航”起义，策动北平、湖南、川康、云南等地的和平解放······为此，毛主席曾称赞道：“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李克农的身体一直不好，从延安时期开始就一直有哮喘病、心脏病，别人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我是毛驴，驮惯了东西，不驮还不舒服，能驮多少就多少。”新中国建立后，李克农肩上的担子很重，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专门负责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一再劝告李克农住院治疗，但李克农就是不听，最后还是总理亲笔批示“要克农同志住院治疗”，李克农这才去看病，短暂休息了一阵子。
1950年，李克农最小的儿子李伦结婚。在李伦的婚礼上，李克农还没开始讲，就控制不住哭了起来，他一边流泪一边对亲友说：“我对不起赵瑛同志，对不起孩子们，这个家我没有管······”
1951年7月，中朝与美国协议在开城举行停战协议，毛主席亲自点将，要求李克农坐镇开城。李伦后来回忆说，父亲当时哮喘病复发，心绞痛时有发作，担心病重误事，建议主席更换人选。然而主席没有同意，对父亲说，还是你去吧。父亲便去了。
在朝鲜停战的谈判桌上，由于长时间的日夜操劳，李克农终因身体不支，晕倒在会场上。更让李克农感到痛苦的是，1952年7月，一生支持他的老父亲李哲卿故去了，作为孝子，他却无法抽身回去为老父亲料理后事，只能每天早上面向北京的方向给故去的老父亲鞠躬。
老父亲李哲卿故去前，始终不忘李家欠下的债，他一再说，这笔债不还，死不瞑目。
就这样，李家芜湖的老宅被拿去还债，没有了。
1961年，与李克农风雨同舟几十载的赵瑛因癌症病逝在女儿李冰任院长的北京肿瘤医院。去世前的一段时间，赵瑛郑重地对医生说：“我的病已无法治了，请不要浪费了，把这些药留给其他患病的同志用吧！”
赵瑛病逝后，李克农在两人的一张合影上赫然写下了一行字：“赵瑛同志像。此像于1940年摄于广西桂林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不幸赵瑛同志于1961年病逝于北京肿瘤医院，从此和我们永别了！！！回顾二十一年中，埋头工作，辛勤劳动，扶老携幼，苦了一生！特留此遗照，以表哀思。”
三个感叹号，一笔重似一笔。
1957年，李克农午饭后往办公室走，多年的哮喘让他一直咳嗽，当他走到桌旁想要扶住桌面时却一下摔倒，头部正好砸在石阶上，造成了脑溢血，昏迷了八天，才抢救过来。
随后的几年，李克农一直与记忆丧失，与多种疾病抗争，稍有可能，就拖着病体投入到工作中，但革命征程让他遭了太多的罪，爱妻病逝对他的打击太大了，1962年2月9日，他倒下去，再也没有醒来。
小儿子李伦说，父亲去世的原因是脑软化，脑子已成糊状。
这是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又是怎样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