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康建立幕府统治后，对农民可谓是极尽搜刮之能事，称"你愈用力榨，它就出的愈多"，"农民过的生活应该是不死不活"。但即便如此，在其后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尽管遭遇过"享保大饥荒"、"天明大饥荒"等重大自然灾害，农民也没有举行过大规模起义，只是在幕府被讨幕军逼进死胡同之际，于1866年顺势"踹一脚"，终令其寿终正寝。
之所以德川幕府如此刻薄，农民却不举起造反大旗，在于幕府统治者出台的政策具有弹性，并没有将农民逼得走投无路，按照规定，只要农民缴足税收，在事先征得幕府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去旅行，还可"农转非"到城市生活。
按理，作为开时代风气的明治政府，大张旗鼓地进行资本主义改良运动，以使日本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让国家早日实现近代化，这样的气魄和胆识在当时亚洲是首屈一指，无出其右的，而实际上取得的效果也的确让人刮目相看，作为基层民众，政府实行"四民平等"，允许农民参军，孩子可以免费上学，地位和权利都得到了空前提高，既然如此，为什么改革初期农民还要举行暴动呢？
随着明治天皇1868年1月宣布维新开始，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被明治领导人"克隆"过来，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总基调的改革措施纷纷出炉，原先封建经济被市场经济所取代，在此背景下，农民发家致富的热情"爆棚"，他们中不少胆大且手头较为宽裕的人跃跃欲试，希望通过借贷将山间荒地开发出来，以便种植水稻或种桑养蚕。
一直以来，日本农产品多以稻米、蚕丝为主，幕府时期城市商人靠经营大名的米禄，赚取了巨额财富，而九州岛、长崎周边地区农村产丝业发达，很多农户成了"万元户"。如今维新政府开放市场，鼓励农村搞活经济，那些富于经营头脑，想干一番事业的农民当然想抓住时机，让自己成为有钱人。
正当他们热火朝天创业之时，政府税务部门接踵而至，开征多个税项，这让农民措手不及，只好继续借贷缴纳税款。
然而祸不单行还在后面。受1877年西南战争影响，明治政府财政出现了巨大亏空，于是便大量发行纸钞来应对燃眉之急，孰料这一举措却导致通货膨胀居高不下。鉴于此，1881年，松方正义出任大藏卿后，立即减少货币供给，停止生产廉价纸币，市场货币量很快锐减14%，物价暴跌，加上同期全球经济低迷，通货紧缩愈发显著。
到1884年，市场物价总体上比1880年下跌近25%，稻米与蚕丝的价格更是跌到了5成，致使稻农和蚕农损失严重，但政府税收丝毫不减，以致于农民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苦开垦的良田被借贷者没收，而自己却沦为一无所有的佃农。
武士革命中，长州藩农民踊跃参加高杉晋作的奇兵队，狠狠打击了幕府军，后来又举行上百次起事，直接助力讨幕军推翻二百多年的幕府统治，从而让明治政府闪亮登场。既然农民在革命中也是有功之臣，维新政府理应尊重他们，对其合理的利益诉求给予认真对待，而不是漠视，我行我素。
遗憾的是，政府发展市场经济，有意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热情，鼓励他们劳动致富，这本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可为什么不顾实际情况急着开征各种税项呢？新开垦的田地要取得收益，没有若干年的磨合期，显然是不可能的，就拿栽种桑树而言，只有树木逐渐长大，枝繁叶茂，养蚕才有保障，否则没有足够的桑叶，拿什么养蚕？而农民还未见收益，政府的税收倒先行一步，还列出多个名目收税，这就是在为难农民，逼着他们举债。
还不止此，政府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以控制物价，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农产品价格随之急速下跌，农民辛勤的汗水换来的却是不成正比的回报，这已经够挖苦了，而政府倒好，税收"一分钱不差"，还按照以往的税目和税率征收，这是要把他们逼上绝路，而官逼民反，农民必然要采取行动表达内心的愤怒。
农民以土地为生，一旦失去了土地，可想而知生活的艰难，"耕者有其田"是自古以来的常理，然而进入"新时代"，农民却无端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田地，则他们除了反抗，别无选择。
在此情形下，各县的农民开始自发组织起来，诸如"借金党"、"困民党"等组织或团体如雨后春笋，他们强烈要求本地债主把债项减少，或免除债务，或延期偿还，总之，反对借贷者没收自己原有的田地以及新开垦的土地。
这是农民反抗政府的前奏，如果借贷者拒绝答应破产农民提出的条件，执意向他们讨债、逼债，必然迫使农民如同"愤怒的小鸟"，为捍卫自己的权益而采取必要的行动，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旦行动起来，其力量不可小觑，须知80%的农民汇聚起来的能量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然而，面对农民因绝望而将奋起抗争的形势，维新政府视而不见，并没有主动派员前往了解民生疾苦，就他们的诉求寻找解决方案，而任由农民与借贷者矛盾激化，这样农民只好举起反抗大旗，向借贷者、向政府发出怒吼，抒发心中的怨恨。
既然政府不闻不问，农民只有揭竿而起。1884年11月初，距离东京80公里的埼玉县秩父地区众多养蚕户首先揭开起义的大幕，他们的行动被称之为"秩父事件"，这些破产农民联合其他下层民众，人数一度达6000之众，他们一路高喊"销毁债约"的口号，得到沿途村民的热烈响应。
在愤怒情绪的驱使下，广大农民将借贷者的房屋毁之一炬，并狠狠袭击政府机构，使得当地警察受到强烈震撼，他们只好向中央政府求助。
明治政府获悉后，立即派兵征讨，就像7年前对待西南战争一样，但后者多为受过军事训练的武士，而农民起义纯粹是散兵游勇，但即便如此，政府军也没有立即扑灭起义大火，而是用了10天时间才将整个动乱平息，足见农民反抗的巨大威力。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千百年来，任何不顾农民切身利益，对他们极尽压榨之能事的封建统治者，很少不遭到农民起义打击的，正因此，农民有着无可撼动的力量，他们的生存处境和利益诉求必须得到重视。
诚然，"秩父事件"遭到了维新政府军的镇压，起义首领被处决，但只要社会环境不利于他们生存，政府依然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他们，则日后的反抗势必此起彼伏。果然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大佃农的抗争事件年均不低于2100起，有力地打击了地主的剥削，迫使不少地主离开农村到城市谋生，当1945年日本战败的时候，广大佃农借助美军的势力，一举打倒了地主，收回了田地，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世人每每提起明治维新，赞美之情溢于言表，认为日本由此从名不见经传的国家逐渐崛起为世界之强国，殊不知，一开始就不被广大农民待见，他们在1884年的举动，难道不是维新政府的缺憾？
实行资本主义，大力向西方学习，这固然比幕府封建主义进步得多，但维新政府严重忽视农民的利益和呼声，在实行市场化运作过程中，既鼓励农民借贷投资，开垦荒地，发财致富，却又增加苛捐杂税，使得农民负债累累，不堪重负，不仅如此，又出台货币紧缩政策导致物价大跌，农产品价格骤降，农民利益受损变本加厉，而税负一点不减，使其面临着丧失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严重威胁。
然而遗憾的是，政府对破产农民不闻不问，任其饥寒交迫，这与德川家康要求"农民过的生活应该是不死不活"有何区别？无怪乎农民要揭竿而起，而秩父农民大规模起义在德川幕府长达265年的统治中几乎没有发生，这是不是对明治"新时代"的讽刺呢？
尽管维新政府派出重兵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但农民的力量是根本战胜不了的，只要有压迫，他们必然要起而抗争，并最终获得自己应有的权益，尽管1945年来的有点晚，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终于失而复得，这从而证明了农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他们理应像明治维新所声称的"四民平等"那样，拥有真正的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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