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八十年代末期的事情。
记得当时我正上两个班的数学，当教导副主任并兼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老校长、老书记号召全校教职工给学校提合理化建议。我想到学校位于家属区中间，很多家长是三班倒职工，晚上和周末无力照管孩子，于是写了两个建议：
1、成立“红领巾俱乐部”，利用学校设备，组织些活动小组，在老师指导下，开展课外活动；
2、成立地区“青少年辅导站”，开展学科辅导。这在当时，虽未提倡，但也没禁止，会受到学生家长欢迎。
学校采纳了我的建议，并让我作为俱乐部和辅导站筹备负责人。于是我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为了让俱乐部和辅导站“合法”成立，我与路局团委青少年活动中心联系，把它们作为该中心的下属部门，并邀请地区团委书记作为两个部门的主任，邀请当地有名的学科教师作为辅导员。
在成立大会上，我把路局团委青少年活动中心领导、地区党政领导邀请到会，当地媒体也应邀到会参与报道，于是两个组织“合法”产生了。
如我所料，学生参与的热情较高，第一个月就有600多人，参加了900多个项次的学习，学校收入上万元。这在当时上级只能给10元/人.月的教师奖金来说，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学校决定每月由俱乐部和辅导站给老师发20元/月奖金。
这本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不想管理人员的奖金问题，让年青气盛的我产生了异常激动的情绪——不干了！
本来在办公会上讨论奖金分配问题时，对每月由俱乐部和辅导站发20元奖金，大家都没有意见。在讨论管理人员奖金时，我提出比没有参与管理的老师多5-10元/月，大家认为以多10元为宜。同时，有人提出，这个合理化建议，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又为学校创了收，应给我以重奖，我婉言谢绝了。
不想，在当月发奖金时，却有个别教师大闹财务室，认为管理人员不该多拿10元奖金，理由是：学校安排谁，谁都会去，大家都能管理，凭什么该多拿？
我找到学校领导明确表示，从下月起，我不干了，请安排人接替。学校领导少不了一番劝解、开导。出于赌气，我提出管理人员奖金应在原来基础上翻倍，否则另请高明。
老师们其实都知道，没有我们的努力，俱乐部和辅导站挂靠不了局团委青少年活动中心，也得不到市局团委的支持和行家的参与。看到管理人员平时的忙碌，正直的老师为我们鸣不平，找到领导反映，应该给管理人员双倍奖金，于是管理人员奖金涨到了20元/月。
事情虽然过去十多年，但它反映出的一种现象现在也存在：事情你可以多干，但钱不能多拿，否则就是不公平。
看来，要改掉“大锅饭”思想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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