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西单路口 摄影：林毅
如今的西单路口，通衢大道，四通八达，而在最初，西长安街其实是个丁字路口。
乾隆十五年京城全图上的西单路口为丁字路口。
明初，为消灭元的“王气”和防备元残余势力的侵扰，徐达“缩其（大都）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
明成祖朱棣称帝后迁都北京，大规模修建北京城。明永乐十七年（1419），将元大都南城墙南移约二里，从原顺承门至长安右门修了一条大街——西长安街，原文明门到长安左门则是东长安街。而在原顺承门以西、文明门以东的城墙废墟之上，则是散落着民居，形成了胡同。旧刑部街就是其中一条。
旧刑部街，顾名思义，街上原本有刑部的办公场所，最初称刑部街。
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七年十一月，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于宣武门街西。”明代王同轨《耳谈》中也有“三法司署，国朝移建西长安门外”的记载。
明清时期，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合称“三法司”。京剧、影视剧等文学作品里常说的“三堂会审”“三司会审”，指的就是就是三法司。
明嘉靖三十二年北京城全图上，明确标识了刑部、督察院和大理寺。
其中，刑部为六部之一，“掌天下刑名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和公检法的一部分；都察院主掌官吏的考察、举劾，是国家最高监察机关，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大理寺专掌“天下刑名”的审核，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
也就是说，刑部掌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
到清代，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一起移到了天安门外西侧，占了明代锦衣卫和通政使司的位置，刑部街上自然也就没有了刑部。
清同治四年（1865）北京地理全图（周培春绘）上的三法司
不过，在清乾隆十五年的北京地图上显示此街仍为刑部街。
图源：《北京市西城区地名志》
到清宣统年间的北京地图上，此处初称旧刑部街。
图源：《北京市西城区地名志》
解放初期，北京城百废待兴，打开通道，拓宽马路，发展城市交通势在必行，长安街地处中心地带，正是“改造北京的第一枪”。长安左门、长安右门、西长安牌楼、东长安牌楼相继被拆除，形成了东单至西单的长安街雏形。
1954年，西单路口东向，路南可见长安大戏院的幌子，远处可见庆寿寺双塔，路口左侧路边的围挡里，依稀可以辨认拿着铁锹的人，疑为西长安街拓宽工程现场。
随后，为沟通城郊之间的联系，1956年7月，西单路口以西5条小巷之间的2000多间房屋全部被拆除，拓宽为35米的复兴门内大街。相应的，在1958年拆除了东单以东5条小巷间的3000多间房屋，拓宽为35米的建国门内大街。与此同时，在拆除有轨电车线路的过程中，西单牌楼也被彻底拆毁了。
1954年，西单路口西侧，旧刑部街、报子街东口。
1956年，西单路口西向，正在进行打通复兴门内大街工程。
1958年，西单路口北向，西单北大街、拓宽后的长安街、打通后的复兴门内大街。
1958年，西单路口西北向。在建的大楼是供销合作总社。
1959年，从竣工的电报大楼东侧看西长安街和复兴门内大街，可见路北侧已竣工的供销合作总社、民族文化宫
旧刑部街41号：山本医院- 山本医师与鲁迅交往甚密
1919年4月，一家医院从东城八宝胡同迁入了旧刑部街41号，主治医生为日本人——山本忠孝，医院名山本医院。据传，医院附近是清朝顺成王府拆后的空地。
山本忠孝
恰在这时，在附近工作且恰好有呼吸道疾病的鲁迅，结识了山本忠孝。两人交往约六年，往来多达100多次，仅从频率上看，这在鲁迅先生与日本友人的交往中是屈指可数的。
鲁迅在西单路口西南教育部街的教育部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以及教育部佥事，期间在抄手胡同开设第一家面对普通民众的图书馆——京师通俗图书馆，后迁至头发胡同；1923年在石驸马大街里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任讲师；同年还因兄弟失和在砖塔胡同居住了九个多月。
鲁迅对山本医院十分信赖。两人相交六年间，除牙病之外再没有去过其他医院。相识之初，鲁迅就远道邀请山本忠孝到家替母亲看病，此后还经常向熟人介绍山本医院并充当翻译。他的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的夫人羽太芳子、儿子周丰二、周鞠子，朋友潘企莘、徐吉轩等都曾在山本医院就医甚至住过院。
图源：《山本忠孝——鲁迅在北京时的主治医师》
1926年，“三一八”事变之后，鲁迅在山本医院避难的十一天里，正是鲁迅灵思泉涌的时期，《纪念刘和珍君》《空谈》《如此“讨赤”》《淡淡的血痕中》都是例证。
据许羡苏的《回忆鲁迅先生》记载：“鲁迅虽然以病人的资格住在那里，仍很自由，也还方便，可以摆出稿纸写他的文章，或编刊物和校对将出版的书籍等。护士每次照例把体温表往桌上一放就去别的病房，过一个时候来收回，表上度数她是不管的，家里的人也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看他，送衣服文稿书籍或吃的，而他自己也自由出入，有时出来上课或回家，转一转，看看母亲。《朝花夕抬》中的有几篇文章多半是在那里写的。”
由此来看，鲁迅先生和山本医生的交往是比较融洽的，鲁迅在山本医院的避难生活也是比较安定的。
山本医院平面图 图源：《山本忠孝——鲁迅在北京时的主治医师》
当时，去外国医院避难，不仅限于鲁迅，其实是经常出现的。《顾颉刚口述：中国史学入门》中就曾记载：“之后，北洋军人此起彼落，东起西落，这般人经常逃到外国使馆，以及外国医院（如德国医院，日本的同仁医院，还有法国的医院）里面去躲避。所以，通缉令连同他们的头像张挂在东交民巷的巷口，可被通缉者，就在巷内逍遥自在，很保险。”
1926年8月，鲁迅被迫南下。就在他离京的前两天，他最后一次去了山本医院，此后再也没有联系过。
旧刑部街12号：奉天会馆- 从将军府到西单剧场百年巨变
1918年9月，张作霖奉令来到北京，办公之余，看望了自己在东北当“胡子”（土匪）时的老长官增祺，并赠送了10万大洋为增祺作寿。增祺后来举家迁往天津，旧刑部街12号这座大宅子则是送给了张作霖，于是这里就成了奉天会馆。
盛京将军增祺
这宅子是三路三进的大四合院，大门在西，有250多间房，占地20多亩。宅子大门开在旧刑部街上，东边还有个侧门，侧门进去是一千多平方米的花园，假山、花木、彩绘游廊，美不胜收，花园西边还有座老式戏台。1919年春，东北同乡会在这里盖罩棚，添座位，是个剧场了。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在这里请名角，办堂会，设饭局，宴宾朋，贵客盈门，高朋满座，热闹非凡。东北同乡在这里共叙乡谊，联系密切。1928年，张作霖离开北京，途中遇害。之后，奉天会馆活动逐渐减少。
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
1929年，郝锦川出资租赁了奉天会馆的花园和戏台，筹建哈尔飞戏院。他在戏台原址上新建来了一座占地400平方米砖木结构的棚式戏院，将原来的方形戏台改为半圆形舞台，楼下观众设长条靠背椅，二楼观众席只设包厢不设散座，一共600多席位，这是那年月旧式戏台向新式戏台过渡的模式。
民国时期，北京内城西部图上的哈尔飞戏院。
说到“哈尔飞”这个奇怪的名字，里面还有个马虎的故事。戏院开张前两个礼拜，在报刊上登广告，戏院为赶时髦，本来选定的是个英文名“Happy”，但在拟写广告时错写成了“Haipy”，音译过来就是哈尔飞。广告发出去了，戏院也只能将错就错，自称哈尔飞戏院了。
哈尔飞戏院戏单 图源：7788收藏网
戏院的开幕仪式十分气派，请了党政军商各界头面人物，刚从美国访问回归来的梅兰芳不仅致了辞，揭了幕，还进行了回国的首场演出，观众们热情高涨，全场叫好。
不过哈尔飞剧院时运不济，开张第二年就是“九·一八”事变，“满洲国”成立，再加上，后开业的长安大戏院、新新大戏院，西单地区新式戏院三足鼎立，竞争十分激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九天，9月27日东北同乡在奉天会馆开会，成立了“东北留平同乡抗日救国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实际上是东三省的同胞聚集地，也是血战于黑山白水之间的东北义勇军的后援会，我们熟知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就在这里诞生。
《松花江上》简谱
没几年，七七事变爆发，而后北平沦陷，时局混乱，生存尚且困难，何谈开戏园子、开剧院？就这样，戏院为谋求出路，几经“改业”，从哈尔飞戏院接连改为瑞园茶社和大光明电影院，但也都好景不长，一年多便歇业告罄。戏院东家自然也是换了又换，单是大光明电影院，东家就换了两次，开业就开了四次。
最新北平大地图（解放版）上的大光明戏院
1953年6月，文化部接收大光明电影院，作为新成立的中央歌舞团的演出场地，原影院老板杨宜之任副经理。
1954年7月，影院正式改称西单剧场对外营业，日场放电影，晚场演戏，生意特别好，可以说是自哈尔飞开业以来最稳定、最繁荣的阶段。
1959年，复兴门内大街东向，路北可见西单剧场，远处可见电报大楼。
六七十年代的西单剧场
1978年，西单剧场翻建，增加了坡度，取消了楼上观众席，全场共1089个座位。
直到1985年，都是以曲艺节目为主，兼顾放映电影。曲艺名家魏喜奎、高凤山、关学增、罗荣寿、赵振铎等都曾在此登台演出，此外还播放过《五朵金花》《洪湖赤卫队》《以革命的名义》等电影。
西单剧场，图源北晚新视觉。
此后，随着舞台演出的没落，西单剧场也主要转向电影放映，同时开辟了电子游戏厅、录像厅等副业。
由于西单地区的整体规划调整，1994年12月15日，西单剧场停止演出和电影放映，后拆除。
1936年，和鲁迅一家联系密切的山本忠孝早已在离开旧刑部街，定居日本别府；
旧刑部街也已在50年代后期消失不见；
而那座给无数老北京们留下深刻记忆的西单剧场也在90年代西单改造中被拆除。
在您的记忆中，旧刑部街又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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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章泉彪之助 靳丛林 宋扬，山本忠孝--鲁迅在北京时的主治医
长弓，鲁迅与山本忠孝——兼谈鲁迅的避难生活
北京纪事，长安街上奉天会馆
金诚，民国名人与奉天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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