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年从事记者工作，后来去了印尼专门写作华侨人物传记。2014年10月，应河北省保定市文联邀请，要我为一位保定籍的抗日英雄、开国少将、已故原河北省委书记刘秉彦同志撰写一部记述其生平的文学传记。这样，我就从印尼万隆回国匆匆前往保定，在这座古城采访写作了半年时间，从此对保定念念不忘，满怀深情。
在汉语数不清的方言中，我这个南方人特别喜欢听保定人说话。
保定人说话不像山东话那么直，那么硬，总是 慢条斯理，慢慢悠悠，那叫稳当。当然，这可不是情人在花前月下谈情说爱，平时说话都是这个味，就连生气吵架时，也不会改变。电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中有一句台词：“我就站这儿咧，你说怎么周（着）吧？个儿高总么着咧？我拿砖排（拍）不死你（我就站在这儿了，你说怎么着吧？个儿高怎么啦？我拿砖拍不死你）！”
你看，跟人吵架也是 抑扬顿挫、慢慢悠悠的，让人真没脾气。豪气直爽的山东人，生气时绝不会这么沉得住气。
保定人说话也不像 天津话那么简洁利索，仨字变成俩字说，俩字变一字，保定人说话有韧性，就像用上好的面粉做出的面条儿，筋道，粘乎，有抻劲。常说 保定府有三宝：铁球，酱菜，春不老。保定话跟这也有关系，“甜面酱味儿”。保定人爱把“ 儿化音”抻开了说，譬如，面条—儿，小勺—儿，老头—儿，大枣—儿，小刀—儿……听听两个老保定人对话：“早清儿吃得顺么饭喃？（早晨吃得什么饭）”“没省（什）么，吃咧一碗面条—儿。”怎么样哎？这味道筋道呗！但是，保定人并不都这样说，对那些体积大的物体，一般不这么说，谁也没听保定人说过高楼—儿，大树—儿。
下面再说说保定的古往今来，以及她曾作为省会几度变幻，最终迁出的命运多舛的历史。
保定直隶总督署。
翻开中国版图，我们就能看到，辽阔的华北平原的北部是我国的首都北京，以及天津这两大直辖市所在地。此外还有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座河北省的主要城市，从北往南，分布在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结合部。而在四大历史名城中，保定的地理位置尤为特殊，因为保定距离北京太近了。咱们都知道蜀汉先主刘备是涿郡涿县人，这个涿郡就是保定市代管的涿州市，距离北京不过一步之遥。
有历史学者指出：“清朝从关外定鼎北京后，保定的得失就显得非常重要。站在清朝的角度，从北京往南看，清朝控制住保定，就能控制华北平原，同时又可以以保定为跳板进入山西。清朝统治者在京师向全国发号施令，保定可以说是第一站，地位非同寻常。清朝设直隶，管辖范围包括现在的河北省以及北京、天津二市，以及内蒙古中部一些地区。设直隶省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地给京城打一堵战略围墙。在这种战略考虑之下，直隶省会放在哪就有讲究了。当时还没有石家庄，但有正定府（今河北正定）。不过正定和邢台、邯郸距离北京有点远，朝廷有什么事，直隶总督需要第一时间得知并及时处理，保定无疑是最合适的。”
现在的保定市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市辖区5个，县15个，县级市4个。保定的下辖县市出名的很多，如易县、涞水、高碑店、涿州、徐水、高阳、安国、满城、望都、定州、阜平，以及现在大名鼎鼎的雄县和安新。保定在全国的名气非常大，大约与两件事有关，其中一件是吃的。河北有两个地方的驴肉火烧名闻全国，一个是河间（隶属沧州市）驴肉火烧，一个就是保定驴肉火烧。河间驴肉火烧一般是长方形的，皮稍薄，保定驴肉火烧一般是圆形的，皮稍厚。
另外一件事是一句与保定有关的顺口溜，就是那句大名鼎鼎的“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是说北京和天津出油嘴滑舌的人，保定则出崇洋媚外的狗腿子，这样的说法对保定是非常不公平的。保定有狗腿子？哪座城市还没有几个狗腿子？不管哪座城市有狗腿子，那都是少数，凭什么让保定背这口黑锅？保定很多热血儿女于国难之际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他们都是英雄。
保定军校广场浮雕墙。
太过久远历史，咱先不谈了，下面就从1930年代的保定说起吧。
谁都知道，近三百年大清王朝，有182年在保定设立了直隶总督署，其衙门级别之高，总督权利之大，名列全国八督之首，可以说除了北京的朝廷天子，就数保定这地方的位置吃重了。所以，保定这座冀中平原上的古城，称得上人文荟萃，底蕴深厚，曾几何时的繁华热闹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都说是：“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但也可能是轮到了别人家，起码对保定来说就是这样。曾经显赫的政治地位在民国之初就被大大降格了。
保定老照片。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允许英、法、俄各国设立租界。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政府设立“三口通商大臣”，驻节天津，兼管辽东牛庄、山东登州两处通商口岸，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拥有“遇有要是，准其会同三省督抚府尹商同办理”的权力。
天津自开埠之后，逐渐成为华北经济中心，“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远胜闭塞的内陆城市保定。李鸿章时代，直隶总督署尚留在保定，天津的办公地点称之为“行馆”。
直隶总督李鸿章。
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索性上奏朝廷，将总督衙门正式迁到了天津。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无论作为军事首长的直隶督军、督办，还是作为民事首长的直隶巡按使、省长，都长驻于天津。
1913年，保定长达244年的直隶省会历史悄然结束，这个“冀北干城，都南屏翰”的第一省会的光荣历史悲情落幕。省会迁移天津，大员们携带家眷仆从车辚辚，马萧萧地扬尘南下，或顺水漂流，直接奔了天津卫的五里洋场。
一群西方人聚集在保定府火车站站牌下，拍摄时间在1915年到1920年之间。图源：凤凰周刊
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占领平津，于10月间下令将河北省会迁回了天津。到了1936年6月，为因应前一年“华北事变”带来的国民政府中央军南撤，保定终于再度成为了河北省会，西北军将领冯治安担任省主席。
尽管恢复了省会的级别，但是此时的保定早已衰落，沦为一座破旧的小城。其首县清苑的县志中哀叹：“昔日大都会遂为寻常县治矣，政变以来，省属移津，布、按各署一切罢废，仅保定道尹旋亦废之，仅留县署及公安局，几与外县等夷，或尚不及繁盛一镇。商贾亦因之凋敝。”
保定城关老照片。
而在同一时期，一向被保定人不屑地说成“就是个农村小庄子”的石家庄，却因得京汉、正太铁路枢纽之便利，人口猛增至9万人，此时规模已超过保定。直到1935年，河北省府再次移驻保定时，保定城的人口才回升到8万多人。城市人气不旺，工商业便少了支撑。据资料记载，保定老城区在1930年代初的面积仅为：“周长12里又330步，城内只有西大街最为繁盛。”
抗战时期，河北省政府在省外流浪，保定作为省会变成有名无实。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在1934年讨论河北省会驻地时，认为虽然北平是文化古都，天津商业发达，但是比起保定位居全省中心、交通便利的优势，仍然有所不逮，因此决定将河北省会迁回保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当初的判断成了先见之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保定设立行营，使保定在省会地位之上，又多了一重华北抗战军事中枢的身份。
好景不长，1937年9月24日，防守保定的中国军队第2师、第47师撤离，河北省会落入日本军队之手。在此之前，河北省政府已经随着省主席冯治安的队伍撤走。此后八年间，河北省先后五任省主席都由军人兼任，且都出自冯玉祥国民军系统，他们或回到河北省内游击，或者在河北省外抗战，而省政府也随着他们在省内外流浪。省会保定成了一个遥远的符号。
1938年6月，冯治安将省主席交卸给了老上级鹿钟麟，后者同时兼任河北游击总司令，担负着开辟敌后游击区的重任。鹿钟麟在湖北武汉搭起军政班子，到河南洛阳接收了冯治安省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及运出省外的1000万元河北省银行纸币，以此为基础开始征程。
鹿钟麟率领省政府从洛阳出发北渡黄河，绕过晋城、长治、辽县，向东翻越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又趁夜潜过平汉铁路，在1938年9月抵达河北南宫，在北杜村开府办公。一时间，南宫成为河北敌后的中心，不仅得到八路军的支持，连另一位在敌后坚持的国府大员、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也曾赶到南宫开会，共商敌后抗日事宜。
团结维持的时间不长，鹿钟麟与民政厅长张荫梧、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之间便产生了矛盾。三方不仅各自办理学校，招收学员培养干部，还分别向各县派遣县长，加上伪政权的官员，冀南地区出现了一个县有4个县长的奇观。
日军也不会放任鹿钟麟的省政府在河北坐大，连续发动扫荡予以打击。鹿钟麟虽然有“冀察战区总司令”的名头，但却没有多少能切实掌握的兵力。日军围剿之初，鹿钟麟尚能在南宫、冀县一带周旋，后来只能向西撤退，经过22天艰苦跋涉，又回到了太行山区。途中大小官员纷纷离队，最后整个省政府只剩下一个秘书梁霭然，立即被鹿钟麟提升为主任秘书。
随着国共摩擦日益白热化，国民党军敌后部队陆续被挤出河北，鹿钟麟也只能离开太行山返回洛阳，将省主席和省政府交给了庞炳勋接管。后者身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在河南林县、山西涉县与河北磁县之间的山区打游击。
据省政府秘书长胡梦华回忆，当时国民党军在河北省仍有实力，“占领7区正定县、8区冀县、9区吴桥等几个零落的村庄及濮阳等几个县的一小部分”，但已经相当衰微，“张荩臣、邵鸿基、张国基、丁树本4个行政专员都只带领有限的保安部队，东奔西窜，朝不保夕”。因此他向庞炳勋建议，“如果现在省府就随军行动，帮不了你的忙，反而增加你的累赘”，不如将省政府留在洛阳。庞炳勋欣然同意，直到他于1943年5月兵败被俘。
此后，接任庞炳勋第40军军长一职的马法五，也代理了他的河北省主席职务。河北省政府仍然留在洛阳，一直延续到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攻占许昌，威胁洛阳，河北省政府迁往陕西西安，继而疏散到眉县。
1945年7月，继任省主席孙连仲在眉县就任。一个月后，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河北省政府先回到西安，又抵达郑州，但最终没能顺利衣锦还乡，国共冲突的白热化打破了他们的希望。1945年10月，准备接收河北的国民党军在邯郸被八路军击败，前代理省主席马法五率部起义。
集中在新乡的河北省政府人员无法通过陆路回省，只能等待飞机陆续空运北平，在城内铁狮子坟临时办公。直到1946年7月，河北省政府才再度在保定挂牌，结束了在省会外长达9年的流浪时光。但仅仅15个月后，随着国共战争局势的变化，河北省政府再度离开省会，转移到北平，最终跟随傅作义将军一道接受了解放军的和平改编。
位于总督署大门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牌坊式“辕门”。
工业与历史的抉择
2019年9月，王戡先生在香港《凤凰周刊》发表的《河北省会漂流记》一文中，详细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保定在与石家庄的省会城市“比选”中落败的来龙去脉。
1947年11月，解放军华北军区野战军攻占石家庄，总司令朱德称赞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并称此战“敌人动摇了防守大城市的信心……我们自己却更有了打大城市的信心”。
1948年9月，解放军占领保定之后，人民日报社论称赞“收复华北一大名城……不独人民的石家庄更加安如磐石，保定亦永远为人民所有的”。由此可见，保定与石家庄在当时便有相提并论的资格，石家庄的特点是“大城市”，保定则只是“大名城”而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保定。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省会是一省经济发展的带头人，选择什么样的城市作为省会，与一个省如何定位未来的发展方向直接相关。1950年代河北省委就认为拥有10万人口的保定“建设工业的条件缺乏，将来很少可能成为工业城市”，“省会设于保定，实难适应新的领导任务”，从1952年起，接连请示华北局，希望将省会迁移到有27万人口的“典型近代工业化城市”石家庄，充分体现了河北省委对自身的期盼。
1954年，中央批准河北省会调整到石家庄，省内立即启动了新省会的建设规划。但一年后的1955年8月，中央因为经济困难，提出“厉行全面节约，反对一切浪费”的指示，营建新省会和搬迁省级机关也在其中，河北省会在1949年之后的第一次搬迁企图至此告终。
石家庄老照片。
但是，河北省对工业省会的追求不但没有结束，甚至更上一层楼。1952年，察哈尔省撤销，省会张家口划归河北省。1955年，热河省撤销，省会承德划归河北省。但这两座省会地处边陲，论经济发展还不如保定，自然不是河北省迁移省会的目标。这一波行政区划调整的浪潮，却启迪了河北省。
1956年4月，河北省委向中央提交《建议中央将天津市与河北省合并为一个建制，并以天津市为河北省省会的报告》，将目光瞄向比石家庄更大的工业城市天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河北省委的努力下，1958年2月，全国人大同意将天津市由直辖市改为河北省辖市，4月河北省人大就通过了将省会迁往天津的决议。各种工程随之展开，左家新回忆道：“我院是工程的先行者，马不停蹄地到津后即接受了省会会堂、会议楼、宾馆等多项工程建设项目。”
1970年代建设的石家庄火车站。
河北省会设在天津9年，终于在1966年发生变化，天津再度成为直辖市，河北省会调整回保定。但在当时的政治局面下，省各机关能够回到保定办公，全看自身实力。省委、省人委进驻了保定市区，其他单位则星散于保定周边，河北省档案局原局长冯世斌举例“如省卫生厅，驻涿县；省粮食厅，驻望都县；省教育厅，驻定兴县；省林业局，驻易县。有的单位规模大、人员多，只好分散几个县办公”，省机械工业厅直接去了石家庄，省基本建设局无处可去，索性留在了天津继续办公。
这样的局面显然难以维持，终于有了1968年再次将省会迁往石家庄之举。
细算起来，河北省会在20世纪内居然迁移了11次，省政府迁移的次数更是数不胜数。这一切终于在1968年尘埃落定，石家庄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会。
如今的石家庄市区一撇。
虽然此后省会再无变化，但仍有未成的波折。1972年，河北忽然动起了念头，要求将省会再度搬回保定，最终因周恩来总理批示“省会不要再搬”而告罢，成为20世纪河北省会漂流记的最后一幕。至今已经有53年没有发生变化。
河北省内名城众多，清代省会保定、战国赵都邯郸、工业重镇唐山……个个享誉全国，省会最终落在年轻的石家庄，虽有机缘巧合，却也是大势所趋，其间因果耐人寻味。
2016年的保定市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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