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随机杀人案”发生后，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辩护律师及其家属、一般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属……似乎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但当每个人在面对伤痕、重建生活时，似乎又变成了加害者。
到底什么是恶？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这是影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它触碰了一个常人鲜少触及和深入的话题，而这个话题又关乎到受害者、媒体公正、社会舆论、精神病患偏见等问题。
10集剧情，信息量大，节奏快，视角广，泪点密，高潮迭起，刺激观众以社会为维度，重审旧有的善恶观。
01
一人犯罪，全家连坐吗？
故事发生在台北，一场无差别杀人案，9死21伤，让30多个家庭支离破碎。
李晓明在犯下罪行的同时，也剥夺了亲人们生存的权利。
原本，李家父母开了一家小面馆过生活，女儿晓文是新闻系的优秀学生，即将毕业。
出事后，一家人的身份被媒体曝光，每天都有人去他们家门口砸门砸窗。
爸爸妈妈把家里的面店卖掉，用于补偿受害者家属，可良心债怎么还？他们活在见不得光的地方，爸爸每天靠酗酒麻醉自己，妈妈戴着口罩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去外面卖茶叶蛋。在媒体面前，他们每次都在下跪，在不停地道歉。
妹妹晓文也隐姓埋名，改名“李大芝”。经教授介绍，她来到一家新闻台工作，恰巧无差别杀人案受害者之一的母亲乔安（贾静雯饰演），是晓文的顶头上司。
一开始她们两个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后来，李大芝知道了她的上司乔安是受害者家属，但她依然无法公开自己就是施害人妹妹的身份。她工作的小心翼翼。
在这场凶案里，电视台高管乔安失去了儿子。
两年来，她作为罹难家属始终走不出伤痛。他和老公刘朝国在儿子死后，关系处于冷战分居状态。
她用疯狂工作和酒精来麻醉自己，整日酗酒，冷冰冰的家庭让女儿缺失温暖，离家出走。
痛失亲人、婚姻危机的乔安，本身是凶案的受害者。但当她得知在自己手下工作的李大芝真正身份是李晓文后，她彻底失去了理智，将失去孩子的痛苦和对凶手的怨恨，都发泄在晓文身上。
这时候，受害人似乎成了加害人。善良和罪恶，一线之隔。
虽然一直躲避，在哥哥李晓明被执行死刑后，全家还是去殡仪馆见了一面，却因此又被媒体围堵上了。
他们再次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中，即便父母下跪，也不能消除大众的愤怒。
一人犯罪，全家连坐。加害者家属承受着社会和自我良心的无期谴责。
02
理解加害者，伪善或止恶？
辩护律师王赦，长期为随机杀人案犯罪嫌疑人辩护。尽管不被大众和家人理解，但他一直秉持着自己的职业理想。
当全社会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声讨李晓明的罪行时，他不顾众人的唾弃，甚至被泼粪也没有退缩。
他想弄清楚，一个普通人，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剖析罪犯，挖掘真相，才能真正防患未然。
在大众眼里，他只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坏律师。
而他坚信，一命抵一命，有时只是多增加一个不幸。尝试去了解加害者，是为了从中寻找“恶”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脉络，从而最大程度地预防“恶”的发生，教化潜在的“危险之人”，从而在根本上保护我们的共同生活。
然而，家人的坚决反对，刚出生儿子的夭折，李晓明在未被告知家人和辩护律师，并在52名死刑犯之前判处死刑，这一件件事一起涌向他时，他茫然了。
王赦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是要靠杀人来抚慰人心、保障我们的安全吗？
在他看来，没有人是天生的杀人犯，如果我们只是在每一次无法预料的恶性事件之后，最为迅速和本能地将杀人犯除之后快，我们将永远无法运用自己的能力，减少“恶”的发生。
王赦是一个反思者，他在替整个社会反思。
03
没有人是局外人
这部剧最为人称道的是它呈现了一个近乎来自“事件全景”的视角，展现了随机杀人事件发生以后，各方的真实处境，尤其深度聚焦于以往常被忽略的加害者及其家属的痛苦。
将个人痛苦与社会各方力量最大限度地关联起来，由此观测了“恶”的形成机制及其复杂性。所有人都是局内人的故事设定，也就使得在公共视域内直面时代众人的苦痛挣扎成为了可能。
正是此剧引导我们去关注这一群体，促发我们重新思考法律、道德与人权的关系问题，以及善和恶的边界何在。撕开了群体中那些沉默的伤口，丢出一个巨大的诘问：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到底是谁错了，谁又对了呢？
当掩面偷生的李母掏出内心的困惑——“天下没有哪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二十年的时间去养一个杀人犯！”
当李大芝面对受害人家属宋乔安大声喊出——“难道我和我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吗？”
当乔安声嘶力竭的哭喊——“那我儿子呢，我儿子有活下去的权利吗？”
当受害者家人指着李晓文呐喊——“就算杀死了凶手，我们家人的伤痛能抚平吗？”
伤害是有相对主义的，伤害在不同文化和不同人之间，是高度不同的。
随着剧情的起伏跌宕，一次次真相反转、善恶难辨的事件中，加害者与被害者的众生相里各有残缺。
现实的生活里，当热搜代替了媒体，当“网络升堂”成为日常，我们与恶之间的距离，“好”与“坏”并非想当然那般遥远，再没有绝对的局外人。
我们每个人在判断这个社会是不是一个值得去生活的社会时，最根本的还不是社会经济有多发达、能够带来多好的社会公益，而是，这个社会是不是一个正义的社会。
04
从众太容易，它却是更巨大的恶
《我们与恶的距离》把观众引向一道又一道错综复杂的道德选择题，让不同的“善恶观”在此碰撞。
这大概是两种对于“恶”的不同态度的冲突，即朴素正义观与现代犯罪学的对撞。
在中国文化中，“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因果报应”是最基本、最核心的道德、法律信条，体现了民众最朴素的正义感与安全感。
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民众对恶的着迷与追打，是疏离社会的附魔群像，一开始或许有人是善意地上网留言，但陷入群体狂热后，常会陷入一种道德亢奋的状态而不能自已，每日在这些真假舆论的回声中无法思考。
自己从四方杂音中听到了几分真实？然而，有时我们却离恶那么近，近到你的一句话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恶人，我们与恶没有距离，但是我们要努力让自己的恶不要对别人造成伤害。
我们有没有了解过的精神病患杀人犯，大多是因为长久的“疏离感”和“不安感”导致了极端行为的产生。尤其在现代社会里，“不安感”和“疏离感”愈发普遍，如果依然对此处于无意识状态或坚持拒绝了解，那么“恶”就将变得愈发不可理喻，我们也将完全被动地面对“恶”的随机发生。
善恶说穿了，在没有好的教育基础下，在当代无疑是各种自恋形式的裹脚布。
这个剧本不是要批判谁善谁恶或废死与否，而是在这噪音世界中，如何能当一个清明的人。不清明，以为所行之善事，迟早会为恶铺路。
智者寻因，愚者问果，从众太容易，但它却是更大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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