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茶按｜2019年，我将开启一个“名家书房”系列，走进一个个作家、学者、艺术家、文化人的书房，通过书房这条小径，抵达思想的彼岸，在他们构建的知识地图中，找到人与书的共情之源。本专栏由《新华每日电讯》首发。第一期，我们走进北大中文系陈平原、夏晓虹教授家的书房。
北大陈平原、夏晓虹教授书房
理想的书房，应该是一个知识地图
采写｜绿茶 口述｜陈平原
虽然听杨早描述过陈平原教授书房的规模，但走进陈老师家书房，还是大吃一惊。客厅、餐厅以及通往厨房的墙体都是书架，几乎看不到露出来的墙，而整个客厅也堆满了书、杂志和资料，此外，陈平原和夏晓虹老师还各自有个书房，也是被书挤的满满的。我们一行四人到来，更增加了客厅的拥挤感。
平原老师随手把沙发上的书和资料挪了挪，我们和书挤在一起，喝茶、聊书。过程中，陈老师反复提到找不到书的问题，这可能是读书人的通病，书越来越多后，书房的功能性就越来越弱，想找的书越来越难找到。陈老师坦言他理想中的书房书不用太多，但要有舒适的阅读环境。但整理这么大规模的书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
手绘陈平原书房一角
陈平原和夏晓虹都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对晚清及近代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有深入研究。陈平原教授除了文学史，还对大学、城市、声音和图像等诸多方面有持续研究，今年，出版了晚清画报研究大作《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在年底众多好书榜中榜上有名。夏晓虹教授多年从事晚清妇女文化研究和梁启超研究，著有《晚清文人妇女观》及多部梁启超研究著作。
从事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涉及的面很宽很杂，古代，现代，外国都要涉及，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艺术的也脱离不开，所以，陈教授家书房可以算是学术大百科，方方面面的书籍包罗万千，加之一直以来入的多出的少，以致于形成了现在的书房规模。
多年前编《新京报书评周刊》时，曾做过一个书房系列，每期一个版，那些年，采访了参观了很多文化名家的书房，后来，这个版取消了，但这个计划一直在我心里留有念想。2019年，我将重启书房走访系列，走进作家、学者、艺术家、文化名家的书房，通过书房这条小径，抵达思想的彼岸，在他们构建的知识地图中，找到人与书的共情之源。
我的名家书房走访系列，就从陈平原、夏晓虹教授书房开始。
和杨早、卫纯兄一起拜访陈平原、夏晓虹教授
绿茶：陈老师好，一进您的书房大吃一惊，这样规模的书房真是少见，我很好奇您的书房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规模的。
陈平原：二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父亲的书房》的短文，大意是看一个人的书房，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兴趣、学养、气质等，而且还可以预测他孩子的未来。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承，孩子从小在那个环境里长大，自然会受到熏陶。其实，我们小时候，家里藏书不算多，房子也不大，但在那个时代，有那么好几柜子书，已经了不起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的书基本上保存下来，没有被毁。因为文革一开始，我爸所在的汕头农业学校的学生们就冲进来，把我们家所有的藏书给封起来了。既然贴了封条，别的红卫兵来了一看，就没有再去弄。后来我妈妈解放了，就以教书需要为由，把书取出来。
而后，我不能升学，这批书就随我到了我插队的山村。所以，文革期间，我和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基本上不缺书读。这批书，今天看没什么了不起，但对当年的我来说很重要。爸爸妈妈都是教语文的，历年初中、高中以及中专的语文教材，还有相关的教师读本，家里都有。另外，我爸爸还有这几个方面的藏书，比如说古典文学，还有俄苏文学，尤其是文学史著作。像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文革以前出的，我们家有；后来我在中山大学念书时，老师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家里也有；还有北京大学的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等人的著作，也都有。王瑶先生文革前出版的书，记得就缺一本，其它都齐了。那个时候的中学老师真是厉害，为了备课，竟收藏并阅读那么多专业著作。这些书，当时我只是乱翻，并没有认真阅读。说实话，即便读也读不懂。但不管怎么说，山村插队，有书可读，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陈平原、夏晓虹教授书房一角
后来我检讨自己的阅读趣味，应该说有一些缺憾，比如说欧美或日本的东西，我们家没有，因为我爸不喜欢。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很少。早年的阅读很重要，不仅是知识积累，更重要的是定下那个调子、那个趣味。日后有些东西你很容易读进去，有些东西则很隔，就是进不去。正是有感于这一点，我才专门写了《父亲的书房》。小时候的阅读，知识含量不高，但养成了你读书的兴趣，包括徜徉书房的生活姿态，当然，还有对某些学科的亲近与疏离。
你问我的书房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局面。因为我们不是藏书家，为自家研究而收藏，书籍必定杂乱无章。藏书分两种，一种是为读书而收藏，一种是为收藏而读书。我们家藏的都是常用书，除个别有纪念意义的，主要是自己研究所用，没有特别珍奇的本子。
我和晓虹的专业本来就有重叠，加上各自有所延伸，而做近现代这一块的，藏书有个特点，古代需要，现代需要，外国也需要，因此古今中外都会有。还有就是，只在文学这个圈里打转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读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艺术的，多少都涉及。加上本身读书兴趣驳杂，我们家的藏书专业性不强。上海的周振鹤、江晓原他们的藏书有特点，比我们强多了，有很多独门绝活。
陈平原和夏晓虹教授
夏晓虹、陈平原画传
陈平原、夏晓虹所藏文学刊本藏书票
《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陈平原题签
陈平原教授部分作品题签
《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夏晓虹题签
当然，我对图像和文字的关系感兴趣，有关明清绣像或晚清画报的出版物会注意收集。在深圳演讲的时候，有个特意从长沙赶过来的读者提问，说他追着读我的书好多年，为什么关于明清插图的《看图说书——中国小说绣像阅读札记》（北京：三联书店，2003）不再重印，也没有续集。我说很遗憾，因为那书写得太浅，自己不满意，还想往下做，资料也收集了不少，准备等退休以后动手。像这样的专题，单靠图书馆收藏不够，要做研究，就得有所准备。其他一般书籍，我就不刻意收藏了。
绿茶：我今天带了一本您的《读书的风景》，谈大学时代的风月和读书。你从北大读博一直到现在，北大这个氛围，对您的阅读、研究和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能再谈谈您眼中理想的读书风景应该是什么样的？
陈平原：这书印了好多次，最近正发行增订版。关于阅读与北大的关系，可从两个方面谈。一方面是，相对于其他学校，北大的人文学是比较从容的。学校要求你多读书，而不是整天忙着写文章。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过，在读研究生不要急于发文章，努力把水坝筑高，这样，开闸时才会冲得远一点。要是有一点小心得就忙着写文章，你不可能走远的，这就好比不建水坝而随意宣泄。所以，在北大读书，时间上比较宽裕，读书的兴趣也比较广泛。
另一方面，大家想象不到的，你别看我的藏书这么多，但我不刻意追求藏书的全，原因是我靠着一个大图书馆。我再怎么收藏，都不及北大图书馆。所以，大套书，不急着用的书，我都不藏。家里藏书，基本上是日常使用的。真到研究某个专题，那时自家藏书肯定不够，还得靠图书馆。
陈平原、夏晓虹教授书房一角
绿茶：你还有一部书叫《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那种坐拥书城的感觉的确很好玩。但是现在的阅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手机阅读、知识付费等等，导致我们的阅读被弄得支离破碎，感觉现在阅读已经不那么好玩了。那你觉得读书这件事情除了自己做研究，或者说好玩，还有什么样的趣味在里头，可以让更多的人投入到阅读这么一件好玩的事情中来呢？
陈平原：应该这么说，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阅读。专业性质的读书不可避免地带有功利性，你想做什么研究，得尽可能穷尽相关资料，不管那些资料有趣无趣，你都得读。另一种阅读，不是为了做课题，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兴趣。现在大学的问题是，很多人已经丧失了凭个人兴趣读书的意愿和能力，所有阅读都是为了写论文。读书有心得，忍不住写作，那很好；若只是为了写作而读书，你的趣味会变得很窄。坐拥书城和漫卷诗书的好处，就是在专业阅读之外，保留另外一种阅读的姿态与乐趣。不能完全排斥网上的阅读、手机的阅读，我自己也有不少片段的阅读，但那是以书斋里正襟危坐的读书作为底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会变成纯粹的消遣，或者像杨早说的，只是“知道了”，那就有点可惜。现在的资讯太多，不是风就是雨，没有一点自己的立场，你会被冲得站不稳的。
阅读者必须有自己的立场，有一定的主见，同时，不拒斥各种杂音。任凭风吹浪打，不会轻易翻船。鲁迅说，同样是读书，有的书要用心体会，有的则随便翻翻。只说一方面是不够的，书房很安静，但它连着网络。外面的世界固然喧嚣，但也很精彩。
绿茶：您的学术脉络是很清晰的，有自己阅读的主线在那里，但其实也是一个一个小专题的组合，像画报、文学史等等，这些专题方向和专项收藏，你的书房场景大概是什么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陈平原：我们家不大，没办法像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那样，她把整个地下车库改造成书房，按照研究专题，分成若干个角落。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梦溪先生也有这个条件，在这个书房研究陈寅恪，在那个书房阅读钱锺书。我们家书房不够大，两个人的藏书又互相交叉，没办法做到边界清晰。当我在不同的话题间穿梭时，好多书会一时找不到。因教学及研究的需要，我不是只做一个课题。比如，我做画报研究期间，还关注大学问题、城市问题，以及演说如何影响近现代中国的文章变革等。如果我有三四个研究室就好了，实际上不可能，因此，书桌上以及身边书柜中的用书，就不得不经常更换。
绿茶：您的学术版图这么大，旁征博引那么多，那怎么去找到这些书？光靠记忆吗？
陈平原：据说25岁以后，人的记忆力就开始衰退了。因此，即便聪明人，也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力。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知识地图，知道什么地方藏有什么宝贝，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去取用。这个学会探宝的能力，比获得某些具体知识更重要。所谓“学术训练”，某种意义上就是建立这个知识地图。具体到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书房小径。你发现很多有经验的读书人，似乎需要什么资料手到擒来，那是因为他们早就在图书世界里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小径。
可以这么说，学界需要庞大且多样的知识地图。而对于个人来说，需要一条书房的小径。
汪曾祺先生手迹
绿茶：那你现在的学术和生活的比例是什么样的？
陈平原：很难说动与静的比例。除非外出或有人来访，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阅读、思考和写作，学术已经生活化了。通常工作一两个小时会休息一会，每天都争取出去走走，但时间不固定。
绿茶：能描述一下您理想的书房是什么样子吗？
陈平原：理想的书房，其实藏书没必要那么多。像我今天这个样子，不是最佳状态。理想的书房，最好是既舒适，又方便，还清洁。北京有灰尘，如果书太多，不清洁的。只是一味地讲坐拥书城，而不问阅读状态，那也不好。藏书是为了享受读书，应该在比较舒适的环境中阅读，那样更好些。我们家目前的书太多了，正在努力减少，要不，过度挤压生存空间。特别好的书或与自家研究直接相关的书当然保留，至于一般书籍，需要时到图书馆去借就可以了。家中太拥挤，想用书时找不到，更烦。葛兆光说他和戴燕达成协议，我们书房就这么大，进一本就必须出一本，保持恒定的数量，这样保证留下来的书真的对我们有用。我们得像他们学习，不然的话，进的多，出的少，很快就会成灾的。
绿茶：那你现在除了给老家捐一些之外，还有什么往外清书的手段吗？
陈平原：老话说，敬惜字纸。除非特别烂的，当废纸处理掉，一般的书籍，有送给学生的，更多的是捐给老家韩山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因我们还在做研究，哪些送，哪些留，挑选起来很麻烦。因此送书速度慢，就像你看见的，家里还是很乱。
绿茶：你对书有占有欲吗？
陈平原：凡读书人，都会喜欢书。要说对于书籍的占有欲，夏晓虹比我严重。因为她小时候集邮，凡集邮的人，都有收藏癖。
绿茶：占有欲是爱书人的通病，那您书房中这么多的书，有没有一种或几种是您的镇房之宝？
陈平原：我们没有镇房之宝。有些书对我们有特殊的纪念意义，不想散出去，也就如此而已。要说版本，并不是特别珍贵。比如，我对章太炎《国故论衡》的初版本感兴趣，特意从孔夫子网上拍下来；我对鲁迅著作的几个早期本子特别珍惜，因那是岳父当年送的；我还保存一本小小的《唐诗一百首》，那是我小时候读的。诸如此类，都是跟个人生活经验有关。另外，朋友赠书一般也不会往外散。
附——
父亲的书房
文｜陈平原
人们常说，看一个人的书房，就能大体知道其经历、趣味与修养。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看一个人父亲的书房，同样可以大体预测孩子将来的趣味与修养；只是个人经历受外在环境影响太大，远不是书房的氛围所能笼罩。可这一切有待几十年后事实的印证，无法马上“拿证据来”。所以，旁人一般不会对“父亲的书房”之类过于遥远的话题感兴趣。只有当事人自己，才会明白那可能早就消逝了的书房的深刻影响。我也是在父亲去世以后，整理其藏书，翻着儿时喜欢的各种读物，才猛然意识到这一点的。
父亲其实并没有独立的书房，只不过在父亲居住的房间里，沿墙根排开一溜大小不一的书架和书橱，摆着同样大小不一的图书。至于藏书总量有多少，从来没做过统计；只知道常有学生来借阅学校图书馆里没有收藏的书。除非关系相当密切，父亲一般不肯出借藏书。因为常有人勤于借书而懒于还书，书一出门便“泥牛入海无消息”。小时候常见父亲用各种“谎言”对付那些不受欢迎的借书者，心里直觉得好笑。直到自己也开始藏书，才明白这小小的狡黠里蕴含着读书人对书籍的那种特殊的感情。
父亲很珍惜他的藏书，大部分书籍都用画报纸包上封皮，再端端正正地写上书名；倘若非出借不可，一定叮嘱借阅者封面别弄脏，书页不可折角。就连我们兄弟取书，也得事先征求他的同意，并接受他不厌其烦的叮嘱。尽管现在看来，父亲的藏书其实不算丰富；可当年我从不敢奢望自己将来也有这么多藏书。因此，每当面对这几大架藏书时，总有一种敬畏的感觉。书是父亲一本本请进来的，几乎每本都有它特殊的命运，父亲喜欢在扉页上记上一笔，几十年后还能娓娓道来。几年前回家度假，随意捡起一本书翻阅。父亲忽然兴奋起来，指着那本书说“就是它”。60 年代初，有一次父亲上广州开会，把身上带的钱全都买了书，以至归途上一天没吃饭，下了长途汽车，又背着一大包书步行近 10 里路，回到家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聚书不易，散书却不难。“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家各户都在处理可能惹麻烦的书籍。一般性的图书撕下封面当废纸卖；有“问题”的图书则半夜拉好窗帘在屋里烧。那些天，谁家都是大清早端出两脸盆纸灰，谁也别笑谁。我们家藏书多，加上父亲老下不了手，烧书速度不免慢了些，急得母亲直顿脚。果然，红卫兵宣布封存各家藏书，以备日后审查，再也不准“烧毁罪证”了。
昏黄的灯光下，瞪着那几大架贴着封条的藏书，父亲一下子愁白了头。实在说不清里面有多少“毒草”，要是书报中再来几个国民党徽或蒋介石像，那可就更吃不了兜着走。那年头人胆子小，从来不敢有揭开封条清理藏书的念头。有一天，三弟玩耍不小心碰环了封条，全家都吓呆了。好不容易求得红卫兵的谅解，重新补贴好封条，父亲这才松了一口气，说“做饭去”——那已经是夜里 11 点钟。
真没想到，这一封存还真有好处。别的学校的红卫兵来“破四旧”，也都不敢动它。居然就靠这几张封条，顶过了那最疯狂的抄家热潮。尽管后来为了寻找“罪证”，红卫兵取走了一些书籍和文稿，可我们家的大部分藏书还是保存下来了。而这批藏书，是我八年知青生活里主要的精神食粮。真不敢想象，没有这批藏书，我将怎样打发山村里那近三千个夜晚。
1969 年秋天，母亲获得“解放”并重新安排在一个中学里教语文。以备课需要为理由，母亲申请起用被封存的藏书，居然获得批准。那年我初中毕业，带着两个弟弟，和祖母一起回老家插队务农。从此就与这批藏书朝夕为伍，开始了我颇为漫长的自学生涯。
父亲长期在一个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收藏有从初一到高三各年级的语文课本和教学参考书，而且是不同年代不同版本！不用考虑数理化，也没有政治课，一门心思念自己喜欢的书，很快地所有的语文课本都过了一遍。就凭这点底子，我开始了无拘无束的自由阅读。偶尔也能从朋友处借到几本好书，但主要还是依靠父亲的这批藏书。至于公共图书馆根本指望不上，那年头好书大多被查封，再说进一趟城也不容易。
比起我的很多同龄人，我是幸运的：手头有数千册藏书可供随意取阅，不必为一套《水浒传》或《普希金诗集》而四处奔波。几年间，我把家里的大书、小书、好书、坏书，连带成套的《诗刊》、《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全都翻了一个遍。反正也无法找到更好的书，就在父亲的藏书里翻筋斗吧。随便拿起一本书，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似乎也都不无收获。明知不该这样碰到什么读什么，可根本无法制订“阅读计划”。于是，只好以“开卷有益”自慰。直到今天，我仍然保留不按计划而凭兴趣读书的习惯，而且也以长于“乱翻书”、“读杂书”而见称于友朋间。
父亲的藏书以文学类居多，其中又以中国古典文学及外国诗集译本为主。这对我阅读趣味及个人气质的形成颇有影响。尽管上大学后有一阵子迷上了欧美现代派文学，可到头来还是更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并非着意复古，也不欣赏招摇过市的长衫和瓜皮帽，而且由于受鲁迅等“五四”先驱者的影响，宁愿对传统文化持比较严峻的态度。即便如此，我自知我的生命意识、思维方式和感觉、趣味，都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学者与文人，而不是欧美的现代主义者。硬要追赶时尚，谈论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我也能做到；可总觉得那说的都是别人的话，没有我自己的生命与感觉。这种相当“古典”的趣味，大概跟我早年如饥似渴的阅读不无关系。普希金、雪莱、惠特曼、泰戈尔等人的诗集，我一直都很喜欢；而这实际上阻碍了我后来对现代派诗歌的接受。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对于伴我度过无数个凄冷寂寞的漫漫长夜的普希金或泰戈尔，我永远只有感激之情。
父亲的藏书充实了我颇为艰难的八年知青生活，同时也规定了我日后学术的发展方向。这一点我也是很晚才意识到的。甚至连我日后的求师问学，似乎冥冥之中也早就注定。在乡下，我自学了大学中文系的课程，用的是游国恩、王起、季镇淮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真没想到，这些先生后来大都先后成了我的业师。当我决定报考王瑶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时，居然能从父亲的藏书中找到几乎所有王先生“文革”前出版的学术著作（就缺一本《中国文学论丛》）！前几年回家，又找出绝大部分林庚先生“文革”前出版的著作；本想带回来向林先生炫耀一番，可惜广州火车站遭劫，这段“师生因缘前定”的故事因而无法落实。真不知道父亲当初是如何选中这些书的，或许冥冥之中真有天意。
父亲的书房早就不存在了——当然，也可以说，“父亲的书房”永远存在于我们三兄弟迈出的每一个步伐之中。但愿这种过于“古典”的说法，不至于引起太多不必要的误解——这只是一个平静的陈述句，没加感叹号。
1992年10月10日于北大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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