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夏晓虹(陈平原夏晓虹书房)(1)

绿茶按|2019年,我将开启一个“名家书房”系列,走进一个个作家、学者、艺术家、文化人的书房,通过书房这条小径,抵达思想的彼岸,在他们构建的知识地图中,找到人与书的共情之源。本专栏由《新华每日电讯》首发。第一期,我们走进北大中文系陈平原、夏晓虹教授家的书房。

北大陈平原、夏晓虹教授书房

理想的书房,应该是一个知识地图

采写|绿茶 口述|陈平原

虽然听杨早描述过陈平原教授书房的规模,但走进陈老师家书房,还是大吃一惊。客厅、餐厅以及通往厨房的墙体都是书架,几乎看不到露出来的墙,而整个客厅也堆满了书、杂志和资料,此外,陈平原和夏晓虹老师还各自有个书房,也是被书挤的满满的。我们一行四人到来,更增加了客厅的拥挤感。

平原老师随手把沙发上的书和资料挪了挪,我们和书挤在一起,喝茶、聊书。过程中,陈老师反复提到找不到书的问题,这可能是读书人的通病,书越来越多后,书房的功能性就越来越弱,想找的书越来越难找到。陈老师坦言他理想中的书房书不用太多,但要有舒适的阅读环境。但整理这么大规模的书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

陈平原夏晓虹(陈平原夏晓虹书房)(2)

手绘陈平原书房一角

陈平原和夏晓虹都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对晚清及近代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有深入研究。陈平原教授除了文学史,还对大学、城市、声音和图像等诸多方面有持续研究,今年,出版了晚清画报研究大作《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在年底众多好书榜中榜上有名。夏晓虹教授多年从事晚清妇女文化研究和梁启超研究,著有《晚清文人妇女观》及多部梁启超研究著作。

从事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涉及的面很宽很杂,古代,现代,外国都要涉及,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艺术的也脱离不开,所以,陈教授家书房可以算是学术大百科,方方面面的书籍包罗万千,加之一直以来入的多出的少,以致于形成了现在的书房规模。

多年前编《新京报书评周刊》时,曾做过一个书房系列,每期一个版,那些年,采访了参观了很多文化名家的书房,后来,这个版取消了,但这个计划一直在我心里留有念想。2019年,我将重启书房走访系列,走进作家、学者、艺术家、文化名家的书房,通过书房这条小径,抵达思想的彼岸,在他们构建的知识地图中,找到人与书的共情之源。

我的名家书房走访系列,就从陈平原、夏晓虹教授书房开始。

陈平原夏晓虹(陈平原夏晓虹书房)(3)

和杨早、卫纯兄一起拜访陈平原、夏晓虹教授

绿茶:陈老师好,一进您的书房大吃一惊,这样规模的书房真是少见,我很好奇您的书房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规模的。

陈平原:二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父亲的书房》的短文,大意是看一个人的书房,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兴趣、学养、气质等,而且还可以预测他孩子的未来。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承,孩子从小在那个环境里长大,自然会受到熏陶。其实,我们小时候,家里藏书不算多,房子也不大,但在那个时代,有那么好几柜子书,已经了不起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的书基本上保存下来,没有被毁。因为文革一开始,我爸所在的汕头农业学校的学生们就冲进来,把我们家所有的藏书给封起来了。既然贴了封条,别的红卫兵来了一看,就没有再去弄。后来我妈妈解放了,就以教书需要为由,把书取出来。

而后,我不能升学,这批书就随我到了我插队的山村。所以,文革期间,我和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基本上不缺书读。这批书,今天看没什么了不起,但对当年的我来说很重要。爸爸妈妈都是教语文的,历年初中、高中以及中专的语文教材,还有相关的教师读本,家里都有。另外,我爸爸还有这几个方面的藏书,比如说古典文学,还有俄苏文学,尤其是文学史著作。像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文革以前出的,我们家有;后来我在中山大学念书时,老师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家里也有;还有北京大学的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等人的著作,也都有。王瑶先生文革前出版的书,记得就缺一本,其它都齐了。那个时候的中学老师真是厉害,为了备课,竟收藏并阅读那么多专业著作。这些书,当时我只是乱翻,并没有认真阅读。说实话,即便读也读不懂。但不管怎么说,山村插队,有书可读,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陈平原夏晓虹(陈平原夏晓虹书房)(4)

陈平原、夏晓虹教授书房一角

后来我检讨自己的阅读趣味,应该说有一些缺憾,比如说欧美或日本的东西,我们家没有,因为我爸不喜欢。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很少。早年的阅读很重要,不仅是知识积累,更重要的是定下那个调子、那个趣味。日后有些东西你很容易读进去,有些东西则很隔,就是进不去。正是有感于这一点,我才专门写了《父亲的书房》。小时候的阅读,知识含量不高,但养成了你读书的兴趣,包括徜徉书房的生活姿态,当然,还有对某些学科的亲近与疏离。

你问我的书房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局面。因为我们不是藏书家,为自家研究而收藏,书籍必定杂乱无章。藏书分两种,一种是为读书而收藏,一种是为收藏而读书。我们家藏的都是常用书,除个别有纪念意义的,主要是自己研究所用,没有特别珍奇的本子。

我和晓虹的专业本来就有重叠,加上各自有所延伸,而做近现代这一块的,藏书有个特点,古代需要,现代需要,外国也需要,因此古今中外都会有。还有就是,只在文学这个圈里打转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读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艺术的,多少都涉及。加上本身读书兴趣驳杂,我们家的藏书专业性不强。上海的周振鹤、江晓原他们的藏书有特点,比我们强多了,有很多独门绝活。

陈平原夏晓虹(陈平原夏晓虹书房)(5)

陈平原和夏晓虹教授

陈平原夏晓虹(陈平原夏晓虹书房)(6)

夏晓虹、陈平原画传

陈平原夏晓虹(陈平原夏晓虹书房)(7)

陈平原、夏晓虹所藏文学刊本藏书票

陈平原夏晓虹(陈平原夏晓虹书房)(8)

《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陈平原题签

陈平原夏晓虹(陈平原夏晓虹书房)(9)

陈平原夏晓虹(陈平原夏晓虹书房)(10)

陈平原教授部分作品题签

陈平原夏晓虹(陈平原夏晓虹书房)(11)

《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夏晓虹题签

当然,我对图像和文字的关系感兴趣,有关明清绣像或晚清画报的出版物会注意收集。在深圳演讲的时候,有个特意从长沙赶过来的读者提问,说他追着读我的书好多年,为什么关于明清插图的《看图说书——中国小说绣像阅读札记》(北京:三联书店,2003)不再重印,也没有续集。我说很遗憾,因为那书写得太浅,自己不满意,还想往下做,资料也收集了不少,准备等退休以后动手。像这样的专题,单靠图书馆收藏不够,要做研究,就得有所准备。其他一般书籍,我就不刻意收藏了。

绿茶:我今天带了一本您的《读书的风景》,谈大学时代的风月和读书。你从北大读博一直到现在,北大这个氛围,对您的阅读、研究和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能再谈谈您眼中理想的读书风景应该是什么样的?

陈平原:这书印了好多次,最近正发行增订版。关于阅读与北大的关系,可从两个方面谈。一方面是,相对于其他学校,北大的人文学是比较从容的。学校要求你多读书,而不是整天忙着写文章。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过,在读研究生不要急于发文章,努力把水坝筑高,这样,开闸时才会冲得远一点。要是有一点小心得就忙着写文章,你不可能走远的,这就好比不建水坝而随意宣泄。所以,在北大读书,时间上比较宽裕,读书的兴趣也比较广泛。

另一方面,大家想象不到的,你别看我的藏书这么多,但我不刻意追求藏书的全,原因是我靠着一个大图书馆。我再怎么收藏,都不及北大图书馆。所以,大套书,不急着用的书,我都不藏。家里藏书,基本上是日常使用的。真到研究某个专题,那时自家藏书肯定不够,还得靠图书馆。

陈平原夏晓虹(陈平原夏晓虹书房)(12)

陈平原、夏晓虹教授书房一角

绿茶:你还有一部书叫《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那种坐拥书城的感觉的确很好玩。但是现在的阅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手机阅读、知识付费等等,导致我们的阅读被弄得支离破碎,感觉现在阅读已经不那么好玩了。那你觉得读书这件事情除了自己做研究,或者说好玩,还有什么样的趣味在里头,可以让更多的人投入到阅读这么一件好玩的事情中来呢?

陈平原:应该这么说,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阅读。专业性质的读书不可避免地带有功利性,你想做什么研究,得尽可能穷尽相关资料,不管那些资料有趣无趣,你都得读。另一种阅读,不是为了做课题,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兴趣。现在大学的问题是,很多人已经丧失了凭个人兴趣读书的意愿和能力,所有阅读都是为了写论文。读书有心得,忍不住写作,那很好;若只是为了写作而读书,你的趣味会变得很窄。坐拥书城和漫卷诗书的好处,就是在专业阅读之外,保留另外一种阅读的姿态与乐趣。不能完全排斥网上的阅读、手机的阅读,我自己也有不少片段的阅读,但那是以书斋里正襟危坐的读书作为底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会变成纯粹的消遣,或者像杨早说的,只是“知道了”,那就有点可惜。现在的资讯太多,不是风就是雨,没有一点自己的立场,你会被冲得站不稳的。

阅读者必须有自己的立场,有一定的主见,同时,不拒斥各种杂音。任凭风吹浪打,不会轻易翻船。鲁迅说,同样是读书,有的书要用心体会,有的则随便翻翻。只说一方面是不够的,书房很安静,但它连着网络。外面的世界固然喧嚣,但也很精彩。

绿茶:您的学术脉络是很清晰的,有自己阅读的主线在那里,但其实也是一个一个小专题的组合,像画报、文学史等等,这些专题方向和专项收藏,你的书房场景大概是什么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陈平原:我们家不大,没办法像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那样,她把整个地下车库改造成书房,按照研究专题,分成若干个角落。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梦溪先生也有这个条件,在这个书房研究陈寅恪,在那个书房阅读钱锺书。我们家书房不够大,两个人的藏书又互相交叉,没办法做到边界清晰。当我在不同的话题间穿梭时,好多书会一时找不到。因教学及研究的需要,我不是只做一个课题。比如,我做画报研究期间,还关注大学问题、城市问题,以及演说如何影响近现代中国的文章变革等。如果我有三四个研究室就好了,实际上不可能,因此,书桌上以及身边书柜中的用书,就不得不经常更换。

绿茶:您的学术版图这么大,旁征博引那么多,那怎么去找到这些书?光靠记忆吗?

陈平原:据说25岁以后,人的记忆力就开始衰退了。因此,即便聪明人,也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力。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知识地图,知道什么地方藏有什么宝贝,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去取用。这个学会探宝的能力,比获得某些具体知识更重要。所谓“学术训练”,某种意义上就是建立这个知识地图。具体到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书房小径。你发现很多有经验的读书人,似乎需要什么资料手到擒来,那是因为他们早就在图书世界里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小径。

可以这么说,学界需要庞大且多样的知识地图。而对于个人来说,需要一条书房的小径。

陈平原夏晓虹(陈平原夏晓虹书房)(13)

汪曾祺先生手迹

绿茶:那你现在的学术和生活的比例是什么样的?

陈平原:很难说动与静的比例。除非外出或有人来访,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阅读、思考和写作,学术已经生活化了。通常工作一两个小时会休息一会,每天都争取出去走走,但时间不固定。

绿茶:能描述一下您理想的书房是什么样子吗?

陈平原:理想的书房,其实藏书没必要那么多。像我今天这个样子,不是最佳状态。理想的书房,最好是既舒适,又方便,还清洁。北京有灰尘,如果书太多,不清洁的。只是一味地讲坐拥书城,而不问阅读状态,那也不好。藏书是为了享受读书,应该在比较舒适的环境中阅读,那样更好些。我们家目前的书太多了,正在努力减少,要不,过度挤压生存空间。特别好的书或与自家研究直接相关的书当然保留,至于一般书籍,需要时到图书馆去借就可以了。家中太拥挤,想用书时找不到,更烦。葛兆光说他和戴燕达成协议,我们书房就这么大,进一本就必须出一本,保持恒定的数量,这样保证留下来的书真的对我们有用。我们得像他们学习,不然的话,进的多,出的少,很快就会成灾的。

绿茶:那你现在除了给老家捐一些之外,还有什么往外清书的手段吗?

陈平原:老话说,敬惜字纸。除非特别烂的,当废纸处理掉,一般的书籍,有送给学生的,更多的是捐给老家韩山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因我们还在做研究,哪些送,哪些留,挑选起来很麻烦。因此送书速度慢,就像你看见的,家里还是很乱。

绿茶:你对书有占有欲吗?

陈平原:凡读书人,都会喜欢书。要说对于书籍的占有欲,夏晓虹比我严重。因为她小时候集邮,凡集邮的人,都有收藏癖。

绿茶:占有欲是爱书人的通病,那您书房中这么多的书,有没有一种或几种是您的镇房之宝?

陈平原:我们没有镇房之宝。有些书对我们有特殊的纪念意义,不想散出去,也就如此而已。要说版本,并不是特别珍贵。比如,我对章太炎《国故论衡》的初版本感兴趣,特意从孔夫子网上拍下来;我对鲁迅著作的几个早期本子特别珍惜,因那是岳父当年送的;我还保存一本小小的《唐诗一百首》,那是我小时候读的。诸如此类,都是跟个人生活经验有关。另外,朋友赠书一般也不会往外散。

附——

陈平原夏晓虹(陈平原夏晓虹书房)(14)

父亲的书房

文|陈平原

人们常说,看一个人的书房,就能大体知道其经历、趣味与修养。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看一个人父亲的书房,同样可以大体预测孩子将来的趣味与修养;只是个人经历受外在环境影响太大,远不是书房的氛围所能笼罩。可这一切有待几十年后事实的印证,无法马上“拿证据来”。所以,旁人一般不会对“父亲的书房”之类过于遥远的话题感兴趣。只有当事人自己,才会明白那可能早就消逝了的书房的深刻影响。我也是在父亲去世以后,整理其藏书,翻着儿时喜欢的各种读物,才猛然意识到这一点的。

父亲其实并没有独立的书房,只不过在父亲居住的房间里,沿墙根排开一溜大小不一的书架和书橱,摆着同样大小不一的图书。至于藏书总量有多少,从来没做过统计;只知道常有学生来借阅学校图书馆里没有收藏的书。除非关系相当密切,父亲一般不肯出借藏书。因为常有人勤于借书而懒于还书,书一出门便“泥牛入海无消息”。小时候常见父亲用各种“谎言”对付那些不受欢迎的借书者,心里直觉得好笑。直到自己也开始藏书,才明白这小小的狡黠里蕴含着读书人对书籍的那种特殊的感情。

父亲很珍惜他的藏书,大部分书籍都用画报纸包上封皮,再端端正正地写上书名;倘若非出借不可,一定叮嘱借阅者封面别弄脏,书页不可折角。就连我们兄弟取书,也得事先征求他的同意,并接受他不厌其烦的叮嘱。尽管现在看来,父亲的藏书其实不算丰富;可当年我从不敢奢望自己将来也有这么多藏书。因此,每当面对这几大架藏书时,总有一种敬畏的感觉。书是父亲一本本请进来的,几乎每本都有它特殊的命运,父亲喜欢在扉页上记上一笔,几十年后还能娓娓道来。几年前回家度假,随意捡起一本书翻阅。父亲忽然兴奋起来,指着那本书说“就是它”。60 年代初,有一次父亲上广州开会,把身上带的钱全都买了书,以至归途上一天没吃饭,下了长途汽车,又背着一大包书步行近 10 里路,回到家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聚书不易,散书却不难。“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家各户都在处理可能惹麻烦的书籍。一般性的图书撕下封面当废纸卖;有“问题”的图书则半夜拉好窗帘在屋里烧。那些天,谁家都是大清早端出两脸盆纸灰,谁也别笑谁。我们家藏书多,加上父亲老下不了手,烧书速度不免慢了些,急得母亲直顿脚。果然,红卫兵宣布封存各家藏书,以备日后审查,再也不准“烧毁罪证”了。

昏黄的灯光下,瞪着那几大架贴着封条的藏书,父亲一下子愁白了头。实在说不清里面有多少“毒草”,要是书报中再来几个国民党徽或蒋介石像,那可就更吃不了兜着走。那年头人胆子小,从来不敢有揭开封条清理藏书的念头。有一天,三弟玩耍不小心碰环了封条,全家都吓呆了。好不容易求得红卫兵的谅解,重新补贴好封条,父亲这才松了一口气,说“做饭去”——那已经是夜里 11 点钟。

真没想到,这一封存还真有好处。别的学校的红卫兵来“破四旧”,也都不敢动它。居然就靠这几张封条,顶过了那最疯狂的抄家热潮。尽管后来为了寻找“罪证”,红卫兵取走了一些书籍和文稿,可我们家的大部分藏书还是保存下来了。而这批藏书,是我八年知青生活里主要的精神食粮。真不敢想象,没有这批藏书,我将怎样打发山村里那近三千个夜晚。

1969 年秋天,母亲获得“解放”并重新安排在一个中学里教语文。以备课需要为理由,母亲申请起用被封存的藏书,居然获得批准。那年我初中毕业,带着两个弟弟,和祖母一起回老家插队务农。从此就与这批藏书朝夕为伍,开始了我颇为漫长的自学生涯。

父亲长期在一个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收藏有从初一到高三各年级的语文课本和教学参考书,而且是不同年代不同版本!不用考虑数理化,也没有政治课,一门心思念自己喜欢的书,很快地所有的语文课本都过了一遍。就凭这点底子,我开始了无拘无束的自由阅读。偶尔也能从朋友处借到几本好书,但主要还是依靠父亲的这批藏书。至于公共图书馆根本指望不上,那年头好书大多被查封,再说进一趟城也不容易。

比起我的很多同龄人,我是幸运的:手头有数千册藏书可供随意取阅,不必为一套《水浒传》或《普希金诗集》而四处奔波。几年间,我把家里的大书、小书、好书、坏书,连带成套的《诗刊》、《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全都翻了一个遍。反正也无法找到更好的书,就在父亲的藏书里翻筋斗吧。随便拿起一本书,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似乎也都不无收获。明知不该这样碰到什么读什么,可根本无法制订“阅读计划”。于是,只好以“开卷有益”自慰。直到今天,我仍然保留不按计划而凭兴趣读书的习惯,而且也以长于“乱翻书”、“读杂书”而见称于友朋间。

父亲的藏书以文学类居多,其中又以中国古典文学及外国诗集译本为主。这对我阅读趣味及个人气质的形成颇有影响。尽管上大学后有一阵子迷上了欧美现代派文学,可到头来还是更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并非着意复古,也不欣赏招摇过市的长衫和瓜皮帽,而且由于受鲁迅等“五四”先驱者的影响,宁愿对传统文化持比较严峻的态度。即便如此,我自知我的生命意识、思维方式和感觉、趣味,都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学者与文人,而不是欧美的现代主义者。硬要追赶时尚,谈论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我也能做到;可总觉得那说的都是别人的话,没有我自己的生命与感觉。这种相当“古典”的趣味,大概跟我早年如饥似渴的阅读不无关系。普希金、雪莱、惠特曼、泰戈尔等人的诗集,我一直都很喜欢;而这实际上阻碍了我后来对现代派诗歌的接受。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对于伴我度过无数个凄冷寂寞的漫漫长夜的普希金或泰戈尔,我永远只有感激之情。

父亲的藏书充实了我颇为艰难的八年知青生活,同时也规定了我日后学术的发展方向。这一点我也是很晚才意识到的。甚至连我日后的求师问学,似乎冥冥之中也早就注定。在乡下,我自学了大学中文系的课程,用的是游国恩、王起、季镇淮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真没想到,这些先生后来大都先后成了我的业师。当我决定报考王瑶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时,居然能从父亲的藏书中找到几乎所有王先生“文革”前出版的学术著作(就缺一本《中国文学论丛》)!前几年回家,又找出绝大部分林庚先生“文革”前出版的著作;本想带回来向林先生炫耀一番,可惜广州火车站遭劫,这段“师生因缘前定”的故事因而无法落实。真不知道父亲当初是如何选中这些书的,或许冥冥之中真有天意。

父亲的书房早就不存在了——当然,也可以说,“父亲的书房”永远存在于我们三兄弟迈出的每一个步伐之中。但愿这种过于“古典”的说法,不至于引起太多不必要的误解——这只是一个平静的陈述句,没加感叹号。

1992年10月10日于北大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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