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青岛市的一位父亲，在地方领导留言板上留下了这样一条留言：“老大摇号进了一所小学，老二还得摇号才能进同一所小学，如果摇不上，就得进入两所不同的学校。”他希望，青岛尽快出台类似“长幼捆绑”的政策。
8月11日，青岛市教育局回复称，将积极借鉴其他地市经验，评估实行长幼随学政策的可行性。
这条消息尤其引发家长群体关注。早在2022年4月的青岛市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建议在义务教育阶段由家长自愿申请长幼随学。
长幼随学意为多子女同校就读，南方周末记者发现，目前已有一些地市有相关探索，明确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同一家庭的多个子女，如因摇号等原因无法在同一学校就读，造成家长接送负担，可由家长申请长随幼或幼随长，或长幼同调，由教育部门统筹至同一学校就读。
2022年6月，浙江省教育厅下发通知，在全省范围内试行长幼随学政策。这是第一个以省为单位实施的省份。
通知下发的两个月前，杭州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均有人提交长幼随学的议案提案。政策迅速落地无疑透露一个信号：国家人口政策调整之后，城市地区已经出现多子女家庭同校就读的显著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教育厅的通知也划出明确的红线：不得出现大班额。
两个选一个，怎么选？
游青青是杭州本地人，大女儿10岁，读四年级。游青青婚后，一家住在公婆位于杭州西湖区的家中，大女儿也在那里上了户口，在附近上学。
2016年，小女儿出生。随着家庭条件逐步改善，夫妻俩在杭州市上城区天地实验小学旁买下一套新房，2019年交付使用。
住进新房是在2019年4月，小女儿也到了读幼儿园的年龄。搬新家的喜悦还未了，游青青的“噩梦”却开始了。
小女儿的户口落在新房，也就顺理成章读了新房附近的幼儿园。而已录取到西湖区某公办小学的大女儿，想要转学到离新房最近的天地实验小学，却绝非易事。
这是一所热门小学。上城区教育局局长项海刚介绍，该校址在2014年建成投入使用，此后以出色的硬件条件和过硬的教学质量迅速赢得口碑，成为周边家长的择校首选。
2019年正是该校招生矛盾最突出的一年。校长王雷英回忆，部分被调剂到其他小学的家长集体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但是没办法，我们学校实在太满了”。
因此，游青青的大女儿只能留在西湖区继续上小学，与新房相距18公里。
丈夫在外地工作，日常接送由游青青和两位老人负责。每天早上，游青青送小女儿去幼儿园，下午放学接回，开车到西湖区家里。遇到晚高峰，18公里的路要走上一两个小时。
见大女儿的时间只有放学后。吃完晚饭，辅导一会儿作业，到了8点，就得开车带小女儿回新家。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三年。
（农健/图）
但在一些二孩家长看来，游青青还算幸运，虽然两个孩子不能读同一个学校，但至少都有人接送，有的家长，则不得不作出更艰难的选择。
徐志国是浙江千岛湖人，在杭州安家，大女儿16岁，小女儿14岁。父母在千岛湖老家，妻子经常出差，选哪个孩子接送？“让一个当爸爸的做这种选择，太残忍了。”
2012年，徐志国在上城区购房。新房的学区是丁兰实验学校，小学毕业直升中学。但丁兰实验中学学位不足，大女儿小学转过学，初中被调剂到三公里外的丁蕙实验中学。
徐志国一开始的策略是“打时间差”。大女儿刚读初中时，徐志国每天赶在学校还没开门就把她送去，再回家送小女儿去小学，晚上先接小女儿，再接晚自习放学的大女儿。但2022年6月，小女儿小学毕业，直升丁兰实验中学，策略眼看就要失效。
他考虑再三，从家里出发到丁蕙实验中学要穿过高架桥，车流密集，“小女儿上学的路线还比较安全，只能委屈她了，刮风下雨也要让她自己克服了”。
同校就读需求缘何激增
随着二孩家庭增长，这样的“二选一”难题并非孤例。丁蕙实验中学校长王丽丽介绍，根据摸排，该校超过一半学生有兄弟姐妹。
王丽丽曾在杭州老城区一所学校担任校长，她遇到过更极端的情况：一对双胞胎摇号入学，摇到两个学校，焦急的家长来咨询是否能转学，她只能告知学位已满无法协调。
按照杭州现行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政策，公办学校要坚持就近入学原则，按照学区招生，符合就读条件且完成入学报名的少年儿童，公办学校根据其户籍、父母户籍和家庭住房等情况，按照“住户一致”（学生户籍与父母户籍、家庭房产一致且户籍均在该房产内）优先原则排序录取。
杭州以学生户籍与父母或祖辈户籍、房产、是否只有一套房产等挂钩考虑，按不同情况划分为一表生、二表生、三表生、四表生四大类。一表生还得按照学生落户时间先后排序。
总体而言，一表生入学顺位最靠前。但王雷英、王丽丽均表示，在他们担任过校长的热门小学，家长的择校选择过于集中，导致热门小学只能勉强满足一表生的入学需求，“二表生和二表以后的，基本不可能排进来，有时连落户时间短的一表生都要调剂出去”。
民办学校的招生政策要灵活些。杭州市时代小学校长唐彩斌介绍，在民办学校可自主招生阶段，该校的招生政策就已考虑到多孩家庭的同校就读需求，规定有兄弟姐妹在该校就读是优先录取的条件之一。
为了摸清上城区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庭的多子女情况，2022年杭州市两会召开前，上城区教育局组织过一次摸底排查。
该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21年，上城区幼儿园在读大班孩子中，有大孩在读小学一至五年级的就有1297人；中班在读孩子中，有大孩在读大班至小学四年级的孩子有1255人。而67132个小学生中，有弟弟或妹妹要来上学的2695个，约占4%；20541个初中生中，有弟弟或妹妹要来上学的564个，约占2%。
“这种情况以往不多见，近几年才成为一种显性需求。而且多子女同校就读的需求主要在城市地区，农村地区还不多见。我们分析，这种需求的出现，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上城区教育局局长项海刚说。
2013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决议，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起，全面二孩政策落地。2021年8月，全面三孩政策实施。按时间推算，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出生的二孩，最近几年逐渐到幼儿园、小学入学年龄。
“人口政策调整后，虽然新出生人口仍然在下降，但在部分城市，尤其像杭州这样的人口净流入的热门城市，有弟弟妹妹的学生人数确实在增加。”项海刚说。
给现行政策打补丁
项海刚和唐彩斌都出身基层教师，都做过时代小学的校长，也都是浙江省长幼随学政策的重要推手。
唐彩斌是杭州市政协委员，他关注到长幼随学的问题，也是从一对双胞胎开始的。
2019年，双胞胎中的一个摇到时代小学，另一个调剂到几公里外的学校。家长找来，唐彩斌也没办法，后来刚好有个学生转学，空出一个学位，问题才得以解决。
2021年2月的杭州市两会，唐彩斌的提案就是建议调整双（多）胞胎儿童参与民办学校摇号的规则，增设“捆绑摇号”选项。
他介绍，这一提案引起上级重视，杭州市在当年民办学校秋季招生入学政策中就加以落实，共有86对双胞胎实现了捆绑摇号入学。
同年9月，上城区召开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发布“十四五”教育十大工程，其中一项是：创新性地探索多孩长幼随学入园入学新举措，多孩家庭子女入园、入学可考虑幼子同校就读，或根据家长意愿安排长子转学至幼子学校，切实减轻家庭接送负担。
“政策出台后，我们接到不少家长的咨询电话，问什么时候能落实。”项海刚回忆，会议召开时，当年的幼儿园、中小学已开学，因此政策落地最快要到2022年招生季。
2022年8月30日，杭州市上城区某小学。该区在2021年9月提出探索多孩长幼随学入园入学举措。 （南方周末记者 翟星理/图）
根据前述会议的家长反馈和上城区教育局做的情况摸排，身为杭州市人大代表的项海刚，开始酝酿在次年的两会上正式提建议。
2022年3月底，项海刚提交了《关于推进“长幼随学”助力多孩政策的建议》。
按照他的设想，对于在同一学段（幼儿园、小学、初中各属一个学段）的幼孩和大孩，可以由监护人提出申请，可以幼孩随大孩，也可以大孩随幼孩，还可长幼同调，尽量满足多孩在同校就读需求，实现二孩享受同类情况优先录取、三孩享受直接录取。
杭州之前，也有部分地区进行过类似探索。
2021年1月，成都市教育局出台实施多子女入学新政。明确因摇号导致多子女可能就读不同学校的，可申请其他子女与已入学子女就读同一学校。当年，成都市安置1525名多子女就读同一学校，落实2335对多（双）胞胎绑定摇号就读同一学校。
广西柳州、湖南浏阳、山东淄博等地，也在2021年制定过类似政策，并在不同范围内实施。
同样在2022年杭州市两会上，唐彩斌提交了《长幼随学：建议完善三孩政策下义务教育招生制度》提案，与项海刚的想法不谋而合。
意外的是，杭州采用实时播报的形式报道两会声音，结果“会议还在进行，建议提案就传播出去了”。“会议一结束，我就接到电话，说这个提案火了，我才知道杭州的家长对这事这么关注。”唐彩斌说。
除了家长，项海刚回忆，长幼随学的提案也引起了浙江省、杭州市两级领导的重视，杭州市教育局当晚就成立了工作专班研究。
两个月后，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召开视频会议，唐彩斌作为浙江省一线中小学校长的代表之一参会，专门提出对在全国推行长幼随学政策的制度设想。“人口政策的调整已经在城市地区催生出多子女同校就读的需求，如果老大上学后，家里换了房，现行的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政策不支持老二上同一个学校，这个时候，能不能允许我们给现行政策打个补丁？”
在讨论阶段，其他省份的同行提到，全国大城市都在“抢人”，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政策应该向引进人才的子女再多倾斜一点。
也有同行提到，长幼随学政策可能会被部分家长用来择校，“就好不就差”。如果多子女不同校，家长势必通过长幼随学政策，把孩子都送进更好的那所。
“的确存在这样的可能，家长也有这样的动机，我们也不鼓励通过这项政策进行二次择校”，唐彩斌说，“但不能因为存在风险就否定长幼随学的刚需。”
“红色预警”
也有质疑声提出，长幼随学政策可能危及教育公平性。
2022年4月19日，《浙江教育报》刊载了一篇名为《“长幼随学”还需从长计议》的评论。评论称，“有人质疑多子女家庭会挤占未享受政策家庭的学位，也有人担心该政策存在投机漏洞。如果要求长幼随学的二孩、三孩数量超过了热门学校所能提供的学位资源，该如何解决？将有限的学位资源匀给长幼随学的孩子，会影响到片区其他孩子的权益，别的家长恐怕不会答应。”
项海刚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根据上城区教育局掌握的信息，多孩家庭子女按照现行政策就能同校就读的占大多数，需要单独申请的并不多。
唐彩斌也以时代小学为例，目前该校一至五年级的学生中，有弟弟妹妹2022年要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只有28人，“也就是说，根据现有条件，完全有可能在正常招生的同时解决这个问题”。
2021年，杭州钱学森学校建成投入使用，唐彩斌同时担任该校校长。他表示，在钱学森学校，现有硬件条件也基本能解决本校学生长幼随学的需求。
“不能因为可能出现的极少数挤占学区内生源学位的情况，就不去解决一大批多孩家庭的实际困难，这么想是懒政思维。”唐彩斌说，“家长其实很讲道理，就算真的不能读同一个学校，你把老二安排在离老大最近的，我想家长也不是不能接受。”
2022年6月，浙江省教育厅下发通知，在全省探索试行长幼随学服务，允许在非学区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转入现户籍地址或居住地所在学区的公办学校；除小学、初中起始年级外，允许公办学校因长幼随学转学适当突破基准班额，但不得出现大班额。
按照现行政策，中小学标准班额为小学45人、初中50人。
随后，浙江各地市分别出台本地试行方案。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各地政策细则不一，但总体上均允许长随幼、幼随长。
王雷英介绍，政策出台后，2022年招生季该校共收到4份申请，两家长随幼，两家幼随长，均已落实，游青青的大女儿就是其中之一。徐志国的小女儿也通过了申请，入读姐姐所在的丁蕙实验中学。
但王雷英预计，今后几年收到的申请会增加。“对我们来说就是红色预警。”她解释，该校的划片范围原有4个社区，仅户籍生每年就有390多人，而该校一年最多设9个班级，极限容量是405人，只能满足一表生的就学需求。
2021年，上城区教育局考虑到天地实验小学学位资源年年“亮红灯”，便将一个社区划到其他学校。“我们的矛盾刚刚缓解，全面二孩放开后出生的这一波孩子，陆续到上学年龄，压力可能会很大。”王雷英说。
而从“长幼随学”到“长幼同校”，从“可做”到“尽收”，改革仍需要一个过程。南方周末记者拨打浙江省除杭州外的10个地级市教育局电话，部分教育局表示申请长幼随学需要家长先自行联系学校确认有无学位。项海刚直言，“要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不仅要有政策，更要打通‘最后一公里’。”
也有部分教育局表示，浙江省教育厅的通知已为长幼随学划定红线，即不得出现大班额，“如果突破，后续对学校的考核、学校的现代化建设等指标都可能产生影响，所以尽量不会去碰这条红线。”
“大班额的限制是国家出于教学质量的考虑，我们一直严格执行。”项海刚说，仅就上城区的生源和学位供给状况而言，“我们有能力在不突破大班额的前提下解决问题。长幼随学不是新增生源，而是既有生源的调配，应该尽量多想办法”。
（应受访者要求，游青青、徐志国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翟星理 南方周末实习生 马思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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