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拜《水浒传》与《金瓶梅》所赐，潘金莲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一个荡妇。但是，对潘金莲背后的历史知识，你却未必了解，也许还会误信传闻。让我来问几个问题吧。
【1】
第一个问题：以武大郞卖“炊饼”（馒头）的收入，能够养活潘金莲这个美女老婆，住着二层小楼房吗？
从历史看，宋代的城市底层市民，不管是当佣工，还是做小买卖，日收入一般都是100文~300文钱。那么这个收入水平可以维持怎么样的生活呢？
按照宋代的物价，一个二口之家，如果想在宋朝城市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每日成本大致如下：口粮与衣料费用40文；肉菜副食费用60文；房租15文；杂费若干。合计约150文。
【2】
第二个问题：潘金莲后来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如果潘金莲并没毒杀亲夫武大郞，只是与西门庆通奸，那按宋代的法律，会受到什么处罚？
我们看小说、戏剧，总以为古代妇女与人通奸，会被判处什么“骑木驴”、“浸猪笼”之类的酷刑，其实这多出于民间小文人的杜撰。虽然个别地方确实发生过将奸夫奸妇“骑木驴”、“浸猪笼”的事情，但那不过是落后、封闭之地的私刑而已，既为主流社会所反对，也为法律所禁止；国家正刑中从来没有什么“骑木驴”、“浸猪笼”。根据《宋刑统》，“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通奸的男女将被判处一年半的徒刑，如果女方有丈夫，则徒二年。
但实际执行的处罚，还要更轻一些。因为宋朝创设“折杖法”，除了死刑之外，流刑﹑徒刑﹑杖刑﹑笞刑在实际执行时均折成杖刑。根据宋朝“折杖法”，西门庆与潘金莲通奸，如果没有发生毒杀武大郞的情节，单按通奸罪量刑的话，二人会被判“徒二年”之刑，折脊杖十七，即打脊背各十七下就可释放了。
【3】
第三个问题：脊杖十七会不会将潘金莲与西门庆活活打死？
我们从电视剧画面看到的水火棍，又粗又长，绝对可能打死人。但宋代用于行刑的常行杖，其实并没有这么粗，也没有那么长，法律规定常行杖“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重量不得超过十五两，并且“不得钉饰及加筋胶之类”。行刑的执法人员不能停下来歇口气再打。应该说，一般情况下，杖刑是不会致命的，脊杖十七不致要了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性命。
宋人自己认为，折杖法的推行，是轻刑化的体现，一洗五代时期刑法之苛严，使“流罪得免远徒，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而省刑之意，遂冠百王”。
【4】
第四个问题：假设武大郞一日回家，发现潘金莲与西门庆正“滚床单”，他一怒之下，当场杀了奸夫淫妇。武大郞用不用对此负刑事责任？
我们经常听人说，古时捉奸在床，当场杀死无罪。其实，这样的法律规定，只存在于秦汉—魏晋时期，又在元、明、清时恢复，如元朝的律法规定，“诸夫获妻奸，妻拒捕，杀之无罪。……诸妻妾与人奸，夫于奸所杀其奸夫及其妻妾，……并不坐。”明清刑律也规定，“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若只杀死奸夫者，奸妇依律断罪，当官价卖，身价入官。”这样的立法，无异于赤裸裸鼓励亲夫将通奸的奸夫与奸妇一并杀死。
但是，唐宋法律却无类似的规定。换言之，在武大郞生活的宋代，国家法律并不承认亲夫有什么“捉奸在床、当场杀死”的权利。假设武大郞杀了奸夫奸妇，就必须负杀人的刑事责任。
【5】
第五个问题：发现西门庆与潘金莲有奸情的小郓哥，能不能跑到衙门去检举，然后衙门捉住奸夫奸妇治罪。
根据宋朝的立法，小郓哥不具有诉权，即使跑去检控了，衙门也不会受理。因为宋朝法律规定“奸从夫捕”。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妇女与他人通奸，法院要不要立案，以妇女之丈夫的意见为准。从表面看，这一立法似乎是在强调夫权，实际上却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益的保护，以免女性被外人控告犯奸。我们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宋朝法律认为通奸罪属于亲告罪，受害人（丈夫）亲告乃论，政府与其他人都没有诉权。
宋代的“奸从夫捕”立法，其实是一条良法，被元人废除了非常可惜。为什么说它是良法呢，我讲一个《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故事你就理解了。
南宋理宗朝，平江府（今苏州）有一名道士，被人检控与平民李高的妻子通奸，案子送到两浙西路提刑司那里，提刑官胡颖作出终审判决：被告的道士“必其素行有亏”，才会受到控告，“自人必贪财也，然后人疑其为盗；人必好色也，然后人疑其为淫”。然后，胡颖笔锋一转，说：“但在法：诸奸，许夫捕。今李高既未有词，则官司不必自为多事。” 既然通奸案的受害者李高没有提出诉讼，旁人就不必多管闲事，法院也不必受理。
元朝时，“奸从夫捕”的旧法被宣布作废，元廷颁下新法：今后四邻若发现有人通奸，准许捉奸，“许诸人首捉到官，取问明白”，本夫、奸妇、奸夫同杖八十七下，并强制本夫与奸妇离婚。从此，人民群众心底的“捉奸精神”被激发了出来，涌现了很多被坊间小文人津津乐道的捉奸故事。
【6】
第六个问题：那么“奸从夫捕”的立法，又会不会给男人滥用诉权、诬告妻子大开方便之门呢？
应该说，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都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不过，《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另一个判例显示，宋朝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已经注意到防范男性滥用“奸从夫捕”的诉权。
宋理宗时，有一个叫江滨臾的平民，因为妻子虞氏得罪他母亲，意欲休掉虞氏，便寻了个理由，将妻子告上法庭，“而所诉之事，又是与人私通”。法官胡颖受理了此案，并判江虞二人离婚，因为虞氏受到通奸的指控，“有何面目复归其家”？肯定无法再与丈夫、家婆相处。虞氏自己也“自称情义有亏，不愿复合，官司难以强之，合与听离”。
但是，胡颖同时又反驳了通奸的指控，并惩罚了原告江滨臾：“在法，奸从夫捕，谓其形状显著，有可捕之人。江滨臾乃以暧昧之事，诬执其妻，使官司何从为据？”判处江滨臾“勘杖八十”，即杖八十，缓期执行。
从法官胡颖的判决，我们不难看出，宋时，丈夫要起诉妻子犯奸，必须有确凿的证据，有明确的奸夫，“形状显著，有可捕之人”。这一起诉门槛，应该可以将大部分诬告挡之法庭门外。
现在，你应该看出来了，其实我想说的并不是潘金莲的故事，而是宋朝的司法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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