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是我初次触网的年头。记得最初我们使用163拨号上网，一上网就必须占用电话线，也就是说，打电话和上网，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电话拨号上网的声音非常刺耳，“嗞—嗞—嗞—”，尖厉得跟拿着一块石子划玻璃似的，令人耳膜发麻。而且经常是一次又一次拨不通，遇到紧急事情，让人无比狂躁。但对于从事外贸的人们来说，尽管拨号上网不容易，比打国际长途电话或传真要省钱许多，那段时期是中国外贸行业的高峰时期。
Tony Duant是我用上互联网之后认识的第一位欧洲笔友，家居瑞士。在他之前，我在大学里也有几位传统意义上的海外笔友，靠寄信交流，这些笔友是学校里鼓励我们练习外语而牵线搭桥的，但大都坚持不到最后，因为对于学生来说，国际信件的邮寄费太贵了，而且信件来回的时间也特别长。
能用163拨号上网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了，在外企，收入尚可。开始的时候我们直接在电脑黑屏上打字输入内容，写邮件非常不方面，边写边思考，需占用着电话线，有时候信写好了点“发送”，屏幕却卡住了，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搞得我们也经常抓狂。但科技总在不断进步，接着马上出来一个软件叫Eudora，是电子邮件编辑器，从此不需要再占用电话线写信了，我们将信件写完并编辑好之后，再拨号上网发送，可以慢慢地来，大大降低了出错率和电话费，跨洋交流得到了质的飞跃。
技术就是这么日新月异。我认识Tony Duant时，就是刚开始学习使用Eudora写电子邮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姓氏Duant很奇怪，不像英文的姓，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发音才准确，实际上我一直把它念成Duang。我就问Tony，为啥你的姓氏这么奇怪？他无法解释。后来发来照片一看，是一张东方面孔，一个长着娃娃脸的中年人，很像我中学里的某位老师。
连自己都不知道为啥姓Duant？真是不可思议，是不是在敷衍？我很难理解这一点。在我们中国，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姓氏代表着宗族血脉，是顶顶重要的东西，绝不可含糊其事的，否则被指为连祖宗是谁都不知，是大逆不道的。又有三姓家奴，被形容为不认祖宗，遗留千古骂名。他告诉我说，自己出生在瑞士，但据说祖上来自中国的广东，父母辈有四分之一德国血统、四分之一瑞士血统、四分之一奥地利血统.....我听着晕乎，估计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个血统问题了，我猜测是潮汕那边的移民。
Tony是软件工程师。那年头，满网都是软件工程师，或号称自己是软件工程师，以至于我们一听对方说自己职业是软件工程师，本能地认为遇到了骗子。现在想想并不奇怪，毕竟他们是互联网的开拓者。以前我遇到的网友中，十个里八个是软件工程师，一抓一大把。但Tony，与其他人很是不同。
首先他特别真诚，其次，对中国感情特别深。当然，这两者是有关联的，我是中国人，那年头能用外语顺畅交流的中国人凤毛麟角，他感觉自己在互联网的茫茫大海中终于找到了一个失散的亲人一样，很怕失去我这个笔友。
但有时候我会觉得很烦，因为他回信太快了。对我来说，写信就像回到大学里写英语作文一样，本来只想练外语，结果成了一种负担。何况因为技术发展，网上找人聊天成了可以信手拈来、极其方便的事，我不想被某个人羁绊着，带来太多的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
但他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就怕我突然断了联络，掏心掏肺的样子又使我产生一种负罪感。如果不回信，让我觉得自己很没有礼貌，回信，他的回复频率又太高和太快，让人疲于应付。我一直在纠结该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体面地终结这种笔友关系才算比较合适，直到有一天......
他突然没了消息，连续十几天没有消息，反倒让我浑身不习惯起来，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会出意外了吧？好奇归好奇，我心里思量着，不回复倒也好，不如乘这个机会摆脱这段“令人痛苦”的笔友关系，真的不想再写“英语作文”了！
结果不久后他又出现了，说自己滑雪摔了个骨折。
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出点啥事，赶紧拿手机出来拍一下，照片唰地就发出去了。那时发照片是很麻烦的，得先将照片冲印出来，放在扫描仪里扫描，转换文件格式，存到电脑里，发电子邮件时用附件功能带出去。滑雪摔断骨头这种意外事故，没办法当场找个胶卷相机拍下来，再拿去冲印，所以也无法证明。他说滑雪摔断了腿，我听了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同身受，当然因为是半信半疑，试想在互联网那头的，谁知道是真是假呢？
但有一次他说的话，让我对他的印象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说自己在瑞士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姐姐，嫁给了当地人，但关系很疏淡，基本不来往。他说自己很孤独，有时候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一旦细思，便觉恐惧，似乎自己是一座漂浮在大海里四下无依的岛。
“你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会经常感到孤独和不知所措。不管你信不信，每个新年前夜，有很多人会去伦敦桥，从那上面跳下来，结束生命。”
“我想要去中国。我要去中国看你，我还想去广东。”他说。
他的意志如此坚决，我都不好意思回复“我同意了吗”类似于这样的话。听他口气，中国是必须要去的。不管见不见我，去中国都在他的计划之中。所以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说实话那个时候，一个瑞士人想要来中国，实在是方便得很，Tony说等到他手上项目做完就会安排休假，目的地就是 – CHINA！
我一直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谁知有一天他真的来商量这事了，说能占用你一个周末吗？跟你家里人商量商量？意思我做他的向导。
快两年的笔友，好意思拒绝吗？
周末我在浦东机场的接机口，迎接这个矮矮小小长着一张娃娃脸的中年人。他比我想象中更矮小，背着双肩包，见到我那一刻欢欣雀跃得像一个放了学的小学生。一开口却又是浑厚的中低嗓音，这反差太大了。我说“欢迎来到中国啊Duang先生”，他知道我是故意拿他的姓取笑，不过毫不介意，因为他实在是太兴奋了 —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梦想。
“太奇妙了！太不可思议了！上海，这就是上海！CHINA，这就是CHINA！”在机场他就兴奋得大喊大叫，路人纷纷侧目，心想这小孩子怎么回事，吃错了什么药吗？情绪激动，却又不像在发脾气的样子。搞得跟他一起走的我很是尴尬。一路上他就说着这几句话，情绪一直难以平静下来，脑袋一百八十度来回转，因为眼睛根本来不及看，我怀疑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在做梦。
我带他去熟门熟路的南京路、淮海路、外滩，那块地方我最熟悉，还有巷弯弯里的奇趣小店，每次让我流连忘返的犄角旮旯……Tony是如此兴奋，我仍然记得他对什么都好奇，买了菠萝，看小贩用弯弯的镰刀削菠萝，都觉得那是一种Chinese Art。他拎着菠萝在南京西路一家商场里逛时，两个年轻服务员上来招呼，他又无比兴奋起来，但苦于语言不通，可把人给急的。两个服务员看这“孩子”怎么这么奇怪，故意戏谑他，作势要抢他的菠萝，他还信以为真，紧紧抱住被“Chinese镰刀art”雕刻过的菠萝，护在胸前......当时那个情形真的很好笑。
在上海滩逛了半天，Tony一直说要去找“邓秀宛”的照片和唱片，说是他多年偶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明星。我晕乎，真没听说过，试着猜了几个歌星的名字，都不对。他更急了，说找不到“邓秀宛”的唱片，这次中国是白来了！有这么严重吗？
“你不可能不知道她，她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中国歌星，每个中国人都知道！”Tony涨红了脸。
这让我太尴尬了，难道因为不知道这个歌星，我就不是中国人了？抑或是我太孤陋寡闻？毕竟他说“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搞得我感觉自己不像中国人了。可是，如果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星，我怎么可能一点也没听说过？真是个谜团。
Tony显得很郁闷了，他苍白的肤色竟然有点泛青。我很想帮助他，可是真的猜不出“邓秀宛”是谁，爱莫能助。
闷闷不乐地走了很久，突然，他看到一家唱片店，马上又兴奋了起来，说，“那里面肯定有！”一进店他就问老板，有没有“邓秀宛”的唱片？老板跟我一样，一头雾水，什么“邓秀宛”？闻所未闻！然后Tony就开始比划，说，她这个脸呢，像我这样圆圆的，头发呢，蓬蓬的…….
我们几个在柜台面前大眼瞪小眼。老板听着有些不耐烦了，因为他要去招呼其他客人，这个客人太费时间，也讨论不出结果来。Tony无奈地摇头，那种表情好像是说“唉，没救了，连最有名的歌星邓秀宛都不知道！”我们黯然而失望地在店里逛荡，东看西看。
猛然我听他的大声音从另外一头传过来：“找到了，找到了，就是她！”
我奔过去一看，差点岔过气去，原来他口中一直念念叨叨的“邓秀宛”，就是鼎鼎大名的邓丽君！
“她是我的精神支柱，”Tony说，那神情，严肃得吓人，好像谁要是敢说一句邓丽君不好的话，他就要跟谁拼命。邓丽君是他心目中不可亵渎的女神。
Tony回瑞士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仍然保持联系，不过写信的频率不如以前那么高了。我记得千禧之夜，他大老远打电话过来，说这是个特殊的moment，我给你们全家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等等。我记起以前他说过“每个新年前夜，有很多人会去伦敦桥，从那上面跳下来，结束生命”，电话中的他听起来特别伤感，但又强装欢颜，我只能回答他，“毕竟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多看看好的方面”之类的话。他想来中国定居这一心思是很明显的了，但又放不掉自己在瑞士的一切，而且对前途的不可预测也抱有畏惧，很是纠结。
我从古荡搬家之后，再也没有回他的信，电话变更，用于跟他通信的Email，也被弃用，自此我们之间就断了联系。多年之后我再想起他时，去登录那个Email，服务器都不存在了。从此真正失联。
这一点正是让我一直内疚的地方。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他现在身在何处，到底是什么情况？虽然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必须要这样或那样的契约，我总觉得，自己辜负了他的一片赤诚相交之心。他只是爱中国，想回来，可能只是因为在海外孤零零的不开心，可能只是因为落叶归根的情愫在牵扯，并没有什么其他心思。而且，那是在二十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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