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大写革命回忆录，也写了陶承奶奶的《我的一家》等。但是，名为小说实为传记的《刘志丹》由于“进行反党活动”，被判定犯了“为反革命树碑立传罪”，批来批去，暗示了一条不成文的戒律，即不许为没有历史结论的活人立传。要立传，除非治丧委员会的《悼词》下了定论，也就是“盖棺论定”。其实，传记文学只要用事实说话、对历史负责，写死者也写生者，写历史人物也写现代人物，写革命家也写反革命分子，写科学家、医生、作家艺术家，也写企业家、个体户、“倒爷”甚至妓女、土匪，写长的、写短的，都可以。
鲁迅写刘半农，囊括其今生一世，怎么由“革命者”转而为“无聊文人”，总是投以历史的眼光：“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更憎恶“将他先前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这正好应了先贤们的诗训：“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莫道古人多玉碎，盖棺定论未嫌迟。”。“盖棺定论”就是“盖棺论定”。
然“盖棺”也未必“论定”。
世事多变，文学变多，现当代文学史改写又改写，在世作家的功过一时说不清、道不明，就连百多万字的《王蒙自传》——“国家日记”、“个人机密”、“抡着膀子捞干货”，但是业内啧啧称羡也难免啧有烦言，说他自我感觉超好、“八面来风”，对人过分刻薄。
没有绝对的真实，真实需要历史检验。时代在曲折中发展，人性、人的本质在变化，传记作者对传主的认识只能是阶段性的，只具有相对性的褒贬度。
诗人牛汉在第六次文代大会上和我咬耳朵：“严酷的历史改变了我。唉，历史欺骗人，人没有办法！”所以，“盖棺论定”只能是个相对的历史概念，充其量把一个人的一生走一遍，给历史个案一个时下仿真的文本，而非一成不变的真理。
近年来，我一再强调：一、传记文学的生命是真实（理性的史实和情感的真挚，不仅仅是纪录事实抄录音带）；二、传记文学之大忌，是各种各样的“讳”，为家丑讳、为国丑讳、为大人、权者讳。
本乎此，我寄语贵倡导者们：固然，“凡历史都是当代史”，“凡历史都是思想史”以及史官笔下的“颂圣史”，离开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的实践史观，都难最后“论定”。
邢小利的《陈忠实年谱》《陈忠实传》和《陈忠实研究》囊括了传主的一生，《白鹿原》作者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音容笑貌和心里活动暴露无遗。不可想像，陈忠实晚年寂寞、内心激愤，对于官场啧有烦言，对于谣诼不屑一顾，等等，他在世时你能如实披露出来吗？ 综上所述，不论“为活人立传”还是“为逝者立传”，不清除历史虚无主义，伪命题！永远扯不清。
“良史诛意，庸史纪事”，良史、信史，有待后世连续不断地修订或改写，以便让传主的灵魂出壳、历史的真貌进一步显现。
最后，引用胡耀邦1976年3月19日写长信回复郭小林的一段话：
仔细地看了中组部对你爸爸（指郭小川）的丧事安排报告和悼词全文。……悼词是不是还可以多写一些话，是不是还可以评价再高些？这当然是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革命队伍中，对一个人，生前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鉴定、死后往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有时对了，有时错了，有时高了，有时低了，可靠吗？可信吗？又可靠可信，又不可靠可信，因为鉴定评论终归要人民，要群众，要后代子孙来做，人民、群众、子孙并不记得什么鉴定和悼词，记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史实。……假若你们要组织上给你们再做个好悼词，当做一个传家宝，那对你们来说，就可能转化为包袱了。如果我误会了你的意思，说得不对，那就请你原谅，我是出于一片好心的。（以上原信引自“百度”）
耀邦同志啊，您平反冤假错案，追溯动荡的往事，将人的评价置于历史的长河，即便“盖棺”也留有余地，至善至诚，感人至深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人物，鲁迅在呐喊：“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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