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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法——《过零丁洋》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楷模和民族英雄形象光耀史册，照亮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后世史学家评价，文天祥是南宋亡国后儒士的“尊严”、是士大夫的“忠义”、是民族“正气”的精神代表。
那么，是谁成就了文天祥“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形象？
文天祥雕像
母亲的言传身教明清的一些士大夫认为，是文天祥的母亲教子有方，成就了文天祥“丹心照汗青”。
传说“文天祥出生时，屋顶云霞笼罩”，故其父初为其取名云孙，字天祥；以字入贡后，以天祥为名，字宋瑞，取“天祥，宋瑞”之意。
文天祥的父亲文仪，是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一个读书人，没有获取过功名，家庭殷实但不富裕。
文天祥的母亲，姓曾名德慈，宋泰和县（今江西吉安市泰和县）梅溪镇人。曾德慈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名曾珏，字天赐，号义阳逸叟，是一位饱学之士。
文天祥为外祖父曾珏撰写的墓志铭评价：“性颖悟，志不凡近，读数百家，虽涉猎，靡不通达。议论刚正，好面折人，不藏怒宿怨，有古君子之风焉。”即曾珏聪明颖悟，少有志气，不同凡俗，饱读诸子百家，虽只是粗浅涉猎，但无不融会贯通；讨论事情刚正不倚，喜欢当面纠错，对人不记仇恨，也不抱怨人，有古代君子之风。
文天祥的母亲曾氏，在慷慨正直的严父曾珏熏陶下长大。对于母亲的评价，从文天祥、文璧兄弟二人所撰写文章可知：
文天祥的弟弟文璧撰写的《齐魏两国夫人行实》中曰：“生有挚性，事舅姑尽孝，相夫子以俭勤，自奉极菲薄”，即其母品格纯真、恪尽孝道、勤俭持家。
文天祥的诗《邳州哭母小祥》，是其母去世一周年时的真情怀念，诗言“母尝教我忠，我不违母志”，可知其“忠君、忠孝”的思想，来自于母亲的教导。
从文天祥、文璧、文璋的诗文，以及史料的的记载，文天祥三兄弟幼时，母亲经常讲江西庐陵（吉州，今江西吉安）“四忠一节”的故事，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杨忠襄公(杨邦义)、周文忠公(周必大)、胡忠简公(胡铨)、杨文节公(杨万里)的“忠心”“节义”“刚正”形象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
宝佑四年(1256)，弱冠之年（20岁）的文天祥赴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应试，其切中时弊、锋芒不藏的殿试对策文章，深得主考官王应麟的赏识，评价文章“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后推荐给宋理宗赵昀（南宋第五个皇帝，花甲之年去世后，头盖骨被藏传佛教僧人杨琏真迦做成饮酒的器皿，献给蒙古人邀功，诏告世人南宋的灭亡），名列第七的文天祥，被宋理宗赵昀朱笔钦点为状元。
文天祥中状元的史籍资料
文天祥中状元的第四天，其父文仪去世。按照宋朝的制度，父亲去世文天祥须在家守孝三年，不能赴任为官。守孝期间母亲劝导文天祥:不要太伤神，应趁此多读圣贤之书，多想治国安邦之道。
母亲的言传身教，无疑是影响文天祥兄弟三人的第一良师。
公元1274年，元朝丞相伯颜率20万大军，兵分两路征灭南宋，兵至临安（今浙江杭州）城下，惶恐和不安的宋度宗赵祺传位于宋恭帝赵隰。次年宋恭帝“诏天下勤王”，时文天祥为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组织了一支5万多人的地方救国“义军”，后以江西提刑安抚使诏入卫。
筹集“义军”的经费，成为文天祥面临的难题，虽从州府库挤出一些，豪绅们捐了一些，但远远不够。文天祥的母亲曾德慈得知后，拿出自己的金银首饰盒，卖了老家的房屋、田产，帮助儿子筹措军费，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儿子抗元。
文天祥为母亲的深明大义、公而忘私而感动。更为重要的是，文天祥母子“毁家救国”的事迹，感染了许多人出资捐物，支持文天祥的“义军”。一时间，从未领兵打仗的文天祥，以一介书生统领的“义军”，在江西赣州一带成为一股生力军，南宋朝廷随即以江西提刑安抚使之名，召其入京城临安“勤王”，一到临安即任命其为临安知府。德佑二年(1276)，丞相陈宜中出逃，无人主持大局，文天祥被推上徒有虚名的右丞相兼枢密使之职，朝廷上下希望他干的第一件事——赴元营请降。
南宋王朝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际，文天祥获得没有军队可调、没有将帅可遣、没有官员可倚、没有财物可度，徒有虚名的“丞相”（主政）和“枢密使”（掌军）之职，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文天祥雕像
“义军”的奋力抵抗，虽延缓了南宋的灭亡速度，终究抵不过灭亡的必然。文天祥的“义军”抗元，最早是在江西北部，后退到江西最南边，又退守到广东北部，最后退守广东潮州一代，从几万人到仅剩下几千人。“义军”自江西→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一路辗转，被张弘范率领的元军一路追杀。至元十五年（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率军逃至南岭，正在广东永丰五坡岭一带吃饭时，张弘范的部队突然到来，文天祥仓皇出逃，被蒙古军千户王惟义擒获。
文天祥率军南北转战过程中，其母曾德慈不畏艰辛，一直随军。五坡岭兵败被擒，其母亦在乱军受到惊扰，后被文天祥下属所救，躲藏于广东海丰，一年后病逝，葬于海滨，享年65岁。后来降元的文天祥二弟文璧（名天球，字宋珍，号文溪），将母亲迁葬回江西吉安富田故里。
文天祥的母亲曾德慈身教言传，对于其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教化和影响，“忠君报国”“舍生取义”的道德楷模和儒家的普世价值观，是其在儿子精神世界撒下的种子，但还不能因此得出“是母亲的教诲成就了文天祥”，因为同样是曾德慈言传身教下的另外两个儿子，走的是另外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二儿子文璧选择了1278年元军攻打惠州城时打开城门降元，后任元廷临江路总管兼府尹、广东宣慰使司事；三儿子文璋选择了遁世隐居。
精神征服与爱才惜才不可否认，在启蒙教育和传统价值观方面，文天祥的母亲曾德慈对其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从历史的多面分析，元代成就文天祥“丹心留汗青”之名的，毫无疑问应该是元世祖忽必烈。
“马上马下”治理的问题，即“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理”，是所有依靠战争手段夺取政权后，当权者不容回避的问题。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西汉的陆贾。陆贾是汉高祖刘邦时期有名的辩士，居于刘邦左右，常受命出使诸侯。
《史记•列传•郦生陆贾列传》记载：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这一段话的意思，刘邦取得天下不久，常伴左右的辩士陆贾总在旁边唠叨：“《诗》《书》如何之好，陛下呀，你应该看一看。”惹得皇帝很不高兴，恼怒的骂陆贾：“老子在马背上夺得天下，看这些破书干什么。”陆贾丝毫没有退让地回复：“陛下从马背上夺得天下，难道陛下还要在马背上治理天下吗？”
看汉高祖刘邦没有反应，陆贾继续说道：“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意即古代圣贤治理国家，哪个不是“逆取而顺守”，文武兼备，才是长治久安的治国之术。昔日吴王夫差、智博就是因为穷兵黩武而灭亡的。假如秦始皇夺得天下后，不是任由苛刻的刑法，而是总结前朝教训，吸收前贤的治理之道，以仁义道德行于天下，陛下今天能得到天下吗？
听完陆贾的一番言论，“高帝不怪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谓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即汉高祖刘邦虽然心里虽然不服，但脸上却不由自主地露出惭愧紫色，让陆贾就“秦亡汉兴”，以及历史上的国家兴衰的经验教训著文论证，以资借鉴。
“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陆贾论述历朝历代存废兴亡的文章，总共有写了十二篇，看完每一篇刘邦无不称赞说好。
《汉书•高帝纪》中，把陆贾的《新语》、萧何的《次律令》、韩信的《申军法》、张仓的《定章程》、叔孙通的《制礼仪》相提并论，可见陆贾“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思想的影响之大。
元世祖忽必烈同样面临进入中原、江南以后的政治、社会、思想的治理问题，深知“汉法治理”对于元朝的重要意义。
在潜邸为王时，忽必烈“金莲川幕府”就延揽了刘秉忠、姚枢、廉希宪、许衡、刘素、郭守敬等“二十六汉儒”人才，虚心学习，兼容并蓄。赵良弼治邢州（今河北邢台地区）、廉希宪治关中，都是忽必烈在潜邸时的“汉法治理”实践。《元史·世祖纪》说他“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1260年即汗位后，在刘秉忠、姚枢、郝经许衡、窦默、赵壁等人的影响下，忽必烈坚定“为中国之主，行中国之法”的国家治理思想，以中原王朝的传统称皇帝、立年号，以《易经》中“大哉乾元”定国号为“大元”，其中统《建元诏书》云：“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诏告他是中国历代中央王朝的正统继承者。
忽必烈的“王朝正统统治者”和“为中国之主，行中国之法”情结，决定了他不仅仅满足于“武力”征服风雨飘摇的“南宋”，还有从精神、文化上收服“南宋”士大夫和儒士的政治抱负——文天祥的“丹心照汗青”，正是这种背景下元世祖忽必烈的推崇与成就。明清两朝，为了宣扬“忠君”思想，更是将文天祥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忠君报国”推上更高的道德祭坛。
从《宋史》《元史》的记载，以及南宋、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的诗词文章可以发现，忽必烈成就文天祥“理学正统”的设计：求生，给中书令；求死，给汗青之名。
蒙古灭西夏用了22年，灭金用了23年，灭南宋用了45年，可知南宋抗元之激烈。正是这种顽强抵抗的精神，更激发了忽必烈彻底征服南宋。彻底征服江南士大夫，征服南人思想和精神的想法。
南宋都城临安的攻破，太皇太后谢道清抱着5岁宋恭帝赵隰的投降，标志着元朝廷的武力目标已实现，但是思想和精神上的目标，还未达成所愿。
当时的情势下，文天祥是南宋的宰相（徒有其名，没有财物可支配，没有部队可调动，没有官员可指挥），是南宋官僚、士大夫的精神支柱，只要劝降了文天祥，南宋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也将土崩瓦解。
忽必烈没有唐宗宋祖的文采风骚和满腹诗书，但辽阔的草原给了他高远豪迈和豁达胸襟，对于英雄豪杰、忠贞之士和治世汉儒，有天然的敬意和亲近，因为他深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延揽人才，待之以诚；擢用汉儒，用之以信；激励士人，不吝高官。对于文天祥，忽必烈也是如此。
德佑二年(1276)，当伯颜帅元军攻打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时，南宋朝臣纷纷自顾逃窜，宰相陈宜中兵败后也逃往南方，朝中无人主持大局，文天祥临危受命，从赣州知州连升数级，出任临安知府，负责守卫京城。后来当其由今江苏南通遥望港(原名“洋岸港”，后世为纪念渡海时遥望南方的文天祥改此名)乘船到达福州时，陈宜中、张世杰拥立赵昰为皇帝[1]时，被任命为通议大夫、右丞相、枢密使，朝廷上下希望他作的——到元营请降。南宋流亡朝廷给于文天祥的官职，并不是集大权于一身，朝廷实际的权柄，掌握陈宜中、张世杰手里，受这两个人的掣肘，文天祥无法施展才华，无奈自请到江西设都督府聚兵，一无钱粮、二无支援，处境窘迫。但文天祥凭借自己的人脉和品格，聚起十万“义兵”，短时间内收复了不少被元军攻克的州郡，吸引了元军主力，元军主将张弘范部暂缓对南宋流亡小朝廷的追击，重兵围剿文天祥，临时聚集的非专业“义兵”很快被打散，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被俘。
文天祥的书法
至此，从戎投笔起兵，文天祥作为右丞相、枢密使的职责，客观上已不复存在。在“存天理灭人欲”和“名节高于一切”的理学氛围下，文天祥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自杀殉国；二是活着到底。
史料记载，文天祥被元军围困，自知在劫难逃时，曾服用自备的脑子（即龙脑香，热服可致死），以求自杀殉国，或许药效不佳未如愿。从广东海丰押解潮阳（今广东汕头朝阳区一带）过程中，当押送行至家乡江西时，文天祥希望像为不食周粟的伯阳、叔齐一样“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饿死守节于自己家乡吉州（今江西吉安），连续绝食八天，以死明志，也未如愿。北上途中，多次寻机投水，终因元军防范之严无机可寻。
这些都显示，对道德“名节”的追求，成为文天祥的精神支柱。
被押至潮阳后，元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张弘范受命招降，一是劝文天祥归附，二是希望文天祥给带着幼帝赵隰抗元的陈宜中、张世杰写信劝降，遭到拒绝。《宋史•文天祥传》记载：“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以所书《过零丁洋》诗与之。”文天祥将诗作《过零丁洋》送给张弘范，以示明志。张弘范将此诗作诗上报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对文天祥的“气节”极为认同，赞赏“谁家无忠臣”，诏谕张弘范广为传颂，文天祥诗作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了千古绝句，为世人熟知。
同时忽必烈诏令将文天祥押解到大都，随行者有贾余庆、吴坚、刘节、家铉翁等“北上祈请使团”，有文天祥部下及家人杜浒、金应、张庆、夏仲、吕武、王青、邹捷、余元庆、李茂、吴亮、肖发等11人，其中8人与文天祥生死与共，另外3人各领了150两银子归顺，中途离去。
与元朝廷形成鲜明对立的，是南宋士大夫对文天祥的态度：他们希望文天祥“舍身取义”“以死明志”——他们担心文天祥招架不住元朝廷的威逼利诱，变节投降，通过各种方式敦促文天祥尽快自杀。
以投降元廷的南宋前右丞相留梦炎为代表，他们认为文天祥不能留、必须死——文天祥活着对他们是最大的讽刺；文天祥不死将成为“旗帜”，会继续反元，，会影响他们的处境、仕途。
文天祥既是“志士”，也是普通人，不是决绝的选择“死路”。
求生欲是人的本能，文天祥的几次自杀，是出于一种道义，也是道德伦理环境的挤压，更是对儒家忠君思想 “气节”的回应。据《宋史》记载，忽必烈与文天祥见面时，文天祥虽为“名节”拒绝了降元，但也提出了一个“不想死”的变通路径：
“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宋史》）
大意是说，我的国家已经灭亡，我本应以身殉国。假如您能放了我，那么我就出家为道士，以道士的身份回到我的故乡，之后以一个方外之人的身份来当顾问，怎么样？
狱中三年， 速死不得，求死不成，日久年深，意志折磨。文天祥的心境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变化，灵魂也不可避免地会面对拷问：“南宋灭亡了，皇帝都投降了，还有坚持的必要吗？”
为了不辱斯文，不丧失“节义”：不给元廷服务，出家做个道士，一可独善其身，二来可保持士人的“气节”。守住心中的净土，亦可告慰天下。
也有人说，文天祥早就有了“置生死于度外”的选择，“出家作道士”只是一时之说而已，主要依据是己卯年（1279）端午节文天祥写的诗中有：“田文当日生，屈原当日死。生为薛城君，死作汨罗鬼”“人命草头露，荣华风过耳。惟有烈士心，不随水俱逝”“不知生者荣，但知死者贵。勿谓死可憎，勿谓生可喜。万物皆有尽，不灭唯天理。”（《指南后录•端午》）但也不能排除，诗作只能代表文天祥某一个时间段的心境。
投降元廷的南宋前右丞相的留梦炎，不给文天祥“独辟蹊径”的求生就会——
得知忽必烈有意要释放文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为代表的一类南宋前臣坚决劝谏：“天祥出，复为号召江南义士抗元，吾辈将置于何地？”意思是说，你放了抗元的文天祥，我们这些归顺元朝的士大夫，以后如何做人呢？
权衡各方利益，忽必烈选择了成就文天祥“舍生取义”“舍身成仁”的心愿。
以文天祥的幕僚王炎午（1252-1324）为代表，他们希望文天祥“以死名节”“以死明志”——如果文天祥投降，会辱没了文人士子的名声；文天祥不死，会成就忽必烈的“仁君”之名；文天祥不死，会被元廷占据道德伦理制高点，不利于激发民族仇恨；只有文天祥死了，才可展示南人气节，才可让元人背负骂名。
得知文天祥被张弘范解往大都时，王炎午写了17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与同邑名士刘尧举用大字抄写数十份，字大如掌，张贴于赣州至洪都沿途的驿站、水铺、山墙、店壁，表达他们“以速丞相之死”的“希望”，文天祥在洪都码头看到了这篇“生祭文”。
据后来南宋士人的文章所言，文天祥看到这些“生祭文”热血沸腾，了解了南宋士人对他的期望，大为振奋（实际情况不得而知），发出感叹：“非王君无此伟业，非王君无此奇文。”有感于此，为了表达对王炎午的感谢，文天祥在大都狱中写了300多字的《谢王炎午生祭文》[2]。
至元二十年（1283年）正月初九，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就义，王炎午悲痛欲绝，痛哭流涕地写了《望祭文丞相文》，高度赞扬文天祥“既是名相，又是烈士。如霜雪松柏，久而不易其节；其忠烈之气，直与天地间日月星辰相永久。”
从王炎午的《望祭文丞相文》可知：文天祥的最终表现，南宋的士人、大夫是非常满意的——文天祥实现了他们所期望的“存天理灭人欲”“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目的。
王炎午完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评判”“节义指导”后，也不再宣扬、推崇以“暴力革命”推翻元朝廷，只是选择了“不入仕不效力”，作了“不合作”的元朝顺民，苟活了72岁。
但即使文天祥有“成仁”“取义”想法，并不能成就其“丹心照汗青”之名。后世有史学家这样比喻：“一簇耀眼的火花，需要火石和火镰的有力摩擦，文天祥就是火石，火镰的角色，则是元世祖忽必烈。”
为了最大限度争取江南士大夫的“旗帜”文天祥，也为了争取江南士人、士大夫的文化和精神认同，在元世祖忽必烈的直接策划、部署下，先后对文天祥进行了六次劝降。
第一次，同是状元丞相的留梦炎劝降。
忽必烈认为，留梦炎与文天祥经历相似，都是状元宰相，俩人应该有共同语言，故选择让留梦炎打头阵劝降自己的继任者。
留梦炎是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状元，比文天祥早两年。德祐元年（1275年）任南宋的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次年元军进逼临安（今浙江杭州）时，弃官回衢州（今浙江衢州）老家躲难，朝廷两次下书召请不奉。当年九月元兵攻克衢州时投降，并招降了一批昔日部属。
文天祥最看不起和深恶痛绝的，正是留梦炎这类忘恩负义的软骨头，故留梦炎自取其辱，被文天祥骂的狗血喷头。
第二次，曾经的国君——已废的宋恭帝赵隰劝降。
忽必烈认为，既然文天祥对南宋忠心耿耿，“忠君护国”，皇帝的话他该会听。文天祥所忠的，是小皇帝所代表的南宋国家，而非9岁的小孩子赵隰。文天祥一见投降元廷的宋恭帝赵隰，伏地痛哭，乞求圣驾南归重整河山。小皇帝看到文天祥哭自己也跟着哭，来劝降前别人教的话，早已忘光了，甚至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
第三次，胜利者阿合马、孛罗羞辱性劝降。
尚书省平章政事阿合马、枢密院副使兼中书省丞相孛罗，对汉文化不熟悉，对文天祥也没有好感。两个人都不愿意去劝降，认为不投降者直接杀了，没必要浪费时间。本打算以羞辱的姿态刺激文天祥一番，结果在善于辞令的文天祥面前自讨没趣，窝了一肚子气。
第四次，同胞亲弟劝降。
文天祥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三个弟弟分别叫文壁、文霆、文璋，文霆早夭，故后世一般只知“文家三兄弟”，二弟文璧小文天祥1岁，与文天祥是同科进士；三弟文璋小文天祥13岁。
文天祥二弟文璧与其齐名，二人合称“溪山”（文天祥号“文山”，文壁号“文溪”）。元军攻打惠州（今广东惠州一带）城时，文璧率众投降，被群起攻讦。
对此，有人赋诗讽刺文璧，诗曰：“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如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以文天祥诗句“江上梅花都自好，莫分枝北与枝南”，讽刺其二弟文璧的变节投降。
也有南宋士人为文璧开脱，认为其投降是无奈之举，是为了保护百姓：一是文璧镇守的惠州，没有精兵，多是老弱；二是文氏家族当时都住在惠州。誓死不降必然玉石俱焚，文璧忍辱负重，以千古骂名，保全了惠州百姓生命，保全了文氏家族的血脉。
文天祥对二弟文璧并没有过多地责备，认为在临安失守，谢太后带着5岁恭帝赵隰降元后，二弟为保全百姓免遭战火而降无可厚非。文天祥对二弟受命劝降，无任何回答，作了三件事：一是把整理好的诗稿让弟弟带走；二是希望弟弟其能过继一个儿子到自己名下，承祧以继香火，因为文天祥的儿子在战乱中夭亡；三是给二弟写了一首诗《闻季万至》（文璧，字季万），全文如下：
去年别我旋出岭，今年汝来亦至燕。
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
可怜骨肉相聚散，人间不满五十年。
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
诗中的“弟兄一囚一乘马”，含义即同胞不同命，同父母不同路，如今一个是阶下囚，一个是座上宾； “三仁生死各有意” 中的“三仁”，是孔子《论语•微子》里的典故，原文为“微子去子，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意即殷商亡国时的三位贤人，面对暴虐的纣王，比干死谏惨遭剜心，微子选择归顺姬发，箕子则装疯卖傻苟全性命。
文天祥以诗告诉二弟：忠臣不必都作比干，学微子、箕子也是可以的。
对此，文天祥写给三弟文璋和承祧继子文升的信，表述的更为清楚：其给三弟文璋的书信言“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给其继子文升的信说：“汝生父（文壁）与汝叔（文璋），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
文天祥当时也单独给三弟文璋写信，劝和文璧一起投降的幼弟文璋，辞官隐世。文璋心领神会，挂冠归隐，不仕元朝。文氏三兄弟，一死、一降、一隐，再次上演了 “三仁”典故：文天祥殉国用生命谱写忠义，老二文璧投降忍辱负重，换来家族存续；老三文璋隐居山林，即使文璧遭难，还有一支可以保全血脉。
文璧后来也说，兄长文天祥尽忠而死，自己则要保全家族香火、为孝而仕。文天祥原本有两子，一个早夭，一个战乱早逝，文壁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了文天祥，维系长房的血脉。后来文天祥的继子文升，在文天祥去世后30年，官至元廷集贤直学士，过世后追封为蜀郡侯；文天祥的孙子，即文升的儿子文富，曾任元廷湖广行省检校官。
这就是文天祥给二弟文璧诗中“三仁生死各有意”的寄托和安排。
第五次，妻子和女儿柳娘写信劝降。
南宋灭亡后，文天祥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被元军抓去，在元廷宫中做奴婢，遭人差遣，生不如死。忽必烈让她们以妻子、以女儿的名义给文天祥写信，承诺文天祥归降，全家人就可以团聚，可以过上好日子，但文天祥依旧不为所动。
对此，文天祥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第六次，忽必烈亲自出马劝降:求生，给中书令；求死，给予名节。
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尚书省平章政事阿合马被刺死后，忽必烈出巡中问群臣，“南北宰相，谁为渠能？”大臣复曰：“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宋史·卷四一八》对此事的记载为，“帝问策王积翁：何以得才？积翁曰：南人无如天祥者。”王积翁本南宋旧臣，时为元廷刑部尚书、户部尚书，向忽必烈力荐文天祥为中书省魁，也曾受忽必烈安排劝降文天祥，并曾试图联保文天祥性命，被留梦炎阻断。南宋士人骂其无经世之才，亦无士人风骨，谙熟“权谋之术和良禽择木之学”，在宋元两朝都得到重用。
已关押三年的文天祥，再次进入忽必烈的视野中，但“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终不屈也”，于是在至元二十年（1283年）的正月初八最后一次诏见了文天祥。《宋史•文天祥传》记载：“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忽必烈问文天祥，你有什么愿望和想法？文天祥回答说，我文天祥受宋国的恩遇当了丞相。忠臣不事二主，我怎么能事两个国家、两个朝廷，惟愿赐我一死，我就满足了。《昭忠录•文天祥》的记载，与《宋史•文天祥传》记载稍有差别：“十二月初八日，元世祖召天祥于殿中……乃降旨曰：汝在此久，如能改心易虑，以事亡宋者事我，当令汝中书省之任。坐而对曰：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号称状元宰相，今事二姓实负此心，非所愿也。世祖云：然则汝何所愿？对曰：愿与之死足矣。世祖犹不忍，遽麾之退。”
此时，元朝廷赏识又尊重文天祥的伯颜、张弘范已去世。元廷右丞相为麦术丁，其在江西曾被文天祥大败，欲除之以血耻辱。
恰在此时，京城流传中山有人欲营救文天祥复辟。
对于此事《宋史》的记载为：“至元十九年，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这一段的意思是福建一带的僧人看天象说：土星犯当今的皇位，可能天下会有大变。时间不长，中山一带就有人自称是亡宋的后裔，有一千多的募兵，准备劫狱营救南宋丞相文天祥。大都也有匿名的飞书、传单暗中流传，说某月某日将会用芦苇火攻，率领左右两翼人马制造混乱，趁机营救文天祥，让文天祥不要有什么担心的。
对于《宋史•文天祥传》记载的“谋变”之事，《昭忠录•文天祥》记载：“冬，因狂人薛宝住妄书告变，指天祥为内应。”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忽必烈收到一大堆奏折，奏请杀文天祥。
忽必烈三年策划了六次劝降，或间接或直接多次与文天祥交锋，他深知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也曾慨叹“好男子不为吾用，杀之诚可惜也！”；另外他对文天祥的看重与恻隐之心，已引起了投降的前南宋官员和部分蒙古勋贵的不满。种种因素的叠加，使忽必烈不得不对文天祥的去留作出抉择。《宋史》记载：“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从之。”没有说是谁提出杀文天祥奏议。《昭忠录•文天祥》记载： “初九日，宰相奏曰：天祥既不归附，不若如其请，赐之死。可其奏。”按此处记载，奏请沙文天祥的是元廷宰相——麦术丁。
史料记载，至元二十年（1283年）的正月初八（《昭忠录》记载的时间为十二月初八）诏见，忽必烈听了文天祥的心愿后，长久无语离去。文天祥据此判断，自己死期已到，如释重负，写了两首绝命诗，交给自己早年的同窗、三年来照顾自己的张宏道(即字毅夫，号千载)，又写了一篇《衣带赞》，藏于腰带间。
正月初八，元世祖忽必烈接受文天祥“以死明志”“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尽义而仁”的心愿后，诏令行刑官广发布告，遍告首都军民：文天祥将于次日在大都城北的柴市处斩。临刑前，监斩官按照忽必烈的口谕告诉文天祥：“若悔之仍前言”。“天祥临刑殊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宋史•文天祥传》）“时燕市观者如堵，宣使遍谕曰：文丞相南朝忠臣，皇帝使为宰相不可，故遂其愿赐之一死，非他人比，”（《昭忠录•文天祥》）
《宋史•文天祥传》《昭忠录•文天祥》记载的史实相符，处斩文天祥之前，忽必烈要求行刑官广发布告，告知大都军民，行刑前告诉围观者的不是文天祥的所谓罪行，而是告诉所有人：文天祥是南宋的忠臣，元世祖忽必烈欲让其为中书令，文天祥忠于南宋，不愿为元廷做事，只求一死明志、取义、成仁，元世祖成全了文天祥最后的心愿。
王西京国画——《正气歌》（网络图）
后世的史学家评价，文天祥在伦理道德上的追求，上升为中华民族沉郁坚强、悲壮慷慨、以死明志、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忽必烈则使元朝的版图，达到中国历史空前绝后的规模。文天祥与忽必烈的错过，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魅力。
从南宋和元朝，乃至明清的史料典籍记载，可以看出元世祖忽必烈对于文天祥的欣赏与敬重。他所作的一切，固然有以道德伦理“标杆”人物征服南宋士人、士大夫的目的，但不能否认他对于“文天祥”的偏爱与成就之情：营造一种舆论氛围，将文天祥与蒙古帝国中书令耶律楚材相比并论；大都软禁三年，对文天祥不用严刑拷打，而是动用各种力量、使用各种方法以怀柔的手段争取、劝降；最后的亲自劝降，求生，给予中书令的职位；求死，给予青史留名的褒颂。
要理解忽必烈成就文天祥“丹心留汗青”的初衷，理解文天祥为何选择“以死明志”的心理，首先要了解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价值伦理体系。
自先秦以来，中国士人阶层，尤其是士大夫群体的“价值伦理”取向，不同的朝代的侧重虽有所不同，但主要定位于“立德、立功、立言”三个层面。汉武帝“罢黜百家，唯儒独尊”以后，儒家的地位不断蹿升，“立德被置于至高的地位”。
宋朝是革除“五代十国之乱”建立的，唐末五代以来“颓废的士风”“败坏的道德”，使宋朝选择把整饬封建伦常、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儒家道德作为重要的国策。在“崇文抑武”“以文抑武”“重整伦常”“复兴儒学”的国策下，经过朱熹、“二程”（程颢、程颐二兄弟）改造的“理学”，弱化了“汉唐士人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的弘扬”，“立德”超越了“立功”“立言”，上升为价值首位，理学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存天理灭人欲”，成为约束士大夫言行的道德枷锁。
这种价值伦理道德标准下，“名节”成为宋代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
可以善待俘虏过来的敌人，但被敌人俘虏的人，如果不被敌杀，应该及时自杀，以保全“名节”；
投降或屈服敌人的，要接受无尽的骂名；
被敌人放回来的，视作屈服和变节，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
“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生死为小，名节事大”，成为宋以后统治阶层倡导的主流伦理道德，对忠臣事迹的大肆渲染，成为维护统治的手段：比如明代方孝孺，因拒绝为“靖难之役” 发动者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被杀害，株连家族数百人。明朝历代对此讳莫如深。清军入关，失去了半壁江山的明朝，为了激励“忠君”，弘扬“气节”，又将方孝孺树为“道德伦理”楷模，追封其“文正”公，大肆颂扬。再比如明代的史可法，其在扬州抵御清军，城破殉国，清朝建立后，康熙皇帝在扬州为其立祠，乾隆为其加谥号“忠正”，可谓尊崇备至，却把为清朝卖命的前明降臣洪承畴踢进了《贰臣传》。
这种价值体系下的追求是：当遭遇危机时，多数人并不去会选择自己去殉难，而是站在“伦理道德”的制高点，将他人置于“伦理道德”的高台炙烤，劝说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而站在“德道伦理”制高点的人（多是最高统治阶层），并不愿承担任何牺牲自身生命的危险性，站在“安全的地带”，用道德观望，用伦理审判，其唯一的任务——给以死明志者，树立一座冰冷的丰碑，流传忠义者的事迹。
了解了这种以“名节”勒索下的价值准绳，就不难理解文天祥为何选择“以死明节”。但雄才伟略的忽必烈为了赢得更多中原、江南士子的精神文化和内心世界，并没有给文天祥“速死明节”的机会，而是想尽一切办法，意图“收服”具有南宋士大夫“旗帜”标志意义的文天祥。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中，对于元世祖忽必烈成就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作了中肯的评价：以元世祖忽必烈为代表，元军将帅（伯颜、张弘范）、南宋军民、乃至最后的行刑官，都在用各种方式维护士人的尊严，维护汉儒的尊严，这种维护成就的是中华民族骨血里的浩荡正气。
- 母亲杨淑妃，宋度宗庶长子，南宋第8个皇帝，谥号端宗；是临安城破与谢太后降元的宋恭帝赵隰的异母哥哥；是被陆秀夫抱着跳南海的赵昺的同母哥哥；赵昰、赵隰、赵昺均是宋度宗的儿子，是南宋末的三个“幼帝” ↑
- 耿艳鹏认为，此文为后人假托文天祥所写的“游戏文章”。因为明代以后《文天祥全集》《文天祥别集》都未载此文。《谢王炎午生祭文系后人假托文天祥之作》，《炎黄春秋》，1998年，第二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