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以往在研究维新变法时，主要把关注点放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和行动上，而随着研究路径的转移，维新运动史也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维新运动对士绅社会造成的影响。慈济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副教授八百谷晃义通过介绍戊戌时期的学会、报刊和宣传册子等，从社会角度对戊戌变法进行重新审视，详尽考察了戊戌变法的“社会”面。
2022年11月25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史学论坛暨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2022年第4期邀请到慈济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副教授八百谷晃义作题为《戊戌变法的“社会”面》的报告。本次读书班以线上会议的形式举行，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召集，张仲民教授主持，随后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潘光哲、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吴仰湘、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雄威进行评议。本文为主讲人发言稿，末附评议人发言整理稿和部分听众问答。
八百谷晃义
主讲人发言
八百谷晃义（慈济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副教授）
我最近十年一直从事戊戌变法史的研究，相关的论文大概十篇左右。最近想把这些过去的成果结集成书，今天拿来其中的一些内容和大家分享。
一、过去戊戌变法史的研究
过去的观点认为，维新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目标是君主立宪。而黄彰健的研究是重要转折点，他发现康有为对《戊戌奏稿》进行了篡改，《戊戌奏稿》无法准确代表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的构想。他的研究也推动了维新运动史的研究，尤其推进了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最近二十年，在史料的开拓和历史过程的复原方面，也有大的推进，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茅海建、马忠文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另外一个趋势是研究的多样化，很多专家开始关注康梁以外的趋新人士的想法，甚至有人专门讨论保守派的政治思想。目前，相关史料的挖掘、整理工作，算是告一段落。在研究过程中，康有为、梁启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式的“神话”受到诸多质疑，最近贾小叶也专门讨论了康梁和其他趋新派人士的关系。另外，佐佐木扬、茅海建、李文杰的著作，都很明确地否定维新运动是君主立宪改革。如果戊戌变法不是立宪改革，也不是康梁所建构的那个样子，政府官员又努力进行自己的改革，那它究竟是什么呢？这是现在学术界面临的问题。
我做研究时，受到了潘光哲、章清相关研究的启发，他们讨论了当时的西学书籍、报刊给读书界造成的影响。我的研究路径和重点，没有放在政治过程或者维新派改革过程本身的讨论上，而是注重学会、新媒介和报刊、宣传册子，这种当时流行的新事物和它对中国近代史进程造成的影响。即维新派在用什么样的方式传播政见，他们的行动，他们传播政见的方式与之前时代相比，有哪些变化，或者除了康梁以外，还有哪些独特的尝试。
二、维新运动时期学会的政治性
（一）学会的意义
在学会的意义方面，有三位老师的研究非常重要。张灏认为，学会是推广西学的重要媒介。汤志钧认为，学会“合群以开风气，而挽世变”，“兴绅权，以通上下之气”。李文海则认为，开风气、联人才、伸民权是学会重要的作用。其中汤志钧、李文海的看法，和我的研究密切相关。后来讨论学会意义的研究其实不多，三石善吉或龚郭清的研究，基本上也在前者框架范围之内。三石善吉认为，学会是一种压力团体，龚郭清则认为，学会补政府之不足，他们都提到了当时学会在舆论上的意义。下一步，我觉得应讨论如何理解当时的舆论，这些舆论的内涵是什么，学会的运作方式有什么样的特征。如果学会对戊戌变法的进程造成直接影响的话，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呢？过去的研究很少谈及这个问题。我在以下的报告中经常提到“政治性”这个词，我对“政治性”的定义是试图通过新的运动方式获取政治权利的志向。
汤志钧 著《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3年
（二）强学会的夭折
强学会是光绪二十一年末成立的著名学会。梁启超后来在1911年时说，“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虽然如此，但是强学会在成立时，其作为政党的性质，即学会的政治性很模糊的。如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说：“中国风起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同样的发言还有宋恕、夏曾佑等。我阅读强学会的纲领性文章，感受是他们虽然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自强、保卫中国之类富有政治性的目标，但只强调“联人心、讲学术”的启蒙工作（即梁启超所谓“学校”性质），未明确地说出自强与最后政治目标之间的关联。在他们公开的文献中，学会的活动与政治目标之间的关系，甚为模糊。孙诒让阅读强学会《章程》后的感受，可以为我的解读提供佐证。孙诒让说阅读之后，它基本上提到的都是译书、博闻的事，没有提出更远大的目标和计划。这种感受可以说明，强学会的章程中存在问题。
（三）《时务报》的宣传与启蒙
后来，梁启超等维新派通过《时务报》积极宣传，想说明学会的意义。这些文章有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古城贞吉翻译的《政党论》、章太炎的《论学会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等。其中，梁启超称，“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议院、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在他的文章中，学会的政治性更加清楚，章太炎也在文章中说这些学会可以补政府不足。这些事例说明，关于学会的政治性功能的认识，已不仅仅为康有为门下部分人士所独有，而是成为了以《时务报》馆为中心的范围更广的人士之间的共识。
（四）学会运动的新方式
第一是使用新媒介。之前也有通过书信往来，发表政见的现象，但是书信往来是私密的，是一对一的双方向交流，报刊媒介的宣传却是公开的，单方向的，以不特定多数为对象。维新运动时期报刊的新鲜之处在于，有一定名声的中国人，在存在于官方政治架构外的报刊发表政治主张，并在中国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而且《时务报》等办得比较成功的报刊，在全国各地开设派报处，开始具备了超越地域限制的影响力。可以说，报刊的影响力逐渐克服了地域和官绅较为封闭的人际关系的制约。而他们除了报刊之外，还积极使用宣传册子。
第二点是公开性。中国有君子不党的观念，当时的士绅不太敢把自己组成团体的事情向社会公开，但是《时务报》馆对外公开了广泛存在的支持者的姓名，试图显示其显著的影响力，不过他的公开性还是过渡性的，因为《时务报》的《公启》，有《列名公启》和《不列名公启》两种。但到光绪二十三年，上海不缠足会、农学会、蒙学公会等上海地区的学会的公开性已经摆脱了过渡性状态，发展到非常成熟的程度。它们把自己的会员的名单，都在自己的刊物上公开。可以说，不缠足会中的积极分子已经认识到了公开的组织形态，对开民智和扩大影响力的有效性，开始对自己的运动方式产生自信。
第三点是横向性网络。比如缠足并非限于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全国各地均存在的问题。除了上海有不缠足会外，各地也存在不少类似的组织。其中如湖南不缠足会等，与上海不缠足会明确有渊源关系。此乃说明，官绅们开始跨越地方，在统一的问题意识下形成了团体力量。除了不缠足运动以外，还有陕西刘光蕡等地方绅士，响应上海等沿海先进地区趋新人士的号召，试图在地方透过学堂、学会等工具进行启蒙与改革。这种人物的广泛存在，显示着趋新人士逐渐形成跨越地方的横向结合，建立了超越地缘或官界派系等传统人际关系的官绅舆论空间。
《时务报》
（五）新运动方式的局限
这种新的运动方式也有局限，信息的地方性差距还是很大，如北京的毛慈望，即使在北京，也很难买到西学书。《时务报》流通的地域性差距也还是存在，如刘光蕡在陕西购书的方式不是去书店采购，而是派自己的学生去上海采购，说明当时若无书院等机构或积极分子推广，此地人士能接受的信息就会大大减少。可以说，《时务报》等报刊和西学书籍在地方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地方政府、书院与学堂等地方教育机构以及积极的个别绅士。当地若没有此等机构和人物，就得依靠他自己的人脉。如果没有可以依赖的人脉，很难获取先进地区的讯息。学会组织的推广，常依靠官绅间传统的人际关系，但这种人际关系，同时会成为阻碍学会发展的绊马索。此时，在地理上以上海等先进城市为中心，趋新人士在旧有的血缘、同乡以及科举的师生、同年等关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官方人际秩序的横向结合。但此种趋新人士“社会”的局限，也很明显，当时的官绅“舆论”，也只存在于此种有限的“社会”中。
（六）保国会
从政治性的角度看，光绪二十四年成立的保国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康有为在保国会的演讲上指出，士大夫应对天下兴亡负责，并呼吁他们以“忠肝热血”发动救国行动。然后在章程中保国会明确提出，保国会的目标是“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为了实现此目标，保国会要“讲求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同时，保国会的章程特别提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的上谕，应与清廷将康有为的上书跟上谕一起颁发有关。其意图是试图借用皇帝的权威，给保国会赋予正当性。不过保国会中的士绅如果主动要“助有司之治”，则明显超越了上谕所要求的范围。报道保国会的《国闻报》称：“本朝二百五十年士大夫，不奉朝旨，毅然引国事为己任，不顾成败利钝，斩斩而决之吾之一心，而其徒从之者，又如是其盛，未之前闻也。”报道所言才是实录。而且保国会将其成员公开，并将《章程》刊刻，进行宣传。
保国会的这种政治性，招来了官绅的批评，包括浙江举人孙灏、御史潘庆澜、李盛铎、文悌、黄桂鋆、杨度等参加甲午年顺天乡试同年会的举人，湖北张之洞幕府等。其中孙灏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他认为，保国会如果要“讲求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就是侵害皇帝的权力。可以说，以康有为集团为中心的维新派人士，自甲午战败后成立强学会时开始，透过《时务报》等报刊积极进行启蒙，组织学会制造呼吁改革的官绅舆论。到保国会成立时，他们提出的并非一个地方的个别利益，而是作为全国官绅普遍追求对象的“保国”，同时把士大夫定位为拥有“亡天下之责”、“救天下之权”的政治主体。在此之前，不在其位的士绅只能通过现有的体制向政府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但在此时，他们开始掌握了通过士绅间的横向结合制造改革舆论的新方式。
（七）舆论与制度
当时的士绅舆论怎样跟政府沟通呢？总理衙门章京汪大燮看到保国会之后，给汪康年写信说，康有为在保国会开会上光说亡国灭种的危险，却未提出救国的办法。汪大燮的发言非常值得注意，康有为通过其上书活动获取了光绪皇帝的支持，成功接近了最高决策权力。“百日维新”的进展，实际上是极大地依靠了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并非制度性的，而有浓厚的个人色彩。而且，康有为在向光绪皇帝提出方案时，所使用的渠道仍为现有的言路，即透过六部堂官与都察院的代奏，以及接近有上奏权的官僚，借用他们的名义上奏。可以说，为学会的政治性活动建立制度支撑，并将士绅舆论通过制度性渠道传达政府，这些都是尚未解决的课题。
维新派的人士试图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呢？我分析了汪康年、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结论和茅海建、李文杰一致。虽然维新派提出议院或者制度局这些可以跟皇帝直接沟通的新政治机构，但皇帝的想法和它们的想法相左时，最后的决定权仍在皇帝，如果有议员提出的意见跟皇帝的想法相左，皇帝甚至可以将他开除。可以说，这些论著都代表着士绅参与政治决策的要求。不过，维新派虽然成功制造改革舆论，并提出了参与政治决策的要求，但是他们并无将其要求传达决策阶层的制度支撑，即使在理论上，亦未能否定皇帝的绝对性，进而提出可以制衡皇权的理论，这是维新运动的局限所在。
三、什么样的人参加学会？
除了康梁等重量级人物之外，什么样的人参加学会呢？以上海蒙学公会和湖南不缠足会为例，这些参与学会的人，地缘、血缘因素很明显，此种士绅传统人际关系，在推广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会起到负面的作用。如湖南法律学会等，有些学会未对陌生人开放门户，很少有高级官员，以中下层士绅为核心力量。蒙学公会有比较清楚的数字，进士只有11个人，大概9%左右，最多的是生员。有职位的有57名，大概占45%，但是其中26名是非实缺，候补，估计大部分是由捐纳获得的。湖南不缠足会名单未提供身份资料，但根据当时湖南地区的报刊报道，大部分为生员等中下层士绅。值得注意的是，从会员中可以看到较多的绅商人物，像蒙学公会里面有经元善、周学熙、郑观应，或者湖南有张本奎、萧仲祁、王国柱、章恭斌等实业界的人物。这或许可以说明，学会里边有一定代表新兴社会力量的人物。
四、浙江士绅的学会活动
之前的研究一直把目光放在康梁主导的学会运动上，很少注意浙江或者其他地区的社会活动。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学会和报刊都是中国改革的起点，出发点是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很多学会报刊陆续成立。所以强学会开启了学会、学堂、报馆林立的先河，对开明智的贡献很大。而受康有为领导的湖南、广东的“先觉之士”，实为“改革之原动力”，维新运动时期在各地涌现的学会、学堂和报馆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其实梁启超的说法并不准确，我通过研究发现，在浙江人士的学会运动很有特色，形成了有别于康梁的另外一个流派。比如汪康年、宋恕等人筹划的中国公会，最后虽然未能成立，但是他的计划似乎比强学会的计划更早。或者孙诒让构想的兴儒会，时间上跟强学会差不多，稍微晚一点，但它的政治性很强，它很明确地甚至很夸张地提出了参与政治的计划。后来章太炎、宋恕等人的兴浙会，与康有为集团划清界限的意图很明显。这些浙江学会虽然基本都没有办成，但他们在19世纪末学会运动的潮流中自成一派，是可以肯定的。
五、蒙学公会和《蒙学报》
接着谈一下浙江人士的学会，这边特别提到的是蒙学公会和它出版发行的《蒙学报》。因为叶瀚留下了较多蒙学公会成立时的资料，所以能比较清楚地知道蒙学公会的筹备过程。叶瀚本在张之洞幕府，在武昌时也想创办学校，设立学会，发行报刊，但没有成功，却对蒙学领域一直抱有关怀，后来他发现在武昌基本无法施展他的抱负，遂于光绪二十三年秋天去上海，与汪锺霖等设立蒙学公会。他特别重视跟汪康年《时务报》的合作与分工，因为汪康年已经办了政论性报刊《时务报》，所以需要走不同的路线，才有竞争力。后来他选择了蒙学这个领域，成立了蒙学公会。
《蒙学报》
蒙学公会的事业有四种，第一是开学会，第二是办报刊，第三是出书籍，第四是立学堂，最有成就的是办报刊。那办报刊有什么样的成果，它的蒙学实践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比较叶瀚的弟弟叶澜在《蒙学报》上发表的《〈蒙学报〉缘起》和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可以发现，叶澜的讨论，就是蒙学公会的构想，基本上在梁启超所提到的大框架中。但在如何把西方教育方式落实在中国的问题上，叶澜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识字”、“文法”、“舆地”、“名物”的四点难处。如果放眼到具体的讨论上，叶澜的讨论的确比梁启超更高明。所以《蒙学报》通过办报的实践，把他们的蒙学内容发展成熟，其实践意义到达了梁启超的“纸上谈兵”无可企及的程度。
当时学会运用的新的运动方式和特点，在蒙学公会的活动上也都可以看到。比如公开性，蒙学公会公开了他们的名单，然后使用报刊宣传，使用报刊宣传筹款。蒙学公会推广事业，除了透过官绅间现成的人际关系以外，还积极使用报刊媒介的公共舆论空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叶瀚尚在湖北时为自己的事业筹款，基本透过私人关系网，但在上海，他们已经拥有了学会与报刊这种新的工具。这种新工具可以使他们通过公开的方式集款。可以说，学会、报刊等新工具，为趋新人士的事业带来了新的运作方式，提高了他们的自信心。
这些拥有新方式的士绅团体，如果面临政治危机，也容易政治化，当时的《时务报》之争，可以表现这一点。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八日，清政府决定把《时务报》改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清政府的这个决定，大大的冲击了上海地区的浙江人士。叶瀚等人为了对抗康有为集团，要联合浙江人士在上海拥有的群体力量，成立浙学会，在设立浙学会的计划中，蒙学公会有重要位置。
而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上海地区的浙江人士的趋新事业进行了大调整，比如《时务报》改《昌言报》，《时务日报》改《中外日报》，蒙学公会的会务与《蒙学报》的报务一分为二，其中蒙学公会政变后随之云散，但部分成员积极参与庚辛前后的士绅政治运动。《蒙学报》则在汪锺霖的带领下，政变后虽有坎坷，但仍得以继续刊行。
六、《湘学报》研究
下边介绍湖南地区的《湘学报》，即湖南地区的一个地方报刊。报刊的研究，其实跟学会研究一样，之前的研究存在缺陷，大家多关注以《时务报》为代表的政论性报刊，但除了《时务报》之外，还有什么样独特的报刊？地方的其他报刊有什么样的独特的策略？学界关注的还不够。
从这个意义上讲，《湘学报》是非常有意思的报刊。它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创刊，他的自我定位，是一个少谈政治，多研究些学术的报刊。江标在《叙言》和《例言》中明确表示，《湘学报》有与《时务报》等政论性报刊有不同的策略，即避谈政治，专门讲求实学，江标办《湘学报》的初衷，并未逾越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上谕所要求的范围。可以说，江标办《湘学报》是在光绪二十一年以来中央政府积极推动现代化的背景下，响应中央的方向，试图提供有助于改革的“中西有用诸学”知识和人才的行为。
《湘学报》的作用定位很清楚，其官方立场很明显，但在湖南维新运动激进化的背景下，《湘学报》避谈政治的初衷无法贯彻执行。尤其是江标离开湖南，徐仁铸接替湖南学政后，《湘学报》中经常能看到受康有为学术影响的文章，因为《湘学报》是旬刊的杂志，速度比较慢，所以无法满足当时湖南激进人士的要求。在湖南维新运动激进化的背景下，《湘学报》将湖南主要报刊的地位让给了政论性报刊《湘报》。
有意思的是，《湘学报》有很多重编本和重印本。大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流通网络的问题。因为它是内陆地区的报刊，在发行时，流通网络存在很多缺陷，如在上海、北京的很多人想看《湘学报》，但都无法看到，湖南学政衙门只能重新印刷，但这种流通网络的空隙给当时的书商提供了一些市场，使得他们印刷盗版。到了清末新政时期，《湘学报》还受继续欢迎，尤其是清末新政时期的科学改革，给《湘学报》的内容提供了市场。若要讨论《湘学报》给读书界带来的影响，一定要注意新政时期的读者或者重编、重印本的存在。
这里介绍一下我找到的这些重编本、重印本的例子。这是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石印版的《湘学报》，它是比原版晚两个月出行的盗版石印版，说明当时《湘学报》流通网络的问题，给上海地区的书商提供了市场。
石印版《湘学报》（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
这是使用《湘学报》原木版重印的《湘学报》，而且它的印刷时期是光绪二十八年，已经进入新政时期。所以可以知道，除了下面介绍的石印本的重编本外，《湘学报》的木板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还保存在湖南的萃文堂书店里面，书店还用原来的木板继续刷印。
《湘学报类编》附《湘学报续编》（日本筑波大学中央图书馆藏）
下边是重新编辑的石印版《湘学报》照片，被叫做《西政丛钞》，一个是台北中研院的藏本，一个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本，北京的藏本和台北的藏本其实是一个内容，只有封面不一样，所以可以知道它至少重印过一次。
《西政丛钞》（台北“中研院”郭廷以图书馆藏）封面
《西政丛钞》（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
这是《西学新政丛书》，也是重新编辑的《湘学报》，其实虽然它们的书名叫《西学新政丛书》或者《西政丛钞》，但是其实里边的内容都是改头换面的《湘学报》。
《西学新政丛书》（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
七、维新运动时期政治宣传中的宣传册子
维新运动时期宣传和启蒙的媒介，除了报刊以外，还有宣传册子。维新派积极使用宣传册子，比较好理解，康梁等人都积极使用宣传册。但有意思的是，反对变法的人士，也积极使用宣传册子，如刚才提到的反对保国会的浙江举人孙灏，他撰写《驳保国会章程》并作成宣传册子，在北京流传很广。
如果注意到湖南地区反变法活动的行动方式，像樊锥驱逐案、《湘绅公呈》、《湘省学约》、宾凤阳揭帖案等著名的反变法活动，可以知道此时的湖南保守派已经开始团结起来，将他们的主张向社会公开，并诉求认同。吴仰湘认为，当时湖南反变法活动中非常著名的《翼教丛编》，其实不是苏舆编辑的，而是以王先谦为中心的湖南保守人士集体编辑的刊物。我非常认同吴老师的结论，而且觉得“集体”这个部分很重要，其中最积极的是叶德辉，他的反变法活动非常活跃，在他的活动中，也可以看到宣传册子，如单独刊印的《輶轩今语评》。其实《輶轩今语评》宣传册子的版式，跟后来在湖南思贤书局出版的《翼教丛编》的版式基本上一致。如果把它和后来的《翼教丛编》相比较，可以发现它是单独刊行的版本，第一是版心没有《翼教丛编》四个字，第二是单行本中的一些字体和后来的《翼教丛编》的版本字体不太一样。除湖南之外，武昌的张之洞幕府也积极做宣传活动，如梁鼎芬打算排印《驳保国会章程》或者刊刻《许尚书文侍御奏摺》，做宣传册子进行宣传等。
《輶轩今语评》（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 国图将书名误为《輶轩今语》
此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变法活动也开始跨省界的联系，如湖南的王先谦，叶德辉等士绅和湖北的张之洞幕府之间发生联系，交换彼此的宣传册子。光绪二十四年夏天，反变法活动也呈现跨省界的扩大。下边介绍的是《许尚书文侍御奏摺》，它是包含许应骙、文悌攻击康有为文章的宣传册子，可以确定刊行时间是戊戌政变之前，我觉得应该是梁鼎芬刊行的。
《许尚书文御史奏摺》（个人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有同一版本
最后谈一下反变法活动的意义。张之洞幕府的陈庆年，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的日记中说，反对康有为的人士也感知到了他们也需要团结起来，要开展政治宣传，唤起天下的正论。可以说，反对维新运动，反对康有为的士绅，也采取了跟趋新人士一样的宣传方式。当时的保守派尤其是湖南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目标，是维护皇权，他们对舆论空间的扩大有高度的警惕，但是保守派开展的宣传活动违背了他们当初的意图，最终导致了士绅社会舆论空间的扩大。
结论
我在今天报告中经常提到士绅对政治权力的要求，虽然维新派不完全是“资产阶级”，也不是要实现“君主立宪制”，但士绅对获得政治权利和建构新统治模式的要求还是存在。这种新的运动方式凝聚了趋新士绅的团体力量，提高了他们的自信心。这些维新运动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此外还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势”。19世纪末时，通过报刊媒介的普及，西学知识逐渐开始地方化。这种报刊的内容对“政治自觉”不高的士绅也有吸引力，如有关科举改革的报道。很多人开始阅读这些报刊，接受西学知识，这些趋新人士已不是分散的个体，而是一种社会的群体，他们是维新运动扩大影响力的条件，有这样的前提条件，维新运动才可以有号召力。
我们也应该看到维新运动的多样性，比如今天介绍的蒙学公会，或者官方认同较强的《湘学报》。茅海建认为，在维新运动时期由康梁提出的改革构想多有“粗略的、不完备的”内容，“戊戌变法若能继续走下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很可能只是过场性人物，很可能会出现新的领袖和主导人，历经磨难，找到能够达到目标的途径”。如果这样说的话，在实践层面，蒙学公会等非康梁人士主导的改革，让康梁的过程继续走下去，虽然在继续走下去的过程中，也有调整或者矛盾等因素，但通过合作分工，甚至对抗，趋新人士的行动共同组成了维新运动的整体。
最后有个问题，戊戌变法得以延续吗？当然中央政府里边的改革在戊戌政变后被中断，但是如果注意到戊戌变法的社会面，戊戌变法部分得以延续。如他们的运动方式，戊戌时期的政治运动和庚辛前后的政治运动，不仅在运动方式上，还是在人脉上，都可以看到连续性。舆论空间方面，戊戌政变也无法完全遏制舆论空间的扩大。政变后，张之洞与刘坤一等地方大官参与了跟康梁的舆论战，试图通过报刊媒介，证明政变的合法性。部分现代化事业还得以延续，如《蒙学报》在政变之后还可以继续刊印。这一方式在戊戌变法时期被生产的新知识还继续有市场，如《湘学报》、《蒙学报》等，在政变之后还得以延续，继续有影响力。
评议人评议
潘光哲（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
从八百谷老师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式的研究风格，即一种“精耕农业”的做法。通过他对《湘学报》各种版本的展现，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今天也帮我们重新反思，在维新运动中，并不是没有反制者，而且大家都进行所谓的舆论或社会动员，这对于我们理解戊戌前后的社会气氛非常有帮助。
八百谷老师的研究，最重要的还是注意到讯息的载体，他在《湘学报》、《蒙学报》，以及维新动员小册子的制作以及生产等方面，做了精细研究。但八百谷老师可以在受众的方面，再多下点功夫。我自己的阅读史就比较强调读者回应的部分，八百谷老师似乎可以利用大量出土的各种日记，对亲历维新变法的士人如何回应，做出一些讨论与思考。
而日记史料的开发，也可以成为八百谷老师未来持续奋力以为的部分。举例来讲，这些日记对我们了解当时重要报刊读者群体的不同回应，非常有用。如在刘绍宽日记中，可以看到刘绍宽读《时务报》时，怎样统合《时务报》上的意见，整理并提出他自己的心得。他在看到《时务报》上刊登的赵而霖的《开议院论》时，就会进行整理，但实际上当他看到这篇文章时，《时务报》早已停刊。这表明西学知识能够持续不断地产生影响，让读书人从中开卷有益。同时，我们在刘绍宽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不仅靠读书掌握戊戌维新的资讯，还通过朋友之间的信函往来，从报纸上面，得到了很多有用的资讯。从这个角度讲，日记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受众的回应方式，并看到这些维新小册子文本的作用。
在此我比较好奇，八百谷老师为何没对张之洞《劝学篇》的回应做出特别的讨论。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论，实际是当时读书人彼此之间的共识，不是张之洞的个人意见。如周星诒、许宝蘅、林骏等地方型的读书人，在不同的场域当中都能够读到张之洞的《劝学篇》，而且在日记中都有正面回应。在中央，张荫桓这样一位大官，也在日记中留下记录，称赞《劝学篇》。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意见，实际上形成了思想气候，为大家所共同接受。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可以看到戊戌时期的思想潮流，借由这些宣传品、小册子得以传播。
张之洞著《劝学篇》的不同版本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小册子当然各有立场，但并不是说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可以同论共享的思想资源。举个例子，在江标的时代，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被认为是学生要读的书，在考课中也有写《四国日记》读后感的命题。可如果从别的面向上看，王仁俊作为一个跟叶德辉一样的读书人，也会引用《四国日记》中对西方风俗的记载，来证明中国的风俗、教化是何等的正当，何必要引西入中。从这点来讲，我们通过王仁俊的《格致古微》可以看到，不管是支持变法维新的人，还是反对变法的人，他们的知识基础，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尝试提出的论述方向却是南辕北辙。我们借由这样的考察，或许能对变法维新小册子的实质内容进行分析讨论，理解这些宣传品的作用。
但话讲回来，八百谷老师讨论这些宣传品的意义，是站在今天一个大的、宏观的，事后之明的角度。我们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怎样看待这些小册子所带动的中国社会变迁的样态？在这里容许我引用西方一个研究传播史的学者韦伯斯特所提出的 Information society（资讯社会）的概念。即在当年的环境下，中国是否可能和西方一样，慢慢借由各种舆论动员的工具，如报纸，出版品，小册子等，让人们能够各自发表政见，提出对于现实政治、社会事务改革等方面的看法。如同八百谷教授告诉我们的，《湘学报》一旦印刷版留着，最后就可改头换面，形成《西政丛钞》这样的著作，在市场上流通。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Information society，即资讯社会的时代，在中国的大地上也可能开始出现，虽然它也许只是广大沙漠中几块小小的绿洲，但毕竟预示了此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不管怎样，这些概念来自于西方，重点在于我们如何借助西方的思想概念，借由中国史的经验，提炼出更好解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思想的概念。当然，理论跟材料之间必须要融会贯通，这样的融会贯通，自然要看研究者自己的本事，但是我相信凭着八百谷教授的用心，以及他的努力，做出来的成绩必然会让人耳目一新。
吴仰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
八百谷教授今天的标题是《戊戌变法的“社会”面》，他特别把“社会”突出来，其实就显示了研究特色。过去的戊戌变法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从政治到学术思想，再到社会文化三个阶段。这种变化，也标志着研究路径的转变。而随着路径的转变，研究的对象也有转移，从过去的政治层面入手，关注精英和个别官员，转向社会文化史，关注中下层的士绅和民众。而研究的材料也有明显的变化，如八百谷教授使用的那些材料，以及刚才潘光哲教授提到的日记、书信、报刊等。这些材料反映了从社会文化史入手的研究，可以带给我们新的观察，也有利于戊戌变法研究走向深化。下面我想从几个方面，讲一讲自己的看法。
第一是关于戊戌时期的学会以及报刊的评价。八百谷教授主要是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入手，但他在研究中，又始终没有忘记学会、报刊以及宣传册子的政治性功能。我感觉没有必要去强调它们的政治性功能。学界也有类似的情况，讲社会史、文化史问题时，总要回到政治的层面上作出评价，好像不从政治功能上对它加以说明，就会降低它的历史意义。之所以如此，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研究者所使用的材料，往往受制于当事人的回忆。像康梁留下的回忆文章非常多，会有意无意地突出戊戌时期的学会、报刊等政治上的功能，我们在运用时，就会受到他们的干扰。其二，我们今天注重使用的是私人性作品，像日记、书信，特别是参与变法的当事人留下来的书信，被当作所谓的第一手材料。但大家用这些材料时要注意，这种私人书信往来所谈论的，是大胆、直观的，但他们在实际运作中是有所保留的。我们在使用回忆材料和私人书信日记时，要有警惕之心，不能完全跟着它走，不要过多地强调它的政治性功能。从社会文化层面入手研究，还是先在社会文化层面论述它的历史作用，未必要往政治层面上去靠拢，启蒙宣传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我也提出来。八百谷教授专门解读了陈庆年在戊戌年五月十二日的日记，认为这则日记表明反变法的人受到维新派的影响，也注意到要团结起来，开展政治宣传，我感觉这种解读有点偏差。
我这里找到了陈庆年六月二十三日给曹元弼写的信，在信中他也讲了这段话，和五月十二日的日记差不多。但我对此的解读是，他是强调守正之士一定要起来批驳康学，这种批驳不是在政治层面进行，而是在学术层面进行。
第二则材料是第二天，陈庆年给湖南学者胡元仪写信，约他针对康有为的《古文尚书》辨伪做反驳，并强调应该要纠正这种学说。
第三个材料是他在八月十一日写给自己老师王先谦的，特别提到自己在针对《新学伪经考》写《卫经答问》，从学术上批评康学。
年底时，他又在给王先谦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他的思路和五月十二日的日记一脉相承，强调士大夫要写书来批评康学。他的反驳还是从学术入手，而不是达到政治上的宣传。因此八百谷教授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论述，可能存在误读。陈庆年所谓的“造货”是写学术著作，并不是要大家团结起来做政治宣传。当时的学会、报刊，主要还是通过讲学的方式，比较隐晦、委婉地提出政治诉求。所以我们还是要多从启蒙和学术两个层面评价戊戌时期的学会、报刊宣传问题。
第二，八百谷教授研究特别有新意的，是戊戌时期的宣传册子。他所说的宣传册子，指的不是那种自成体系的大部头著作，而是像章程、奏折、宣言等小分量的内容，它们一般都是单件的文字作品，篇幅很小，容易流传。但我注意到，他把叶德辉的《輶轩今语评》、《明辨录》，陈庆年计划写的《卫经答问》和《卫教答问》，都纳入到宣传册子的范围，感觉有点不妥当。其实八百谷教授已经明确提出《翼教丛编》这本书，是从宣传册子演变过来的，他在考察《翼教丛编》的编纂过程时，发现叶德辉在此之前已有好几种宣传册子，最后将其汇加在一起，变成《翼教丛编》。他认为《翼教丛编》不是宣传册子，我觉得很对。但我觉得像叶德辉的《明辨录》，性质跟《翼教丛编》差不多，也是汇集式的，不是单一的某个作品的发行。我们判断其是宣传册子还是著作，不是看它是否单独发行，而是看它的体量，像《明辨录》、《翼教丛编》，朱一新的《论学遗札》等，不应该是宣传册子，它们已经有了转变。因为陈庆年在书信中，一再强调要写书，书的概念和宣传册子不一样。他在给王先谦的信中，特别强调是“忧患著书”，并不因戊戌政变后康梁倒台，就不写这书，如果是专门册子，已经没有再做宣传的必要，但他并未就此放弃。
再补充一下，八百谷教授强调旧派对宣传册子的重视是受到维新派的启发，我感觉未必如此。因为通过传单的方式来宣传，是早就有的。在古代，大家叫它揭帖，往往是匿名的揭帖。像湖南的周汉反洋教，就大量散布这种揭帖，也可将其称作宣传册子。因此旧派使用宣传册子不是受新派的启发，这是早就有的传统方式。
另外，八百谷教授提到，湖南编《翼教丛编》时和湖北张之洞派系合作。根据刚才陈庆年的书信，其实张之洞派系早就开始有组织地反驳康学，一个是针对梁启超的两个“界说”，请曹元弼写著作反驳。另一个是针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请湘潭学者胡元仪反驳，以及刚才潘老师特别提到的《劝学篇》，表明湖北早就开始有计划地反驳康学。后来他们发现湖南的人也在做同样事情，所以两湖联手，促成了湖南《翼教丛编》的编纂。
最后就是关于《翼教丛编》的成书问题，八百谷教授做了很好的研究。我想补充一下，八百谷教授比较强调叶德辉在其中的作用，但是王先谦的作用也不能忽略。而关于《翼教丛编》的成书时间，一般都根据它的序，认为是戊戌八月，其实不对。根据现有的材料，《翼教丛编》应该是八月份开始编，正式成书应在九月中旬。
杨雄威（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今天我的回应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针对八百谷老师的讲座报告，第二部分针对论文。
第一部分，八百谷老师从讲座开始就提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媒体，一个是社团，这个选题非常好。我现在也关注民国史，戊戌变法后的整个近代史，媒体和社团都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这二者都存在于政治与舆论的关系网络中。比如在民国时期，社团的显示度非常高，冯筱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名词，叫“僭民政治”，“僭民”就是假借民意。在民国政治史上我们经常能看到，任何派系的政治主张都是要假借民意的。特别是当时朝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在朝的一方相对弱势，在野的一方相对强势，而且在野者一旦在朝就成为众矢之的。在这个政治斗争机制内，“僭民政治”起到很大作用。
我经常用这么两个概念来统摄我看到的政治现象。一个是“朝野关系”。特别是庚子国变后，朝野关系发生了决定性变化，一直持续到民国。有人说国民政府是弱专制，其实就是朝野关系发生决定性变化之后，一直没有扭转过来的状况。而我这些年的研究一直侧重另一个相关概念，就是“朝政批评”。“朝政批评”的尺度，其实有时不容易感受到。像彭玉麟写奏折称病辞职，《申报》赞扬他“至性情”，翁同龢则在日记中批评他“真风狂”。我们一般的读者，甚至是研究者，看到彭玉麟奏折时，也未必感受到这种特殊的尺度，所以需要借助时人的观察和批评，去感受那种氛围、风气，因为它本身很微妙。
维新变法时期，实际上是一个风气将开未开的时代。像王汎森用了威廉斯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说法，称很多东西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有些概念没有我们后边想的那么清晰。八百谷老师写保中国不保大清，阐发大清跟中国到底什么关系，后边也不断地赋予它意义。一开始大清和中国到底呈现什么关系，当时恐怕也不清楚。梁启超说自己才学了性本善，便教人之初，实际上他自己也是模糊的、流动的，处于变的状态。所以相应的概念、思想都是这样，维新时期也是如此，一直讲开风气，但也处在一个将开未开的状态。
我们靠着后见之明，通过比对，已经能感受到这一时期前后风气的巨变。这种巨变，不仅可以从现代化的范式来看，还可以从传统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当时经常有人说康梁是妖言惑众，实际康梁变法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异军突起，从传统的角度来说，他们属于“新进少年”。任用新进少年，换个更严厉的说法，就是任用群小。在戊戌政变前夕，皇帝身边几乎没有一个明确支持他的老成持重的大臣，差不多就是一个张荫桓，资历还不够深。从传统政治史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政治风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局内人也能感受到它。我读过茅海建先生《戊戌变法的另面》讲陈宝箴的部分后有个判断，他在政变前夕对康梁派的种种行为，可能就是感受到风向变化使然。当然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就像慈禧光绪母子为何反目，茅老师没有给出确切解释，到底是伊藤博文访华还是其他，时间节点在哪里？不太好找，因为其中有虚的不易捕捉的部分。此处所谓的“虚”，也就是罗志田先生所谓的捕风捉影，往往是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比如翁同龢突然间因“揽权狂悖情状”被革职开缺，就可以从政治文化的层面去看待。一个素以老成持重著称的人物，怎么突然就“狂悖”了呢？在风向面前，局内人各自都要斟酌进退出处。像章太炎后来回忆说，六君子当中，其实有人已经感受到危险了，但是贪恋眼前的荣华富贵，舍不得离开，最后送命。至于张之洞对康有为学术的反对，当然可以从纯学术的角度谈，但政和学在传统中国不能完全一刀切，张之洞也可能是感受到政治的风向，才不断抛头露面去反对。总之，面对变局，大家都需要下注，我们可以逐个观察政治人物的行为取舍。
八百谷老师提到的“社会面”，是很好的尝试。从帝王将相的角度，难以展示戊戌变法的全貌。当然，从社会角度入手并不容易，因为涉及到史料能否支撑的问题。而且这是在预设，社会会对政治有某种推动作用。但社会对政治的影响不易捕捉，其实社会一般视政治风向而定，比如科举改革就是如此，天下士子一定是跟着改革的结果起舞，一增加策论，大家都要跟着学作策论。那社会到底是从什么层面改变政治进而改变历史进程的呢，研究者还需要做很多细节工作才能提供更确切的答案。
第二部分，八百谷老师在写《湘学报》经营流通状况的文章中，认为《湘学报》的经营是亏损的，正文中只说它经营困难，但结语里边说它是亏损。但就文章呈现的材料，即江标的自述，我觉得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因为江标说省内的钱仅能够弥补一部分，其他的需要自掏腰包，然后等外省的钱收回来再填补。这实际上更多表明它收支是平衡的，这更多是资金周转问题，或者是销售模式问题，证明不了经营亏损。
另外一点，八百谷老师认为《湘学报》在办理过程中，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办报的时间是延后的。这种现象民国也有很多，延后一般无非是凑不上稿子或经费。但它的稿源和经费应该不成问题，因为有学生在供稿，经费有官方和个人支持。我看八百谷老师提到了冬月的说法，后边还提到徐仁铸替换江标后，解决了封面刊期与实际发行时间不一致的问题，然后又提到，《湘学报》的实际停刊时间应晚于1898年8月8日，以此证明它是普遍延期的，我有不同看法。第一个说法，我看八百谷老师解释说冬月是十二月，但冬月应是农历的十一月，所以第一个证据不成立。第二个说法，谈到江标换成徐仁铸，其实换人之后，经营、经费出现问题，中间隔两个月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最难理解的是《湘学报》为何在8月8日停刊，我读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初步得到了答案。《湘学报》不一定非得在戊戌政变后被禁，有可能提前被禁，因为陈宝箴在后边几个月里，对康梁大有不满，并于7月12日上奏折批评康有为。茅海建认为这是比较委婉的批评，但在晚清奏折中，激烈的事也会尽量用一些委婉的措辞，激烈是个例，不是常态。到了9月14日时，杨深秀上奏反击陈宝箴，称“该抚被人挟制，闻已将学堂及诸要举全行停散，仅存保卫一局，亦复无关新政”。即戊戌政变发生之前，陈宝箴已经把保卫局之外的东西都废掉了，其中很可能包括《湘学报》。陈宝箴对此也有回复，他称学堂放假50天，不是自己要解散，并提及筹设商务局，准备留学之事，给人感觉他不仅没有解散，而且还做了一些新的东西。但这其实有点避重就轻，筹备商务局和留学，与甲午以后实政改革风气直接相关，而学堂、学报之类，和康梁存在密切关系。他为了撇清关系，自然有理由封禁。前边我说陈感受到风向变化，也是基于同样的判断。
最后我提一下“保中国不保大清”这篇文章。这是我近年特别喜欢的做法，从一个关键词入手去关注当时的历史。但八百谷老师在文章中提到，不谈保国会是否曾说“保中国不保大清”，我建议应该谈，因为其中有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康有为后来反思，他的弟子们年轻气盛，口无遮拦。张一麐参与此事时也讲，“会中人多狂士”，狂士一定放了一些狂言。八百谷老师认为乔树柟致梁启超函中“保中国不保大清”一句是政变后篡改进去的，茅海建也这样认为，但他也没证据，只从动机上认为可能是为避祸加的。这不一定对。因为不能光从动机上看，报纸上也说这封信在京流传最广，这不是公然造假吗？该事造假是有风险的，而且乔树柟不需要避祸，那时已经有风声，保国会的人不会被追究，其他人也很难看到有寻求避祸的行为，所以这不是决定性的证据。冒广生也参与过此事，他后来回忆，李盛铎与保国会有直接关系，他是策划者，可是李盛铎当天没有去，梁启超则说他去晚了，后来就开始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谣传，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一定可信度。另外像刚才所说，奏折委婉是常态，文悌的奏折更可能把大事说小，把明确的事说得模糊、婉转，而不是去捏造。如果从来没有人提过区分大清和中国两层关系，他自己也捏造不出来。所以说对保国会时期或前期“大清”和“中国”相关观念的考察，是有必要的，时间稍微往前推，可以更好地理解此事。
评议结束，有部分听众也加入讨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徐佳贵认为八百谷老师的研究，其实是报刊本身的研究，而不是把报刊当成某种宏大叙事的资料库。另外文本的版本传播和阅读，也可以纳入到戊戌变法社会面的考察。这次报告讲戊戌变法的社会面，也牵涉到媒介史，这些社会面、媒介史的内容也许可以和政治史的思路成果进一步整合。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崔庆贺认为戊戌变法中的“保守”问题很难界定，并对戊戌变法的延续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表示，称戊戌变法中康梁冒进，张之洞等人有政治经验的说法，其实上站在了维护专制皇权的角度。中华书局副编审、《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张玉亮则向八百谷晃义老师发出稿件邀约，邀请他做笔谈，专门关注晚清日记史料的披露出版，以及它在近现代史学术研究当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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