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俗谚也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好名之念，无论圣凡都其或难免。套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话来说，人既然生存于世，也就有被社会认可的需求也。
古来相传的成名不朽之道有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其中“立功”和“立德”之不易，自不难理解，不说也罢。即使最次的“立言”一项又谈何容易！说来，“立言”似乎是文人的专利，以至于在文人的眼中，“立言”有时竟比“立功”和“立德”更其重要。我们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这显然把“立言”看得比“立功”更重要，至少是把“立言”等同于圣贤之“立德”了。司马迁自己不惜忍辱负重，也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所以他才发愤著书，以求名留青史。此类刻苦立言成名的好故事在中国有很多，人们大都耳熟能详，无须再说。
其实，外国文人也类皆如此。英国人塞缪尔·约翰逊创编英文字典的故事就堪称典型。约翰逊家境贫寒而刻苦学习，渐渐具备了丰厚的学养和出色的写作能力，只是没有学位，无法担任高大上的公职。他不愿碌碌无为过一生，乃于1747年慨然应征编纂一本英文字典（Th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大工程，也是极为艰难的苦差事，约翰逊需要一个有地位有名望的赞助人。于是他登门拜访著名的国务大臣蔡斯菲尔德伯爵，不料却因自己的无名而被拒。约翰逊因而发愤自励，带着助手开编，数易寒暑，艰苦备尝，终于在1755年竣工出版，成为史无前例的创举。看到约翰逊成功了，蔡斯菲尔德伯爵却想来摘桃子，他写信祝贺约翰逊，希望他在适当的地方提提自己。对这种无耻的攘名之举，约翰逊写了一封回信予以辛辣的嘲讽。 至此，一代鸿儒的一腔怨气才一吐为快。
事实上，西方直到20世纪初，有才无名、步履维艰的文人还是所在多有，卡夫卡和里尔克就是“著名”的例子：卡夫卡籍籍无名、潦倒终身，以至于去世前绝望地遗言把所有作品烧毁，幸亏遗嘱执行人没有那样做；里尔克的际遇比卡夫卡略好一点，生前还有人欣赏他的诗才，但他仍然不得不依附这个显贵者或那个贵妇人，在孤苦寂寞中讨生活。卡夫卡和里尔克的真正成名都是其身后的事了，真是“寂寞生前事，可怜身后名！”
好在成名的“好故事”的主人公们，在未成名前的心态虽然不免愤懑不平，但大体上是健康的和坚韧的，他们的成名之念没有被利欲所玷污，所以他们走的是发愤努力、持之以恒之正道。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的求名之心都能保持在健康合理的限度内，总有些人好名之心膨胀失范，那就难免蜕变成“好名之疾”了。事实上，古今中外有不少人就因偏执名念成重症，于是千方百计刻苦求名或阴谋出位，以至于为此倒行逆施也在所不惜，真是花样百出，丑态毕露。
刻苦求名得逞的老典型是苏秦，驱使他刻苦成名的则是其亲人们的“不知”。据《战国策·秦策》所记，起初，苏秦曾以连横之术“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深受刺激的苏秦发愤攻读，“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于是复出以合纵之术游说诸侯而大获成功，身佩六国相印，真是八面威风。于是富贵归故乡，“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这真是病入疯魔、乐此不疲也。
不惜倒行逆施以求名的坏典型，当属古希腊的黑若斯达特斯。公元前356年7月21日，古希腊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被人蓄意烧毁，放火者是无名小人黑若斯达特斯。原来此人特想出名,却没有什么本事，做不出什么难得之事成名,他为此烦恼之极，有一天忽然脑洞大开：既不能为善得令名，何妨做一件出格的坏事成就一个坏名声——坏名总比无名强啊。于是他放火烧毁了美丽的阿尔忒弥斯神庙,而且在纵火后主动投案,坦承自己想纵火成名的动机。这真是骇人听闻，把以弗所人都气疯了。为了惩罚黑若斯达特斯，以弗所人处死了他，并禁止任何书籍记载其名与事,但黑若斯达特斯的名字还是被史学家普鲁塔特记下了。黑若斯达特斯不惜遗臭万年的故事，足以说明好名之疾会害人害己到什么地步。
中国人的好名过甚之风，大约发端于东汉的桓、灵之世。当其时，一方面是党锢之祸与宦寺之害甚烈，大大激发了清议的发扬与名节的砥砺。诚如山简所论：“是以郭泰、许劭之伦，明清议于草野；陈蕃、李固之徒，守忠节于朝廷。然后君臣名节，古今遗典，可得而言。”（《晋书·卷四十三·列传第十三》）但另一方面，恰恰也是由于清流之清议很能树立风声，所以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一时朝野上下竞以臧否相尚，咸好标榜声气。于是，人伦鉴识之风气日渐盛行，并演变为大张旗鼓的“月旦评”，其影响所及，使人莫不改操饰行、矜赏虚名。正唯如此，那个混乱时代偏多大名人，他们就像今日的大明星一样走红，且不乏趋之若鹜的追星族。比如郭泰（字林宗）原不过一个学子，卒业后游于洛阳，只因得到河南尹李膺的激赏，“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士宾望之，以为神仙焉”（《后汉书·卷六十八》）。从此好名造名之风再难止息，到魏晋南朝更成流行风尚，催生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好名之士，而造名之术也不断创新。之所以许多著名的成名故事都产生于汉末魏晋六朝时期，成为传诵千古的佳话美谈，直至今天仍然被当作典范事迹，其感染力和欺骗性委实不可小觑。这里就举三个人的故事为例——这三人先后生活在汉末、三国与两晋时期，恰好代表了“好名之疾”的三种形态。
一是道德自高型，此等人好以严正的道德之举博求高名，而不妨暗踩别人一脚，别人还不能啧声。东汉杨震“四知却金”的故事就是典范事迹。杨震为官于安帝时期，略早于桓、灵，而其言行实下开桓、灵时代好名之风。据《后汉书》中杨震传记载，有一年杨震调任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密愧而出。”原来昌邑令王密是杨震以前举荐的青年才俊，如今杨震路过昌邑，王密自然要尽心接待，白天来看望一次，没问题，晚上又来一次，出事了——他送杨震“金十斤”，这触怒了清廉的杨震，他严词拒绝了王密，留下了“四知却金”的故事。由于这个故事，杨震声名大振，以至于他的后代都受这个光辉事迹的恩惠，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他家是“四世三公”，成了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所以，杨震精心设计的这个事件让他一家赚了个够，可怜的王密则被他算计后惨遭世人唾弃而遗臭万年，那其实是很冤枉的。
二是狂妄自大型，此等狂人惯以狂喷乱骂提振声名，其骂则无原则、无是非，徒逞口舌之快，不惜暴戾恣睢，故曰狂喷乱骂，骂的对象却是精心选择的——专挑某些权威人士开骂，于是骂者反倒成了敢于挑战权威的非常人物，从而耸人听闻、名震天下。此类自大好骂的典型人物是三国时期的祢衡。祢衡“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融亦深爱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后汉书·文苑传下》）。孔融是大名门之后，小时候就被家人捧成了“让梨”的名童；杨修正是杨震的玄孙，乃祖的好名之疾自然也遗传给了杨修，只是蜕变成了耍小聪明的才子气。他俩与祢衡的共同特点是狂妄自大、眼高于顶而志大才疏，正所谓臭味相投，于是三人相互标榜，而以祢衡最为狂傲。祢衡年方弱冠即口出狂言：“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同上书）其实，祢衡真会干的事只是击鼓，由于孔融的极力推荐，曹操乃招祢衡为鼓史。这让狂妄自大的祢衡大不忿，觉得曹操轻看他，于是借机击鼓骂曹，但并无什么理直气壮的正言傥论，所以记载祢衡事迹最详的《后汉书》，也只言其“布单衣、疏巾，手持三尺棁杖，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之骂状，而并没有记述他的骂辞，大概是很不像话，所以略过不记。不过，祢衡的这一骂的确使他名声大震，可他如此骂曹，难道就不怕危险么？说来，祢衡倒是有恃无恐的，他算准了曹操不会拿他怎么样。盖因其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各路英雄都在招徕人才，曹操尤其求贤若渴，他对祢衡的辱骂自然很不爽，但为了不堵塞贤路和言路，只能宽容忍耐，所以对孔融说：“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而刘表素有爱才乐士之名，对祢衡亦“甚宾礼之”。可是祢衡又犯了老毛病，“复侮慢于表，表耻，不能容”。于是刘表耍了个心眼，把好骂的祢衡送给性急的黄祖，那还有好结果吗？果然，祢衡又故技重演，但他这一次却失算了。一向狂喷乱骂横行无忌的祢衡，总以为天下人都怕他让他，他的骂人只是为了给自己争地位，并不是真的要找死，他根本没想到会碰上一个真横的——黄祖是一个粗人，一个不愿无故受辱的大兵哥，“衡方大骂，祖恚，遂令杀之”（同上书）。后世文人多以为这是曹操借刀杀人，那是文人们想多了。曹操送走祢衡，实乃远小人、图清静的不得已之举，怎会想到黄祖那一出？后世戏曲《击鼓骂曹》给祢衡加上尊汉反奸的慷慨议论，更属不虞之誉。究其实，祢衡不过是一个以骂求名、拼命搏出位的“狂生”而已。颜之推说：“孔融、祢衡，诞傲致殒。”（《颜氏家训·文章第九》）这话就比较接近实际了。
三是旷达自美型，此等人多以旷达获致美名，实则作达作秀而已。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东晋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据《世说新语》记载：“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子猷是名父之子——王羲之的五儿子，王家本来是琅邪名门望族，南渡后更是高门世族，就住在会稽山阴即今天的绍兴。故事说是有一晚下大雪，王子猷半夜醒来喝酒赏雪，吟咏左思《招隐诗》，风雅得很啊！后来他觉得还不过瘾，想起朋友戴安道在剡即今天的浙江嵊州，于是就命令仆人驾着小船送他到那个地方去访戴安道，看似重情爱友、急不可待的样子。可是刚到戴安道家门口，王子猷突然说回去，不见戴安道了。为什么呢？他说：“我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啊！”这个故事很有名，成语“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就从此而来。这是魏晋风流的一个典范事例，王子猷这位公子哥儿身任公职军职而心不在焉，多么潇洒、多么放达，真是千古美谈！可我们仔细想想，一个人半夜里让仆人驾船出行，下雪天一路上也不会遇到别人，何况是晚上出行，朋友戴安道也不知道他来，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传出去的？说是“人问其故”，可既然没人知道，谁会来问啊？我想最大的可能，就是王子猷提前安排好了采访的人，在岸边等他回来、好给他传播这个故事。于是乎，王子猷成名了——他一辈子别无建树，就是造作了这么个故事，成了那时著名的“网红”，并且“流芳百世”。
好名实为逐利——名之所至，利亦随焉，难怪“名利”在汉语里是利益攸关的组合词。杨震求名获利已如上述；祢衡好骂求名也志在好位置；王子猷出自“王与马共天下”的王家，什么都不缺，其所以亟求旷达之名，实有望于“任性而为、逍遥自在”之特权。汉魏六朝以来，此类好名成疾的成名故事有加无已，而载记多美其名而略其利，其集大成者便是《世说新语》。此书一直被视为魏晋风度、名士风流佳话之大全，历来都很走俏。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最匪夷所思的奇迹。降及后世，欺世盗名之徒、沽名钓誉之辈、哗众取宠之流、矫激取誉之士，更是层出不穷而日渐薄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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