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灭亡111年后，有人突然发现，一些人还在守着清朝的皇陵。
为什么还有人守皇陵？他们是谁？靠什么谋生呢？
这其中的渊源得从初代守陵人讲起。
清朝的皇帝在登基之后，便开始修建皇陵，与皇陵相配套的，就是守陵人团队。
初代守陵人主要执行巡逻守卫、祭祀典礼、修缮等任务，于此同时，宫中的内务府还会派遣专业的宫人和差役维持皇陵日常运行。
内务府人员大多住在绕陵风水墙以内，离皇陵中心更近，内务府的营房被称为“圈”，比如在清东陵，前前后后共有八个大圈。
这些圈多呈点状分布，以各个皇陵为中心，逐渐连点成线，连线成面，慢慢有了小集市的模样。
这些圈经过几百年的繁衍和变迁，逐渐演变成今日的守陵村，而现在的村民也多是当年守陵人的后人。
当时，守陵人的职位人数固定，而差役的数量却是随国势的起伏而变动，和招工一般，发展好了，便多招些，条件差了，便少些。
各个部门在皇陵的日常运行中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整个皇陵的“软环境”结构便搭建完成，俨然成为一个与世不同的“小社会”。
所需所购，应有尽有，不轻易与外界相通。
既然这般完善，那当时这群守陵人的俸禄又如何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清朝的普通百姓，年收入约20两，数量上虽说不多，但购买力却不弱，足够买一座京城的房子了。而守陵人呢？
据记载，乾隆时期的永陵，位居三品的最高长官，他一年俸银有150两、俸米折银90两、养廉银20 两，朝廷拨给的养赡地各480亩。
而最低的七品官员，他们月工资有2两，各级养赡地90亩。
而差役的待遇不像官员那般，匠役月工资仅有5钱（半两），厨役只能领取米面盐等作为报酬。
在清东陵和清西陵，守陵的官员每月都能领取到俸银和粮米，虽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也是衣食无忧。
除了固定工资外，守陵人还会收到随机掉落的“皇家福利”——皇帝的赏赐，比如康熙曾多次赐给守陵官员牛羊、马匹以及金银财物。
特殊的政治地位，终身制，工资走财政按时发，不纳税，动不动还有布匹等福利补贴掉落，一年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四大祭、每月朔望日二十小祭，每逢国家重大庆典也举行告祖祭礼，守陵人过着清闲又宽裕的生活，这也是他们最鼎盛的时期了。
王朝长久的保障让他们放下了居安思危的观念：这可是皇陵，怎么可能会苦着祖先？
由于生活安逸，又有闲时，百年来大多数守陵人逐渐养成讲究和享乐的心态，不懂节约，也不考虑往后。
内务府居住的“圈”里青砖布瓦、陈设讲究，守陵人饮食精细，还注重教育，一切看似十分美好，但是收益往往和风险绑定在一起。
守陵人还得维持森严的等级制度，维护当时不可侵犯的皇权，也有不少因触犯条律被处死的宫人。守陵人借势被抬得很高，却也被动地和整个大清牢牢捆绑在了一起。
在清后期，严重的财政赤字使得清政府削减了守陵人的俸禄和兵役的口粮，他们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不复当年的精致与讲究，而当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他们的好日子似乎也到头了。
守陵人的式微、挣扎、分化1912年2月12日，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灭亡。
同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的优待条件》，其中提及守陵官员和差役的俸禄饷银自此由民国政府支出，中国民国也会设立卫兵妥善保护皇陵。
然而不到3年，民国政府便不能全额支付这一笔庞大的经费，只能一减再减。
守陵人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生活开始变得艰难。他们不得不向皇室申请出租风水墙外的土地，获取租金，以补贴差役，维护祭祀的进行。
更令他们想不到的是，在1924年的北京政变后，这一优待条件也被抹去，除了皇家私产外，其他一切尽归“国有”。
从此，守陵制度消亡，“守皇陵”也名存实亡，守陵人“下岗”，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只能依靠自己的一双手，重新创造被当时社会“认可的东西”。
民国政府为了安抚世代以守陵为生的人们，做好过渡工作，将陵园内的土地按人口一一划分给他们。
失去了清王朝强大的“保护伞”，以及丰厚的利益驱使，许多原来地位较高的官员开始纷纷逃离，另谋“高就”。
而底层的守陵人因世代扎根于此，守皇陵的历史记忆和家族传统深深植根于他们的脑海之中，守皇陵在更多意义上成了一种习惯，有人会主动背弃自己的故乡和祖先吗？
此时，“守皇陵”不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了，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他们形成了有着共同生活习俗、语言、服饰、观念的村落，亲族在这里，家在这里，那未来会在这里吗？
像一棵百年大树一般，如果要连根拔起，必定元气大伤。
于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自力更生。
其中一部分守陵人由于习惯了坐享其成的生活，便直接将自己划分的田地租赁给别人，靠收租谋生；
有一部分人携家带口离开去别的地方，以谋生存；
还有些人学习务农，尝试自己种地。
然而，因为守陵人脱离大社会环境太久了，他们不事生产，也不懂经商，没有一个可以糊口的手艺，又正值民国时期，军阀割据，覆巢之下无完卵，那段时间他们着实过得凄风苦雨。
一时之间，原本繁华的守陵人村落，几日里村去人空。
一部分人为了生计，无奈之下暗中去砍伐山间的林木。
当时的清东陵和清西陵选址在风水宝地上，周边都有秀美的山川，但更令人眼红的，还有陵墓里珍奇的陪葬品。
一些守陵人开始铤而走险，监守自盗，他们窃取皇陵内的物件，只为换取口粮和更高的地位。
守陵人的分化与“变质”从这个时刻慢慢明显起来了，人人都知道皇陵是座宝山，有人克制住了，但有人伸手取宝了。
在朴素的价值观影响下，一部分人遵循“乱世之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守皇陵只是一份谋生的手段，既然活不下去了，盗皇陵就是最快速的捷径。
另一部分人中，有的还没有形成传世文物的概念，只是隐约察觉到：祖宗们毕生守护的物件，哪怕至今它“失去了守护的价值”，不需要他们继续守护了，也不能任由着人这番糟蹋祖宗的心血，他们也不屑于作出盗宝的举动。
要说原因的话，哪怕时代变了，也不应该彻底走到了以往祖先的对立面，将其完全摒弃。
有的已经意识到，在千百年后，现在寻常的东西也会因时间变得有独特的价值，何况皇陵，所以不能肆意破坏。
前者基于传承，后者基于远见，都铺就了未来守陵人的路。
与此同时，民国政府派来守陵的卫兵，由于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的问题，对陵墓的安防情况也处于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他们对皇陵内的东西兴趣更大。
但这一切都只发生在私底下，他们选择“闷声发大财”。
直至1928年，军阀孙殿英明目张胆地将军队开往清东陵，以不得耽误正事为由，命令士兵将附近的“闲杂人等”一律清退，随后又派人潜入了皇陵，掩耳盗铃般地用火药强行破开了陵寝的石门，并搜刮了慈禧和乾隆的陵墓，变卖了陪葬品以充军需。
盗墓事件被全国知晓后，引起轩然大波，清朝皇族遗老遗少纷纷要求民国政府严惩孙殿英，并给予说法，民国政府却将此事轻轻放下。
这件事也加剧了当地守陵人的分化。
到了抗战时期，为保护皇陵，溥仪派遣的一支队伍，与八路军达成协议，因此，华北的抗日活动尽量避开了清西陵地区，尽管出发点不同，但殊途同归，清西陵较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渐渐地，守陵人不再局限于一村一地和后辈们，皇陵的意义也逐渐多样化。
现代的“守陵人”与“护陵人”新中国成立后，东西陵的人和普通大众一般，翻身做了主人，清皇陵也由国家统一设置了文物管理处，有了现代科学的“护陵人”。
从1978年后，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守陵村的发展势态良好，村民的整体收入也呈上升的趋势。
2018年，借助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清西陵所在的易县，通过“一城五区四带”，高质量地完成了脱贫致富。
在百年的时间里，冰冷冷的皇陵被一个个凡人沾染上了俗世的气息，这也契合了文物本身的特征，皇陵除了是皇陵本身外，它还被打上了守陵人深深的烙印。
尽管“宝山”的象征意义与原先不同，皇陵也展现了新时代独特的价值——无论是清朝历史的研究素材还是清朝艺术的探索与重现，皇陵作为载体，都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新的宝藏地。
或许有一天，皇陵地区会成为“研究守陵人演变历史”的绝佳之地呢？守陵人的演变历史也可以讲得十分有趣。
与此同时，“守皇陵”这件事，也在守陵村里传承了下来，生于此，长于此，并以此谋生的人们与皇陵同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当地的孩子们在那些传说故事里，在成长经历中，在大人们的口口相传中，了解到了祖先们守皇陵的过去，代代传承，他们对陵区有着更深厚、更复杂、更热烈的感情——皇陵不只是文物和遗产，它已经转化为故乡，结合了过去和现在，和他们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成了新时代的“守陵人”。
初代守陵人依托皇陵而生存，在大清灭亡111年后，现在守陵人同样依托皇陵而生活。
不同的是，他们守护的出发点不同了，从受命于皇权到发自本心的喜爱与靠近，从吃“清朝皇粮”到自给自足，从被动到主动。
正如现在很多东陵人、西陵人以及关外皇陵所在地的人们，为自家祖上守过皇陵而骄傲一般，这份特殊的经历，让他们有了独特的身份认同。
再加上旅游业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吸纳了众多当地居民从事依托皇陵发展的旅游经济。
多重因素融合在一起，使他们本身成为皇陵故事的延伸。
除去那些天潢贵胄们的身后事，关于皇陵的现代解说里还留下了他们普通人的身影。
通过导游身份，民俗村、习俗体验等方式，现代守陵人们讲述着独属于他们的村庄历史、家族历史、风俗面貌。
在新创作的过程中，他们每个人都是皇陵生动的解说者。
还有部分“守陵人”始于兴趣，通过努力，加入了现代“护陵人”的队列里。
他们学习现代科学的文物管理知识，收集各项资料、维修文物，积极参与到皇陵的管理之中，如同他们的祖辈一样，亲身投入到皇陵的保护中，由皇陵讲述更多因它而生、因它而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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