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于保卫处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很快就派人送来了上述材料，来的那两个年轻人就是看守王清水的小李和小汪。他们说保卫处让他们前来听候侦查员的使唤，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保证干好，小李还低声添了一句，说再也不会发生隔离对象逃脱的事故了。
三位侦查员轮流看了材料，发现王清水在刚进船厂一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三年里，并无关系特别好的工友，只是跟彭松林、毕志龙等四五个青工有些交往。抗战胜利后，彭松林进造船厂厂情股当了股长，跟王清水走得就比较勤了。侦查员对此产生了兴趣。焦允俊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对寻常人可能感到陌生的“厂情股”之类的组织了如指掌，知道那是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下令让各大工厂组建的外围特务组织，专门收集本厂员工的情报。王清水跟厂情股股长关系不一般，正好说明那封举报信对他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焦允俊指着材料上“彭松林”的名字问李、汪二人：“这人现在在哪里？”
“解放后厂情股解散了，彭松林就离开了船厂，听说现在和人合伙做生意，在北站区开了一家公司。”
侦查员跟北站分局联系，得知彭松林已因历史问题被捕，关押在市局看守所。当天下午四时许，三位侦查员去市局提审了彭松林，得知他在抗战时被“军统”地下人员王清水物色为情报员，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向王提供日寇方面的情报。抗战胜利后，王清水受到了“军统”的表彰，听说还升了官。经王推荐，彭松林也因协助王清水收集情报之功，由一个寻常工人摇身一变成了股长。这对王清水也有好处——既然他在“保密局”（戴笠死后由“军统”改组）领一份薪饷，就得经常向“保密局”提供江南造船所的情报，而彭松林的本职工作就是收集本厂员工动态，所以只要抄一份给王就可以让他交差了。
那么，上海解放后王清水有什么这方面的活动情况呢？这个，彭松林就不知道了。他在上海解放一周后就离开了江南造船厂，之后一直没跟王清水见过面。
9月5日，焦允俊、沙懋麟、谭弦又在小李、小汪、小钱的陪同下，分成三拨对参加三号船台改进工程的四十八名员工（原五十人，许鼎已调离，王清水自杀）逐个进行了谈话。这是专案组对王清水生前是否涉及本案的一个直接调查，所以跟每个员工的谈话都非常细致，特别是和王清水一起干活儿、一起用餐、一起住宿的那些员工，更是问得仔细。当天晚上，侦查员汇总调查材料，没发现王清水在参加船台改进工程后有什么诸如违反纪律跟外人接触或向外界传递信息等迹象。
当晚九点，焦允俊返回专案组驻地，跟专案组党支部的另外两个成员郝真儒、支富德凑在一起开了个会，通报了迄今为止在江南造船厂的调查情况以及据此得出的结论：王清水的确有严重历史问题，但经查并未涉及本案。侦查员进驻造船厂并将其隔离审查后，王以为自己以前为“保密局”工作的事已经暴露，故而畏罪自杀。
对于焦允俊、沙懋麟、谭弦三人来说，这个结论意味着之前的活儿都白干了，还要找另外的切入点从头再来。那么，与他们同时开展工作，对“一跤头”关易笙莫名中毒的情况进行调查的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这一组进展如何呢？
八、缉捕失利
郝真儒三人认为，对“一跤头”被暗算的调查，有三条途径可以试试——
一是从时间上推算，敌特方面向关易笙借摩托车应该是在得知那个皮包的下落跟刘小狗有关之后，即8月27日，那么，他们对关易笙下毒应该是在8月27日至31日关被传唤之前这段时间，因此，可以通过排查关易笙在这个时间段的活动情况和接触对象来寻找线索。二是从关易笙那辆摩托车被借走这一点上来查：是谁向他借的？什么时候借的？什么时候归还的？借车人跟关易笙是什么关系？三是盯着平时与关易笙关系密切的人员（包括修车铺的几名徒工）进行调查，看他们是否有给关下毒的机会。
权衡下来，侦查员决定从第三条途径开始调查。
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三人去了榆林区许昌路，通过管段派出所传唤关易笙修车铺的那三个修车工（原是四名，小沈因斗殴伤人已经被捕）小洪、小马、小姜。这三位是跟“一跤头”练摔跤的，个个体魄强健，一字儿排开站在侦查员面前，就像平地耸立着三座铁塔。郝真儒对他们比较客气，让座沏茶递烟。那三位遵命落座，接过茶杯，但不抽香烟，说拜师时有过约定，终生不抽烟毒（指烟草制品和鸦片），他们必须严格遵守。
然后就言归正传，问三人是否想过，关师傅为何会被人下毒。三人回答的内容基本一致：当然想过，至今还在想，但想不出谁会跟关师傅结下这么深的梁子，竟然下这等毒手。希望政府能查个明白，需要他们效力尽管吩咐，纵然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接下来就是了解关易笙的朋友有哪些，侦查员一边记录，一边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光名字和绰号就记了满满五张纸，这么些人，要耗费多少时间才查得过来啊！分析到下毒可能性时，范围倒是不大——那几天关易笙晚上睡露天着了凉，咳嗽、拉肚子，所以谢绝了所有饭局，甚至也没外出。
那么，那辆摩托车是怎么借出去的呢？这个，三个徒弟谁都说不上来。他们平时除了早晚习武，白天就是修车。关氏修车铺生意很好，从早到晚没多少空闲。而关师傅的那辆摩托车是停在百米之外的住处的，平时他也不是整天待在修车铺，所以谁向他借车、几时把车开走的，他们都不清楚。
三位侦查员返回驻地，讨论了一会儿，决定去找尚关押在看守所里的小沈调查。小沈名叫沈开芳，十七岁，在四个修车工中年龄最小。他是苏北兴化人氏，跟着父母逃荒到上海，后来父母均染时疫去世，他就成了流浪儿。据说，这是“一跤头”收的所有徒弟中，唯一不论个头儿还是斤两都欠缺的一个。小沈只有一米六三，体重百来斤，按说这种体格，关易笙是不会收为弟子的。可是，沈开芳却是例外。这是为什么呢？
据小沈的三个师兄说，关师傅有点儿迷信，经常请算命先生为其预测运程。大约一年前，关师傅遇到一个高人，说他最近可能会破财，不过，只要收一个属猴的随遇随缘弟子，就可以避免。关师傅对此半信半疑，不料三天后他那辆宝贝摩托车就给人偷走了，这才知道高人果然是高，赶紧按照高人指点的办法进行补救。
次日午时，他往脸上扎了一条黑布蒙住双目，让徒弟领着在马路上走。走了一阵，估计时候差不多了，取下布条。根据那高人的说法，他睁开眼睛后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随遇随缘之人。关易笙看到的那位是一个乞丐，就是沈开芳。收徒之后果然有效，第三天，警察局一个相识的警察来通知他，偷摩托车的人被抓到了，因为有帮会头目说情，上边让放了，不过，摩托车是要发还原主的。于是，关易笙就买了两条好烟，去警察局把车领了回来。从此，他对这个关门弟子另眼相看，甚至凡事纵容，结果导致那小子恃技行凶，把人家的骨头弄断了，被分局拘留。
侦查员在看守所见到沈开芳时，原以为肯定是一脸的沮丧，出乎意料，他却甚是平静，听侦查员说关易笙出了意外身体有恙，仍旧神色不改。让他回答他的师兄们已经回答过的那些问题，他的话不多也不少，内容也和师兄们大致相同。这些回答对于侦查员来说并无任何价值，不过是走了一下程序，把该调查的这部分对象一一调查过，没有遗漏而已。
查过这几个对象，一天就过去了。次日，三个侦查员商量了一下，认为也没有其他什么捷径了，往下只好按照昨天获得的那份名单对关易笙最近接触过的好友挨个儿走访。这种调查工作量大不说，还不一定能查出头绪，三位侦查员都有点儿不托底。这时，负责留守值班的侦查员支富德过来了，告知榆林分局看守所刚刚打来电话，昨天提审过的那个人犯有话要说。
再次见到沈开芳时，他的神情跟昨天截然不同，一见面就急煎煎地问：“我师傅怎么啦？”
“昨天不是跟你说过啦！”
“你们昨天说我师傅出了意外身体有恙，我以为不过是生点儿小毛病，哪里知道是被人下毒啊！”
昨天傍晚，沈开芳所在的监房关进来一个流氓犯富某。按照看守所在押人犯的规矩，新来乍到的人犯称为“新户头”，得接受“老户头”的调教——称为“校路子”，不过对一种人可以例外，那就是道上有点儿名气的主儿。这个富某就是道上小有名气的一个流氓，他进门后自报家门：“诸位弟兄好！兄弟是八埭头富仁山。”
其实他不报也没关系，因为这个关着二十名人犯的监房里，至少已有五六人认出他是谁了，自然就受到了优待。接着，富某认出了沈开芳，说你不是“一跤头”的关门弟子吗，怎么也进来了？你师傅的事儿你知道不？沈开芳这才知道师傅中毒昏迷不醒，大惊过后，泪如雨下。“一跤头”当时在上海滩名扬黑白两道，其他人犯听了也不由叹息。
当晚，沈开芳失眠，躺在监房角落的铺位上翻来覆去。想起白天三个侦查员来提审，这才意识到他们一定是来调查关师傅被害线索的。对于师傅遭人毒手，小沈觉得自己也许能向公安局提供一些帮助。
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关易笙迷信。自从听了那个算命高人之言收了他这个关门弟子后，关易笙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三个余月前上海解放，军管会在全市大街小巷张贴布告，勒令凡是参加过伪（包括北洋政府、日伪及国民党反动派）党政军特警宪、“三青团”、反动会道门的人员以及其他恶霸、不法分子，都须在十天之内前往登记，日后查出隐瞒不报者，严惩不贷。关易笙知晓后，便老老实实去分局登记。接待人员一听他是赫赫有名的“一跤头”，非常重视，连队也不用排了，直接唤他上前填表格、按手印。关易笙离开时，听见外面排队的那些等候者窃窃私语，都说看警察对他这般态度，估计问题严重着呢，也不知能不能活过黄梅——听说黄梅前后肯定要枪毙一批人的。
关易笙听了自然心惊肉跳。到六月底七月初黄梅天结束，沪上果然接二连三处决了上百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恶霸，但关易笙却安然无恙，甚至连户籍警也没来找过他，偶尔派出所长来修车，还客客气气唤一声“关师傅”。关易笙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寻思共产党讲坦白从宽，我去自首吧，弄个主动，也许可以从宽。
来到分局，接待人员听他自报家门，说你来自首什么？你担任过什么伪职？当过哪一方的特务？参加过哪个帮会？关易笙说我在“大世界”干了七年。对方说，你在“大世界”是摔跤手，不是“抱台脚”（保镖），我们有政策，摔跤手是艺人，也是受资本家压迫的劳动阶层。
对关易笙来说，这的确是个意外之喜。而这个意外之喜毫无疑问跟收了沈开芳这个关门弟子有关，因此对小沈更好了。沈开芳呢，原本是个乞丐，突然间被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一跤头”收为徒弟，有了一份稳定职业，吃得饱穿得暖，兜儿里还有零花钱，自是对关师傅感激不尽。前几天关易笙微恙，咳嗽拉肚子，他就不去修车铺上班了，天天待在关易笙身边侍候。关师傅出事前的那天晚上，他外出替师傅去买绿豆糕，被自行车撞了个跟斗，还给揪住了让赔车子，忍无可忍他才动了手，可下手不知轻重，结果伤了人进了局子。
师傅生病的这三四天里，沈开芳一直待在师傅身边，如果有人暗算师傅的话，沈开芳认为自己应该能找到点儿头绪。因为那几天师傅没有外出，登门的每一个客人沈开芳都照过面，是他开的门，是他沏的茶，是他送的客，所以，他要求看守所代为转告昨天提审过自己的那三个侦查员，说有情况要提供。
三位侦查员听沈开芳这么一说，马上又看到了希望，当下便问是谁向关师傅借了那辆摩托车。沈开芳说：“是魏先生借的车。”
“魏先生是哪位？”
“‘恒缘堂’的管事先生魏康思。”
“‘恒缘堂’？是哪家店铺的名号吗？”
这个，沈开芳却答不上来，只是总听师傅这么说，但从没细问过，师傅也从不解释。他告诉侦查员，8月27日，也就是关师傅身体不适的次日，下午三点多，魏康思拎着礼品前来拜访。关易笙对这位一年中大约来四五次、每次都必拎礼品的朋友一向比较客气，客气的原因并非因为礼品，那些礼品他基本上都转送别人或者让徒弟们分了。他对魏先生客气是因为这人路子很广，上海滩以及长三角各地都有朋友，而且乐于助人，朋友遇到为难事，他是有求必应，十有八九替人办到，事后只受谢不受礼。
沈开芳拜师之后，这位魏先生来过三次。第一次听说关易笙收了关门徒弟，立刻摘下手上的金戒指作为见面礼赠予小沈，那份大方惊得沈开芳目瞪口呆。这次魏先生登门，他自是热情接待，沏茶奉烟，然后侍立师傅身后。魏康思陪关易笙说了一会儿闲话，最后道明来意，想向关易笙借摩托车用两天。关易笙笑道，这样一桩小事儿，还劳您亲自出马？差个人捎句话，兄弟立马把车送到府上！
魏康思再三道谢，由关易笙亲自送出门，骑上那辆宝蓝色摩托车疾驰而去。第二天，魏康思就把摩托车送回来了，进门就掏出钞票，让沈开芳去水果店买两个哈密瓜来。等沈开芳买了瓜回来时，魏康思已经走了。之后不久，关易笙就骑了摩托车出去了，到晚上才回来，但那辆摩托车没有骑回来。小沈注意到，关易笙的脸色不大好，像是刚刚跟人吵过架似的，又不敢问缘由。关易笙让他沏了一杯花茶，又掏钱让他去买盒绿豆糕。小沈就是在买绿豆糕回来的路上出的事。
于是，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三人立刻去打听“恒缘堂”是个什么所在。听名字像是个中药店铺，也可能是某个已经停止活动的帮会堂口。问了中药业公会、工商局，都说不知道；又拿来解放前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收集到的情报所编写的帮会情况汇总，那里面有从清末到1949年之前上海滩所有帮会堂口以及历届执掌人的名单，可是，并没有查到“恒缘堂”。最后，到上海市民政局问了几个旧政权社会局的留用人员，才知道原来那是一处建筑物的名称。这座坐落于南市老城的庭院，已有百年历史，当初还是福建人刘丽川组建小刀会时留下的一处地下机关，后来被洪帮把持，民国后由洪帮安置了一户从南洋归来的华侨家庭，一直居住至今。
侦查员从邑庙分局了解到，住在“恒缘堂”的那户人家姓卢，当初入住时的老主人卢锡金系南洋华侨富商，对光复会、同盟会的反清活动颇有资助，清廷被推翻后，孙中山邀请卢氏回国定居，住地任选，全家生活开支由民国政府供给，卢氏遂选择定居上海。孙中山指示沪军都督陈其美，择址南市“恒缘堂”让卢家入住，发给房契，写明该产业无偿归卢家永久所有，可住可拆可卖，任其支配。
卢氏是个十几口的大家庭，需要有人为其管事，也就是俗称的管家。陈其美就为卢氏派了一名管家魏鸣道。魏鸣道系帮会人物，祖上至少已有三代跟长江南北的会党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世代相传，所以魏氏家族在社会上有广泛的人脉，做事非常方便。这样的人做管家，当然最好不过。从1912年到1949年这三十七年时间里，“恒缘堂”的卢氏掌门人已经换到第三代，管事先生世袭，也换到了第三代，那就是沈开芳所说的魏康思。
邑庙分局的户籍资料中，魏康思的登记内容很简单——魏康思，别名魏妙频，男，1919年3月2日出生，汉族，离异，初中文化程度，系卢氏家庭管家；未发现历史问题，无参加任何党团帮派的记录。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讲，这个记录表明其人“历史清白”。此刻，郝真儒等侦查员当然不可能知晓，这个魏康思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敌特组织成员之一，不过，调查进行到这一步，侦查员有理由相信，距离真相大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当天下午四点，专案组四名侦查员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和支富德开了个碰头会，研究之后决定当晚前往“恒缘堂”拘捕魏康思。之所以要把行动时间定在晚上，是因为生怕白天人多眼杂，容易走漏风声，影响日后的侦查。郝真儒行事一向小心谨慎，担心哪里尚有细微漏洞未被发现，便派侦查员张宝贤、孙慎言化装前往邑庙区“恒缘堂”附近布控，严密监视，防止魏康思察觉情况不对脚底抹油或者自杀什么的。这种布置也算得上周密了，不料，还是失手了。
当晚九时许，四名侦查员以及奉命协助的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前往“恒缘堂”抓捕魏康思。居委会大妈出面叫开门，侦查员一拥而入，可全宅各处都搜遍了，也没见魏康思的影子，更没发现与特务活动相关的任何物品。这下，之前在“恒缘堂”外边监视了几个小时的张宝贤和孙慎言着了慌：这不是奇怪了吗？下午五点左右他们分别进入现场执行监视任务时，亲眼看见魏康思骑着一辆英国“蓝羚”自行车从外面回来，进了“恒缘堂”大门。当时目标的神态举止都正常，根本没有惊弓之鸟的迹象。而且，他们事先已经观察过，“恒缘堂”只有前面一道大门，目标应该还在里面的嘛！
侦查员询问了“恒缘堂”卢氏全家老小，都说魏先生下午五点从外面办事回家后，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检查了厨房准备晚饭的情况，又看了花匠从花鸟市场买回来的盆景，夸赞不已。接着，他去主人那里把当天外出购物的发票拿出来对账。忙完这些，已经六点多了，全宅开饭。饭后，魏康思照例回到自己居住的那个独立小院。卢家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因为对一个旧上海白相人的问题争论不休，去找魏先生裁决，见他正在门前的天井里站桩，知道这是不能打扰的，就蹑足悄然离开了。整个儿晚上，全宅无事，没有人再去找过魏康思，更没人留意魏康思在他那小院里干什么，侦查员带着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出现，这才发现他已经不知去向。
侦查员想到了魏康思从后院攀墙而逃的可能，问了布置在后墙外监视的两个解放军战士，都说这边一直没动静。郝真儒查看了后院围墙，发现上面确实有攀爬过的痕迹，可战士怎么说没动静呢？这样看来，魏康思在侦查员一行赶到“恒缘堂”之前就已经逃跑了。于是问题随之而来：魏康思是怎么察觉到自己被怀疑上的呢？
郝真儒首先想到，也许是奉命前往监视的张宝贤、孙慎言无意间被目标瞟在眼里了，可是，在查看过两人的监视位置后，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直到本案侦破后，侦查员讯问一干案犯时，“六室”头目宋斯义的交代才道破了一半秘密：他在魏康思逃脱后的次日收到了魏寄来的一封信函，上面用暗语说自己已被中共反特人员发现，为防止被组织灭口，决定自行脱离。当本函寄达时，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不久后，专案组由一个临时小组转变为受华东局社会部直接领导的常设侦查小组，名谓“华东特案组”，专门负责侦查重大政治案件（1950年华东局改组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后，特案组划归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领导，负责侦查的案件中又增加了刑事大案及社会影响巨大的疑难案件）。虽然任务繁忙，但特案组领导焦允俊、郝真儒始终没忘记魏康思突然逃脱这件事，抽出三名侦查员对此进行追查，最后终于查明了其中原委——
那天魏康思外出办事，下午返回“恒缘堂”的途中，遇到邑庙分局的一个留用警察郭某。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三位侦查员前往邑庙分局向值班副局长了解魏康思的情况时，郭某正好去办公室送一份文件，进门之前无意间听见屋里说到魏康思的名字，就猜测来人可能是调查魏康思的。魏康思是郭某的哥们儿，两人曾磕头拜过把兄弟，郭某遂决定给魏康思提个醒。当然，郭某并不知道魏康思是“保密局”潜伏特务，只以为是调查他解放前那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要讲一讲江湖义气。魏康思自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当天便逃离上海。查明情况后，郭某被判刑七年。
“六室”主任宋斯义落网后也承认，如果魏康思不逃离上海，他很有可能会下达封口命令。退一步说，即便他想手下留情放过魏康思，恐怕也做不到。根据上峰命令，刺探江南造船厂“101工程”这一使命乃是“保密局”与美国中情局的联手行动，凡是跟该使命有关的情况都应该随时向中情局的杰克先生通报。如果他不通报该情况，杰克先生早晚也会知道，肯定会向“保密局”参他一本；如若通报吧，杰克就会通过中情局向“保密局”提出建议，把魏康思灭口。现在魏康思自己逃跑了，反倒没事了。至于魏康思是怎么给中共反特人员盯上的，那他就不费这个心思了，反正魏康思这一走，估计中共方面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他。
魏康思就这样失踪了，究竟去了哪里，还真没有查到。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年的特案组早已完成历史使命解散三十来年了，有关方面才弄清楚，原来这厮去了香港，彻底脱离了与台湾特务组织的关系，改行经商，据说生意做得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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