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4日06版，发表时有删节，本文为全文版）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里一个非常关键的范畴，早在先秦道家的哲学体系中即被赋予了至上本体的意义，但其意涵十分复杂，难以准确把握，故而《老子》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到了宋明理学，在由韩愈首倡、程朱发扬光大的儒学“道统”思想中，“道”主要是指儒家学术与思想体系的基本精神。而在具体的理学哲学思想中，道家的“道”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接纳，与“理”（或曰“天理”）这一理学基本范畴发生了关联并形成了较复杂的关系。
关于“理”，许慎于《说文解字》云：“理，治玉也。”“理”的本意是指对玉石的“剖析”打磨。到了后来，“理”具备了越来越丰富的哲学与伦理意蕴，并衍生出“天理”一词。这一意义的生成与衍化究竟始于何时，过程如何，笔者无从查考。但至少在《礼记》成书的时代，“理”于物理的意义之外就已经具备了较充分的伦理与哲理意义，并出现了“天理”的说法。如《礼记·乐记》曰：“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在此，“天理”即被明确为人的本体规定性，具备了强烈的伦理属性。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命题，朱熹对之十分重视。按照陈荣捷先生的看法，这里的“分”并非按其平声意指分开，实际上应读去声，指义务、所得份、赋受。（《论朱熹与程颐之不同》）而朱熹对程颐所提出来的“理一分殊”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命题。如他说：“‘一实万分，万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处。”（《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此所谓“一实”即“理一”；“万分”乃“分殊”，为那“一理”在具体的万千事物中的分别体现。因此，总体来说，“理一分殊”的实质是“道德基本原理表现为不同的道德规范，具体规范中又贯穿着普遍原理。”（陈来，《宋明理学》）而对“理一分殊”与“道”、“理”这一组范畴之间的关系，我们则可依据朱熹对“理一分殊”在伦理与性理两个层面的演绎分别进行解析。
从伦理的层面看，朱熹说：“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朱子语类》卷六）朱熹所说的“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即“理一”，乃“统一的道德原则”（陈来语），与作为“统名”、“人所共由之路”的朱熹“道”“理”之辨中的“道”涵义基本相同。这一“统一的道德原则”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分”则是“细目”、“条理界瓣”，即“分殊”，为“不同的道德规范”，对应的是朱熹“道”“理”之辨中的“理”。
尔后朱熹又曾以太极观念从性理的层面继续解释“理一分殊”，他在《太极图说解》中道：“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对此陈来先生解释说：“朱熹认为，把天地万物作为一个总体来看，其中有一个太极，是这整个宇宙的本体、本性，这个太极是一。而就每一事物来看，每一事物都禀受了这个宇宙本体的太极（理）作为自己的性理。”（《宋明理学》）太极为“本然之妙也”，即“天理”，“万物统体一太极”即是“理一”；“一物各具一太极”则为“分殊”。对照朱熹的“道”“理”之辨来看，前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普遍性，乃作为“统名”、“人所共由之路”的“宏大”的“道”；后者是作为“细目”与“理脉”的“理”，在事物的具体性质与规律方面存在着个体差异，但其特殊性又并不妨碍事物在最高原理上的同一与统一。
综上可见，显然前述“道是统名，理是细目”的“道”“理”之辨与“理一分殊”的观点十分相似。但由于朱熹对“道”、“理”之间的关系论述不多，前者比起后者来就较少引起学者的注意，因而没能在学术史中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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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冯兵（1975—），男，重庆奉节人，哲学博士，国立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儒家礼学的哲学思想及朱子学研究。已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学术月刊》及台湾的《哲学与文化》《鹅湖》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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