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陆续侵占东北三省，中日民族矛盾骤然激化，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中国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此情势下，抗击入侵、保家卫国的文天祥再次成为鼓舞斗志、激励人心的旗帜性人物。一方面，国民政府等政治权威大力提倡，另一方面，社会各界以各种形式也进行大力提倡和宣传。这一过程历经十余年，与抗战相始终，其民族英雄形象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和认可，最终完全固化和确立。
1934 年 6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南昌发表《立志为学与服务》的演讲，说道：
如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陆象山，其道德、文章、事业，无不是出类拔萃，彪炳千古。尤其是文天祥忠君爱国的精诚和崇高伟大的人格，更不只江西一省之光荣，实堪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之精神与人格，并为整个民族万古不磨的光荣。
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以蒋中正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对文天祥的高度评价，虽然是出于激发爱国热忱、鼓舞抗敌救国的现实目的，但撇开这一因素，蒋氏对文氏的评价也堪称公允。蒋中正不仅口头上提倡文山精神，还做了一些实际行动，包括命江西省会和吉安地方修建文山路、教育厅编纂《乡贤事略》等。此外，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为训练和组织民众，开办了民众训练班，文天祥的事迹被编入教科书：
“窃闻政府开办民众训练班，饬令教育厅将宋丞相文天祥忠烈事实编入教科书中，藉以激励人心。”
在战争逼近，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大力提倡“文山精神”，欲借其忠义之气激励民族精神，共御外侮，有其必要性和进步意义。
受政府大力提倡的影响，吉安当地士绅也积极行动，向社会募捐资金，重建了损毁的螺山文天祥祠：
民国廿四年，岁在乙亥。邑人士登螺山览风景，寻宋文丞相信公国祠宇，荡然无存，一片故基，鞠为茂草，心窃伤之。乃劝本邑义士康桂林及各处同乡捐资建复，阅数月而告成，祠宇重新，巍然可观。
诚然，螺山文天祥祠的重建，吉安士绅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在迁移祠区坟茔、通令保护祠堂及周边环境方面，国民政府及吉安地方政府所起作用同样值得重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生死存亡阶段。国民政府再次大力公开宣扬文天祥等民族英雄。1938年2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表广播演讲《中华民族的正气》，对文天祥极力颂扬：
我们要复兴国家，要复兴民族，只要我们全国人士大家做到一个“忠”字，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至于在非常时期，这个忠字的关系尤大……到了宋末，因为出了一位忠肝如铁石的文天祥，举师抗元，力图恢复。两次被元兵拘捕，百计劝降，不屈而死。在狱中做了一篇《正气歌》……其浩然正气，真是充塞苍冥，凛冽万古。所以宋朝虽然灭亡，而不久就有明朝复兴，这就是得力于文天祥“磅礴于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到了明末，又有一位史可法……其忠义之气，与宋朝的文天祥先后媲美……而明朝的所以能够复兴，辛亥革命的所以能够成功，亦与宋末文天祥、明末史可法两位先生的浩然正气有很多的因果关系。……我们要复兴整个国家，要复兴整个民族，我们必须希望全国的同胞，大家都像岳飞的精忠报国，都有文天祥的浩然正气，都有史可法与国同存亡的精神。这样不但我们这次的抗战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并且一定可以达到复兴整个国家、复兴整个民族的目的。
林森在演讲中特别提到文天祥的《正气歌》，对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古代忠义之士的浩然正气推崇备至。他不仅将明朝的复兴、辛亥革命的成功归因于正气的传承，而且认为这种正气能否在全国人民身上得以传承和推广，将关系到抗战能否胜利、民族能否复兴。文天祥，一个六百多年前的古代人物，瞬间就与当下的国之存亡发生联系，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在全民抗战的形势下，强调和提倡文天祥所代表的正气与抗争精神，无疑具有积极作用，其形象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在抗战紧要关头，国民政府的其他要员也以不同形式追忆文天祥。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1938年、1944年先后两次手书文天祥《正气歌》，借文天祥“抗敌保国”之正气鼓舞全民抗战。在军事领域，国民政府也重拾民族英雄的旗帜。“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严峻形势，国民政府于1932年组建了电雷学校，培养海军人才。1935年起至全面抗战开始，先后从英国和德国进口鱼雷快艇13艘，组建为四个中队，“分别命名为‘文天祥中队（四艘）’、‘史可法中队（四艘）’、‘岳飞中队（三艘）’，另有颜杲卿中队（二艘）尚未加入战列。”以文天祥等古代英雄命名海军队伍，显然意欲以这些英雄激励将士奋勇抗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民族英雄。
“九一八事变”后，国势日危，文艺界积极行动起来，纷纷提出抗战文艺理论，创作文艺作品。1936 年，周钢鸣撰写《民族危机与国防戏剧》一文，提出六条关于“国防戏剧”的创作纲领，其中就有民族英雄的内容：
我们必须采用中外民族解放历史为题材，以提高抗敌情形，充实斗争的经验与力量……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用批判的方法整理，把它表现出来。
……此外“国防戏剧”还要表现民族英雄……国防戏剧所表现的民族英雄是真正为民族解放而牺牲奋斗抗敌，能代表大众的斗争情绪和要求的人，是群众人格典型化的英雄。
纲领虽是针对戏剧创作，但对其他文艺创作亦具借鉴作用。同年，历史学家范文澜撰《大丈夫——范文澜说英雄》一书，选录卫青、岳飞、文天祥等25位英雄人物抗击外侮的事迹，鼓励国人挽救民族危亡，做抗日的大丈夫。作家郑振铎的历史小说《桂公塘》也于同年出版。该文依据《指南录》铺演文天祥抗元救国事迹，塑造了文天祥的英雄形象。至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知识分子的抗战热情更加高涨。1938 年 3 月，文艺界齐聚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5 月初，协会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创刊，其后，“抗战文学”诞生，宣传以文天祥为代表的抵抗外族入侵的民族英雄形象是其重要内容，以期达到恢复民族自信，凝聚民族向心力，重铸民族精神之目的。
1944年，姚海妨撰《中华四英雄传》，为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四位民族英雄作传。同年，周彬主编的《十个民族英雄》一书出版，文天祥跻身其中。上述二书外，这一时期介绍民族英雄的普及型书籍如雨后春笋,但无论哪本书，文天祥均不可或缺，其民族英雄的形象日益深入人心。
戏剧方面，1940年、1942年，分别有彭子仪、吴祖光创作的历史剧《文天祥》和《正气歌》出版，1944年又有王梦鸥的历史剧《燕市风沙录》出版。著名作家老舍在其新诗《战》中也发出了向岳飞、文天祥学习的号召：
“我们高唱，歌声悲壮，为自由，为自由，齐赴沙场；历史的光荣，当仁不让，要做今日的岳武穆、文天祥！”
美术界也投身到抗战宣传中，爱国画家认识到文天祥及其《正气歌》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对激励民众抗敌的重要作用，纷纷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1937 年 8月，著名画家张善子即创作《正气歌像传》，以影响中国历史和民族精神的先贤义士为创作对象，共绘人物像 14 幅，配以跋语，而以文天祥为首页。文天祥以忠烈名传后世，自古有信国公文天祥不死宋不亡之说，故张善子以此为题材具有广泛而重大影响。不久，该书由武汉战争图书丛书社隆重推出，当政最高领导人蒋中正亲为书封面人物文天祥题“正气凛然”四字。
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文天祥身上所体现的诸如忠于国家、勇于反抗、坚持民族气节的一些列优秀品质，对凝聚人心，鼓舞中华民族的抗战斗志具有不可代替的独特作用。因此，不仅政府层面大力提倡，社会各界亦广为宣扬，并根据现实需要赋予“文山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在此过程中，其晚晴民国时期被树立起来的民族英雄形象被反复提及，兼之国家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宋末极为相似，故文氏的民族英雄形象得到强化。而传统时代被树立的“忠义”形象遭到淡化和遗忘，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位为国为民、勇敢抵抗外族入侵、捍卫民族独立的英雄形象。至此，文天祥的民族英雄形象完全确立和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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