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严步耕
最近，启皓文化引进出版了英国作家、伦敦设计博物馆前馆长迪耶·萨迪奇的《城市的语言》和《B代表包豪斯》。
经常性地，能够在英国《卫报》的讣告栏目看到迪耶·萨迪奇的身影。如同专业入殓师一样，每逢国际知名建筑设计师去世的消息传来，便能在《卫报》上读到迪耶·萨迪奇的长篇大论。仿佛没有萨迪奇的文字入殓，知名设计师们便尚未真正离世；他们的生前身后名，总在等待着萨迪奇的“盖棺定论”。由此可见，迪耶·萨迪奇在建筑设计领域的话语多么权威。
“作为一位在苏格兰工作的英格兰知名人士，你经历过种族歧视吗？”在设立爱丁堡议会的国家投票第二天，这位评论权威一早便接到了《苏格兰人报》记者的电话采访。在这个问题面前，他不知是该受宠若惊，还是该略感丢人。在他看来，这个问题背后的身份归属，似乎宣告他并不属于这个地方。除此之外，他的名字读音和他的说话口音，都让他感到自己的格格不入。
在家庭内部的话语交流中，他的父母几乎不说英语，而是使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但他自己的口音是从BBC家庭频道的主持人发音学来的，以致于他经常会为了纠正父母的英语发音而让家庭陷入尴尬难堪的氛围。尽管他自小出生在伦敦，但家庭的血统来自于前南斯拉夫。
在他很小的时候，迪耶·萨迪奇的父亲曾为BBC世界频道工作，也曾参与过纽伦堡审判的报道工作。在战后，他的父亲却服务于总部位于贝尔格莱德的国营新闻机构新南斯拉夫通讯社，甚至为铁托政府经营着一份“贿赂基金”，借此来争取国际友人而影响民众的支持。巴尔干半岛的局势变化，让他的父母经历了两次丧失祖国的流民身份：在他们上学之前，原本的祖国早已不复存在；随后的巴尔干战火，他们随后归属的国家也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最终，加入英国国籍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公民。
由于自小就成长于伦敦，这种家族的遗印并没有给迪耶·萨迪奇带来身份的困惑。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幸运的特权，反而潜移默化地让他拥有了多重的视角去看世界。无论是早年在媒体的生涯，还是后来的馆长身份，抑或在世界各地的策展人身份，让他多了一份理解的姿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过分的宽恕。在面对同行的辩论或涉及原则等问题时，他也会展现出嗜血的一面，就像2003年他给英国最悠久的周刊《旁观者》撰写的长文那样，以毫不妥协的气势猛烈抨击了数位朋友的原则性问题；或者，面对约翰逊·鲍里斯在伦敦市长时期的城市大跃进政策，在英国各家媒体持续开火……
《城市的语言》，[英]迪耶·萨迪奇著，张孝铎译，启皓文化丨东方出版社2020年5月版
或许，这种生活的多重性，让他自身培育出更加珍视生活的视角？
城市评论也好，设计收藏也罢，在历史谱系的认知文字里，总融合着生活经验的感性认知和严肃讨论。就像威廉·曼彻斯特谈论美国大萧条时选择从避孕套的销量开始谈起，迪耶·萨迪奇对艺术和设计的点评，很可能会从香港购买的一件雨衣、抽屉角落的护照封面乃至屁股下面的一个毛绒垫开始说起。而这些，都是建筑评论家或设计评论家们不屑于凝视的东西，又或者他们觉得应该去谈论更加高尚的设计，而不是为这些自掉身价的东西浪费时间：“人们总会把无用的东西看得比有实际用途的东西更有意义。这个世界完全不崇尚受实用主义影响的艺术，受功能性所累的设计作品更要屈居其下，与这种等级观念相匹配的文化层次结构随之孕育而生。”但是，“日常物品不仅仅是平庸的杂物，它们也是创造性智慧的产物，是设计师对如何使用它们、如何制造它们进行思考的产物。”（迪耶·萨迪奇《B代表包豪斯》）
甚至，他从电子游戏《侠盗猎车手》中去发现设计的空间和美学：“一群银行劫匪从银行移动到金库，再到街道、地铁，最后再回到大街上，一路射杀警察，画面中的动作一刻都没有停顿，一切都在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连贯的城市中展开，所有的场景都无缝地连接在一起。”在他看来，这位游戏评论家的话语就像是影评人在谈论着库布里克或柯布西耶的成就；并且，“这也正是新一代建筑师定位和设计空间的新方式。”
又或者，他还出乎意料地把禁忌之物请进了自己所在的英国设计博物馆。2012年，英国设计博物馆永久珍藏了一支AK-47步枪。在世人眼中，这是苏联在1947年开发的一款臭名昭著的冲锋枪，收藏的行为必然会引发敌意式的大众疑问，何况武器并非博物馆的寻常之物，甚至是禁忌之物。AK-47的设计，用于近距离的短程杀戮，坚固可靠、成本低廉且易于批量生产。对于艺术设计而言，批量生产是个带有否定性色彩的元素，在道德面前必然是禁忌的存在。
但在迪耶·萨迪奇看来，尽管设计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工业化，恰是工业体系催生和运用了设计，不能因为过分的道德批判而抹杀设计本身的存在。甚至，我们对于很多设计本身的态度过分夹杂着可疑而偏袒的道德批判，就像我们面对AK-47一样。同样作为战场武器的喷火式战斗机，这类技术设计就争议较少，原因在于它在保卫民主和抵抗极权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就像预防疟疾的药物是英美两国在东南亚蚊虫肆虐的丛林作战中发明出来的一样，而时下盛行的3D打印最早应用于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的应急军事备件制造。无形之中，设计本身在历史的审判中裹挟着偏见式的意识形态。尽管我们不该去美化或神话作恶的武器，但这类设计本身代表着对事物性质的争论，也告诉我们设计本身可以被解读出多重含义，那么它们在人类设计史上就足够拥有一席之地。
这就是他眼中的设计之道。
《B代表包豪斯》，迪耶·萨迪奇著，齐梦涵译，启皓文化丨东方出版社2020年5月版
当然，他的身份也足够庞杂，除去英国设计博物馆馆长的职务之外，早年还干过媒体，曾是著名设计杂志《蓝图》杂志的联合创始人，还策划主持过英国城市建筑设计与英国城市建筑展、2002年威尼斯建筑艺术双年展等大型艺术盛会，曾担任伦敦金斯顿大学艺术设计和建筑系主任，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等。
早在1971年，年纪轻轻的他也曾因撰稿而卷入了著名的奥兹案（Schoolkids OZ）。这场审判是英国法律史上最长的淫秽性案件，得到了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等知名人士的辩护，列侬还特意为《OZ》杂志创作了一首单曲《Do The Oz》。
按理来说，卷入这么一件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足够拿出来向后世炫耀的。但在事后被记者问及时，他毫不遮掩地一笔带过：不过是当年少年意气而已。他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全球各地的艺术设计和建筑评论方面。对于自己创办的设计与建筑评论杂志《蓝图》（Blueprint），他在《B：蓝图》一文中调侃道：“我们的杂志订阅数量有限，只在令人沮丧的名人崇拜方面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而追星的狂热似乎却威胁到了建筑与设计。”甚至，“合作伙伴一旦登上《蓝图》的封面，不久就会分道扬镳，这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令人不快的惯例，仿佛结婚照片出现在八卦杂志《你好！》封面上的名人终将以离婚收场。”
《OZ》第35期封面：编辑用拿着“震动棒”的猪来调侃当日突袭的英国警察。
列侬参加抗议以及为《OZ》创作的单曲《Do The Oz》。
迪耶·萨迪奇认为，“城市的建设者，即便不是彻头彻尾的幻想家，也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在他看来，城市的发展是由不切实际的改良家、存心刁难的强迫症患者、愤世嫉俗的老手和投机者混合而成的。之所以选择成为作家、记者、编辑和策展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尽管早年受过建筑设计的学术训练，但由于自己在建筑方面毫无耐心且庸碌无能，“永远不去建造任何建筑”变成了“爱国的责任”。
1 城市塑造往往是
无从预判的意外结果
新京报：在《城市的语言》中，你写道：“城市由物质塑造，也由理念铸就。在这两种情况下，城市往往更像是各种行动的意外后果带来的产物。”如何去理解“意外后果”？
迪耶·萨迪奇：之所以说“城市往往更像是各种行动的意外后果带来的产物”，是因为城市规划者雄心勃勃地想要铸就某些变化时往往适得其反，殊不知，他们行动的结果往往与预期相违背，甚至走向了他们理念的对立面。这就好比我在《城市的语言》中所举的伦敦这个例子一样，当老码头区因集装箱杀死了上游码头而遭遇困境之际，伦敦花了很大力气，想通过工厂补贴的方式来引进新型产业。未曾意料的是，这些补贴最终并未让该片区域成为工业园区，反而成就了写字楼的崛起，进而使码头区迅速成为了欧洲第二大金融中心。
我真正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城市规划并非一蹴而就，也非一厢情愿之事，城市塑造往往是无从预判的意外结果。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城市生活的现实境遇，就是去理解预期与结果之间的落差到底有多大。
新京报：投资集中让少数规模越来越大的城市发挥了维持整体国际地位的重要作用，但这种辉煌的背后意味着城市资源的极度不均衡，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其他城市发展的公平性和均衡性，也意味着伤害了社会性的公平原则。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这种矛盾性？
迪耶·萨迪奇：贫富差距造成的压力，是每座城市的现实境况。美好的城市，往往是以最为公平的管理模式来消除贫富对立的紧张关系。数千年来，城市向来都是帮助极度贫穷的群体改善状况的有效机制。当这些群体能够持续地实现阶层流动时，城市本身也得以持续发展。
在我们时代，城市不得不面对的是两极分化的问题：贫富之间的悬差，越发极端地加剧。有些城市的生活成本越发昂贵，以至于年轻一代即使身怀绝技也只能举足不前。这就削弱了他们为城市做出贡献的能力。一座城市该如何去控制这种发展趋势呢？这并非简单的问题，而是意外结果的另一种可能。然而，任何一座“真正”的城市，其精髓就在于能够实现贫富之间的共同发展。
印度富豪耗资10亿美元打造的27层豪宅，因风水不好而空置。
新京报：你在书中也谈到过英国脱欧对于英国城市地位、英国房地产市场及其城市生活的影响。如今看来，英国脱欧给英国城市带来了你预料的后果吗？
迪耶·萨迪奇：在我看来，脱欧运动是外围城市对大不列颠中心城市伦敦的某种报复。在其他城市看来，中心城市的繁荣发展是以牺牲它们为昂贵代价的。伦敦是欧洲的信徒（它受益于欧盟），郡区城市为了惩罚这座首都之城，采取了背道而驰的反叛之途。
毫无疑问，退欧运动给伦敦敲响了警钟；伦敦方面也从中受训，务必要分出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建设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此外，脱欧运动破坏了英国的凝聚力量，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也在寻求方式获得更大的独立性。
最近的四个月来，世界各地发生了太多事情。较之于与欧盟之间的关系问题，英国在其他方面更紧要的事情要面对。英国不像以前那么欢迎欧洲其他国家的国民，这种态度的影响，已经扩散到英国大学校园之内了，当然新冠肺炎疫情对此也有影响。对于海外买家而言，英镑的贬值让英国的房地产变得更加便宜了，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对市场崩溃有着一定的阻滞作用。
然而，病毒加速了这一切正在发生的变化，线上零售业急剧发展，二线乃至一线的商场陷入了窘迫的困境，居家上班也成了习以为常的事。这就像我们习惯了骑车走路，但为了防止感染，汽车已经成为了个人防护最有效的选择了。
新京报：谈到伦敦，对于伦敦这座城市的建设，你似乎对鲍里斯一直持批评态度。而你在1999年，曾执导过格拉斯哥的城市建筑。在你看来，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迪耶·萨迪奇：对于热衷于纪念建筑的市长们，我是满怀迟疑的。培育一座城市，需要足够等待的耐心，也应该聆听市民的心声，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去拥有多少高端建筑。城市问题的快速解决办法，或照搬别人尝试过的成功经验当然是很诱人的，但城市是百端复杂的有机体，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任何措施都可能引发意外后果。
新京报：硅谷模式成为全球各国纷纷效仿的城市发展计划，中国很多城市也在不同的区域进行类似尝试，或者仿照硅谷的命名方式。在你看来，硅谷何以成为硅谷？你如何看待硅谷的发展模式？硅谷能否给全球各地带来城市建设的某些启示？
迪耶·萨迪奇：将深圳与硅谷相提并论会更有意思。深圳是从一个小村庄发展成规模巨大的城市的，而在深圳变身为经济特区之时，硅谷的核心库比蒂诺不过是一座两万五千人口的小镇。如今，库比蒂诺的人口已达5万人，尽管它可能是现代数字世界的中心地带，但它依然不能称之为一座城市。如果没有旧金山在周边为它提供城市动力的话，硅谷是不可能成功的。
硅谷的企业
2 疫情会如何改变城市生活？
新京报：今年的疫情对全球城市生活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是否给我们提供了某些重估城市生活价值的教训或启示？抑或，对于一个世纪以来的城市建设方案、城市生活理念，这次疫情是否带来了人类生活价值重估的危机与机遇？
迪耶·萨迪奇：当疫情蔓延之际，你我身处其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切问题。疫情所带来的冲击，正逐步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摧毁着我们从城市生活、群体交流和密集聚合所获得的共同体验。我们曾经以郊区生活为参照，反思过城市中心的生活方式，也曾逐步减少对汽车的依赖；但如今，这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汽车，已然化身为个人防护设备的终极形态。
在医疗突发事件对城市生活形态造成巨大冲击方面，实则早有先例。在19世纪的巴黎和伦敦，霍乱疫情每年都造成数千人的死亡；勒-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理念及坐落在公园绿地上的高层公寓，便是因此孕育而生。然而，柯布西耶所塑造的城市样板，终究不为人们所喜欢。
新京报：从你自己在疫情期间的生活变化来看，这次持久的疫情将会改变城市生活的哪些方面？
迪耶·萨迪奇：这让我意识到，居住空间之于生活的感受是多么的重要。我有一座房子，就在最优雅的城市公园——摄政公园附近，它也被誉为19世纪早期城市规划的典范。我的这座老房子，天花板很高，窗户也大。如果住在一个毫无绿化的公寓社区，那我的感受就大不一样了。
我们所热爱的城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创伤，在未来几年里，曾经的熙来攘往和朝气蓬勃想必难以恢复。我想，我会怀念当下的清新空气和独处自思；当然，在这几个月来的屏幕生活之后，与友会面的社交礼仪也会变得更加可爱。
新京报：在中国当下的城市建设中，尤其以阿里巴巴所在的杭州为模范，全国各地城市纷纷打造智慧城市。你也曾经对此评论说：智慧城市或许已经成为市场营销的庸俗手段。你怎么看待全球各地正在火热制造的“智慧城市”？数字技术革命将给城市及其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迪耶·萨迪奇：我所担心的是，智慧城市的概念会对城市本身的真正含义带来误解。城市并非电脑线路，它关乎的是人之本身，也关乎于意外的可能，抑或关乎于无限的邂逅与艳遇。智慧城市，是众多公司向市长们极力推销的新型概念。当然，智慧城市能够让红绿灯形成环环相扣的交通方式，借此降低车辆的油耗，从而减少能源消耗。还有，利用人工智能能够迅速匹配出租车与出行者，减少城市交通的路面流量。这些是“智能”概念所能带来的积极意义，但是于我而言，它并非万全之策，因为它取决于城市能否得到控制，而非仅仅依赖于智能算法。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希望验证：人类能够完全掌控这个庞大的系统。
新京报：同样地，数字技术革命也让博物馆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今的博物馆，在我们时代需要面对的事物反而是那些非物质的存在，而博物馆很大程度上接纳的是物质的实体。那么，未来的博物馆将如何面对这一趋势？
迪耶·萨迪奇：在疫情颠覆一切之前，我对博物馆的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数字时代的模拟现实博物馆也是一个经验交流的社交场所。在模拟博物馆中，他们可以合起笔记本电脑，去感受物理世界的现实感，这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部分。
如今，这一切已然“此一时彼一时”了，但它们的价值依然不变。不过，博物馆存在另一重作用，这与它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价值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博物馆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集中展示那些描述我们世界的艺术物品和思想观念，同样也是为了探讨这些东西的真正涵义，以及预测未来将会发生什么。
新京报：曾经水运改变了全球城市格局，而后是铁路、交通和经济等方面重新塑造了城市格局，在东方世界则更多由权力塑造城市格局。塑造全球城市格局的力量一直在变，您认为接下来塑造城市格局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哪些？
迪耶·萨迪奇：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水，不仅具有交通方面的意义，还具有资源方面的意义，当然也意味着权力。曾几何时，城市由人类步行的身体力行所形塑，比如从住所到公司能走多远。而后，铁路和汽车改变了城市的形态。如今，我们需要的是碳中和的城市，它同样关乎交通方式，但也关乎我们热爱的生活方式，还关乎我们工作的场所。
新京报：你的女儿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她有一部小说就是谈论社交媒体对现代生活的影响。你怎么看待社交媒体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
迪耶·萨迪奇：你竟然了解我女儿的著作，我非常感动。我也为她感到骄傲，奥利维娅是位出色的作家——有哪位父亲不会这么说呢——她写小说，是为了探索这个世界。我深知自身没有撰写小说的能力，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彼此都在借助不同的方式去探索同样的问题。通过自己的小说，她写出了社交媒体的时代影响。
尽管不写小说，但我仍然关注着社交媒体如何摧毁关乎你我的城市生活。推特就像是中世纪滥用私刑的乌合之众，通过传播谣言，将我们拖入非理性的深渊。我们无法远离社交媒体，但在虚拟时代的数字生活中，迫切需要重寻城市生活的独特品质。
新京报：你从伦敦设计博物馆馆长的行政职务退位之后，担任名誉馆长职务，以维护设计博物馆与知名捐赠者之间的联系。近些年来，欧洲的绿党迅猛崛起，很多环保人士和左翼人士都纷纷抗议博物馆接纳了“黑金”，也即博物馆不该接受不利于人类和平或人类环保的企业捐赠。对此，你怎么看待？
迪耶·萨迪奇：看到博物馆在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的冲突之间沦为攻击的目标，这是非常难过的事情。博物馆之所以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就在于它是面对公众开放的公共场所，而在财务方面却脆弱不堪。
被示威者抨击的企业能够聘请知名律师，也能招募保安，甚至还能安装铁丝网。但是，博物馆不能如此为之，否则有损于它的使命。由此，博物馆成为了抗议示威的代理目标。博物馆的工作就是为问题的论辩提供舒适的场所，让公共讨论的社会功能充分发挥。当然，博物馆终究无法做到中立，它们能够讲述自己的神话，也被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所形塑。博物馆所能依赖的，是策展人的尽职尽责。
3 保持开放的城市，才充满无限可能
新京报：近期，由于美国黑人佛洛伊德的死亡事件，在欧美社会发酵成了拆除雕塑运动。甚至，英国近期也在讨论那些历史性雕塑的存废问题，甚至丘吉尔的雕塑也遭到了破坏。你怎么看待这项抗议运动？
迪耶·萨迪奇：每一种躁动不安的文化情绪，都会破坏往昔的遗迹，就像萨达姆·侯赛因的雕塑被推翻所示范的那样。良性的文化，能够让现在与过去达成和平共存。1918年，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列宁通过政策的实施，拆除了沙皇及其党羽的纪念碑，代之以纪念从斯巴达克斯到丹东的众多革命者雕像。无论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终结，还是苏联的解体，大批的雕塑被移除，前者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塑，后者是列宁的雕像。
就个人而言，我对推倒雕塑的问题更加关注，而非越发棘手的种族压迫问题。
新京报：在英国卫报的意见栏目，英国评论家们更倾向于拆除富有争议的雕塑，进而重估大英帝国的历史遗产，其中包括当年的殖民史所带来的种族压迫史，甚至包括丘吉尔的种族态度等。你对英国“推倒雕塑问题”是如何看待的呢？与此同时，对于美国的推倒雕塑运动，有人说意在重估美国内战的历史意义，以及重估历史人物雕塑之于城市生活的日常意义。在你看来，推倒雕塑能否重塑生活叙事，重构城市理念？
迪耶·萨迪奇：我曾听一些评论家们建议，他们乐于在议会广场看到丘吉尔站在甘地和林肯的身旁。然而，在尼日利亚也有过一场甘地雕像的移除运动，因为甘地曾就非洲问题发表了一些颇具争议的言论。在我看来，我希望有些雕塑可以保留下来，因为它们太过于亲切了：没有纳尔逊纪念碑的存在，伦敦就太不一样了，尽管它并非多么出色的艺术作品。对于那些出自不良之人的伟大艺术作品，我也不觉得必须移除。因为，对于丑陋的艺术品、不良的艺术家或劣迹斑斑的当事人来说，很难说清楚到底谁才是更坏的那一个。
爱德华·科尔斯顿的雕像被推进河中。
新京报：最近，英国牛津大学的奥里尔学院投票表决，赞成移除维多利亚时期白人殖民统治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塞西尔·罗德的雕像，并决定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对围绕罗德雕像的关键问题进行调查。你怎么看待牛津大学的这次决议？
迪耶·萨迪奇：一代人创造一代人的历史。
新京报：除去那些具有历史争议性人物的雕塑之外，城市本身也存在着很多争议性的建筑实体，不唯独是涉及到种族主义的建筑实体，也可能是其他方面的争议，甚至仅仅是因为丑陋本身而具备争议。这些城市建筑应该如何对待和理解呢？
迪耶·萨迪奇：时间很重要。时间允许我们发现纪念建筑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意义。在波兰的首都华沙，约瑟夫·斯大林给这座城市建造了科学文化宫。这座具有纪念意义的塔式建筑，最初被视为压迫的象征，在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时代，华沙新一代进步青年重新赋予了它更多的进步意义。
photo credit：Muhsin Akgün，由迪耶·萨迪奇提供
新京报：你的父母来自于东欧，据说家庭内部的交流语言还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erbo-Croatian ）？你的身世背景是否会给你带来某些内心的冲撞或身份的困惑？在全球各地进行策展之际，这种混合的身份是否对你在策展和城市评论方面有着一定的影响？
迪耶·萨迪奇：我没有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过困惑。我很清楚自己拥有一个复杂的身份，它对我去理解世界的复杂有着重要的作用。不得不说，有幸拥有这样的身份背景，也算是一种“特权”，一种拥有多重视角的特权。
新京报：如今，中国的城市化运动突飞猛进，城市建设的速度几乎超越了全球各国的速度。你也多次来过中国，据你对中国城市发展的观察，你觉得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城市建设存在着哪些方面的利弊？
迪耶·萨迪奇：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不仅能够从欧洲的城市化历史中汲取教训，也可以从中获得经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自身的经验才是最佳的道路。1992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从首都机场进入市区的道路，还是两眼摸黑的双车道。傍晚六点，夜幕降临整座城市。我很幸运能看到它当年的模样，如果没有这份亲身经历，就无从理解今日中国的现实境遇。
新京报：在很多大城市，由于昂贵的房价和房租，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但另一方面，城市化运动也的确带动了个人和社会的进步。从全球城市发展史的角度而言，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迪耶·萨迪奇：对于城市而言，让新人才难以立足是个不好的信号。很多城市都有这个问题，问题的根源则不一而足。比如，纽约就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超高层建筑不断卖给国际客户带来了楼市的火爆，另一方面，租金管制使得居住空间的利用率越来越低。再比如，三十多年来，伦敦的人口在不断增长，社会住房却早已停止建造。没有充足的住房所造成的巨大后果就是，工人街区早已变成了截然不同的社区。
因疫情导致的经济冲击，会影响到纽约和伦敦的城市发展。或许，城市环境会变得更加邋遢，但生活成本也会随之降低，这将给年轻人带来更好的发展机会。那些停滞的城市，无非两种存在形态：要么太穷，改变的希望遥遥无期；要么太富，阶层固化得越发糟糕。那些保持着开放的城市，才是充满可能性的城市。
采写 | 严步耕
编辑 | 宫照华校对 |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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