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扬 杜甫研究学刊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草堂》（今《杜甫研究学刊》）1981年创刊号。
刘开扬（1919—2014）
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教授
少陵不以文名，然所作之文亦不少。《崇文总目》但称“《杜甫集》二十卷”，今影印《宋本杜工部集》王原叔记谓编诗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称王洙原叔编定《杜工部集》诗及别录杂著二卷合二十卷。又称黄伯思长睿所校《校定杜工部集》杂著二十九首别为二卷合为二十二卷（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八下），此本今佚。知宋时杜文之编集已大体确定。清人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编杜之诗为二十三卷，文亦二卷；杨伦《杜诗镜铨》编诗为二十卷，末附清初张溍上若所作《杜文注解》亦二卷，大抵其文占其诗十之一耳。
历来杜诗为人所重，而文则否。秦观少游尝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也”（严有翼《艺苑雌黄》引）。陈师道进而言之曰：“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后山诗话》）。又独称：“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同上）。所谓“杜以诗为文故不工”之工，即“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之好。此对杜诗则颂之至矣，而对杜文则就其体而贬之，亦云深矣。秦观、师道之论出而影响甚大，世人佥以杜文为不足重矣。
幸蔡絛《西清诗话》曾驳之曰：“杜少陵文自古奥，如'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万象，却浮云而留六龙'，'乃舞陵乱，又浩乎春风壮而江海波＇，其语磊落惊人，或言无韵殆不可读，是大不然。苏东坡《有美堂》诗云：'天外薰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盖出此也。”严有翼观此段，亦不然秦少游之说云：“杜少陵文自古奥，（蔡氏）所举数语，出《朝献太清宫赋》（按末语出《朝享太庙赋》），诚磊落惊人，此不谓之有韵之作，可乎？窃意少游所谓无韵不可读者，不过《伐木》诗序之类而已”（《艺苑雌黄》）。按，宋人所言之文，与诗对言，乃包括赋及杂文，而前此六朝文、笔对言，文包括诗、赋，秦少游所言无韵有韵，既对诗、文而言，则无韵即文，包括赋及杂文，有韵即专指诗，况少陵赋尚有序及进赋表全不用韵，严氏谓秦少游但言《伐木》诗序之类者，不过作调人之说而已。后陈振孙云：然开元以前文体大略如此。若《三大礼赋》，“世言子美诗集大成，而无韵者几不可读，辞气壮伟，又非唐初馀子所能及也”（《文献通考》卷十八下《杜工部集》条引《书录解题》，前文体大略如此，此语甚堪注意。张溍《杜文注解》卷一《三大礼赋》后原注引刘克庄《后村诗话》，曾对秦观之论加以驳斥曰：
前人谓杜诗冠古今，而无韵者不可读。又谓太白律诗殊少。此论施之小家数可也。余观杜集无韵者，惟夔府诗题数行颇艰涩，容有误字脱简；如《大礼》三赋，沉着痛快，非钩章棘句者所及；太白七言近体如《凤凰台》、五言如《忆贺监》、《哭纪叟》皆高妙。未尝细考而轻为议论，学者之通患。韩退之尝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则物之浮者小大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此论最亲切。李、杜是甚气魄，岂但工于有韵者及古体乎？（《后村先生大全集》一七六《诗话》后集）
张氏引此，自属赞同其说。综观张氏之注解，于杜文未尝稍指其瑕，而颇多赞语，较陈振孙之只称《三大礼赋》为胜，但所注解者亦太简略，且亦未堪定论，误解之处，往往而有。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近人注杜”条只称其与黄生《杜诗说》等“各有所长”，而于“杜文注释”条及《唐兴县客馆记》、《东西两川说》等作后评语则仍祖述秦等之说，且加以发挥曰：
古人诗文兼胜者，唐惟韩柳，宋惟欧公、大苏耳。且以司马子长之才，有文无诗，知兼美之不易矣。少陵诗名独擅，而文笔未见采于宋人（？），则无韵之文，或非其所长。集中所载墓志，尚带六朝馀风。惟《祭房相国文》，清真恺恻，卓然名篇，其代为表状，皆晓畅时务，而切中机宜。
鳌按：韩文多文从字顺，而作诗务为险奇，杜诗皆熔铸经史，而散文时有艰涩，岂专长者不能兼胜耶？皆当分别观之。
今按读晁、董诸策，气味醇厚，而言词剀切，此文无段落结构，而兼有拙涩之语，特一时率笔成篇耳，不及汉人远矣。仇氏之论，虽然自有其理，窃以为亦未尽当。杜文诚不及韩柳欧苏，然较之王杨卢骆诸人，亦自有其特点。若方之太白，虽无白书、序之才华横溢，而亦少其庸下之处，大苏而下，又每流于滑易，若杜少陵之文，清拔奇峭，独树一帜，谓为开韩柳风气之先者，何不可邪？再仇注杜文乃据吕东莱及朱注，间附评释，后虽重注，然可补订者亦多。此本文之所为作也。
世人每读杜诗而厌读杜文，以为非其所长，于我何益，盖未深思耳。杜文与太白、独孤及诸人之文亦四杰之后、韩柳之前文章发展之里碑也，平实而论其得失，则知陈师道之论亦不过如杜所云“今人嗤点流传赋”（《戏为六绝句》），而杜文正所谓“当时体”，陈振孙所谓“开元以前文体大略如此”也。欲知文章发展之历程者，不可不读杜文也。
抑有进者，杜诗思想内容之为爱国与关怀民生，人皆知之矣，同出子美一人之手，或同时、或先后所为之杜文，独无此思想内容乎？有之，如《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唐兴县客馆记》、《说旱》、《东西两川说》等作是矣。《杂述》、《秋述》之言进贤，《雕赋》、《天狗赋》引喻大臣立朝，壮其不同凡兽，不可取乎？《祭故相国房公文》之赞房琯，尤为子美生平著意之文，治杜诗者，不可不参读也。杜诗与杜文相表里，知其一不知其二，可乎？研究杜之生平者，亦不可不精研杜文也。
杜甫在唐位不过拾遗，入严武幕后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然平生抱负，关注朝政与民生，多所建言论述，是则治唐史者不可忽之也。《新唐书》本传谓“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既失之矣，司马君实述房琯事若不直，亦由未参据杜文与杜诗故也。
末学浅识，窃不自量，欲对杜文略事研讨，乃以平时所作批语，加以删增，缀为此文，名曰杜文窥管。其有疵颣，敬希方家正之。
是为序。
进三大礼赋表 刘勰谓“表以陈请（《御览》作情）”。又谓“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御览》作制）巧，随变生趣，执辔有馀，故能缓急应节矣。”少陵此作，朴实无华，视陈思为逊色，盖由孔明《出师表》来，求其志尽文畅而已。“与麇鹿同群而处，浪迹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之年矣”，三句为逆叙，此作诗常法，文亦如之。“窃慕尧翁击壤之讴，适遇国家郊庙之礼”，语尤挺健，若加铺叙至于四句，则文气恐弱。尧翁者，康衢老人也，击壤之讴即日出而作之歌也。“不觉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此自诗序来，故下云“抑亦古诗之流，希乎述者之意”，张上若解谓“不嫌自誉”，殆未辨乎此也。仇亦失注，故补及之，“然词理野质，终不足以拂天听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虽属自谦，隐然以长卿《封禅书》相拟，《封禅书》长卿卒后方为所忠往取以献，子美虑其文湮没，故谓“恐倏先狗马，遗恨九原”，不惜往投延恩匦中，此当时之制也。所云“不敢依违，不敢激讦，默以渔樵之乐自遣”，“窃慕尧翁击壤之讴”，皆不得已也。子美用世之志尽于本篇，“岁贡豪俊”，“仄席思贤”二语可见也。献《三大礼赋》乃自荐之媒介，其心甚苦，不得以其事无聊而忽之也。“臣甫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李峤、张九龄上表中所常用也。盖本之汉金石刻（《容斋续笔》卷四）。
朝献太清宫赋 《旧唐书·玄宗纪》：“天宝九载十一月己丑制，自今告献太清宫及太庙改为朝献，巡陵为朝拜，告宗庙为奏，天地享祀文改昭告为昭荐，以告者临下之义故也。”此篇虽为祀老子文，然“兹火土之相生，非符谶之备及”，“窃以为数子（张苍、刘向等）自诬，敢正乎五行攸执”，评及符谶之邪说；“炀帝终暴，叔宝初袭，编简尚新，义旗爱入，既清国难，方睹家给”，言唐以仁义而兴，见老杜之政治思想。“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凤凰威迟而不去，鲸鱼屈矫以相吸”，述太平之景象，实老杜之理想，可与《戏为六绝句》、《秋兴八首》等诗相参读也。意新语壮，读之者自能辨之。末云：“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优游以自得，况是蹴魏踏晋，批周抶隋之后，与夫更始者哉？”仇注谓为“另作转语”，“讽谕隐然”，要之祖长卿等之从容辞令，莫敢直谏也。
朝享太庙赋 首云：“初高祖、太宗之栉风沐雨，劳身焦思，用黄钺白旗（《文苑英华》作旄）者五年，而天下始一。”此述唐之创业，文至简括。《行次昭陵》诗亦云：“旧俗疲庸主，群雄问独夫，谶归龙凤质，威定虎狼都。”庸主则并六朝诸君言之；独夫谓炀帝；群雄谓李密等；言谶归，通常之谀词，偶未检点；诗以太宗为主，以所过为太宗昭陵，与《朝享太庙赋》之并享高祖、太宗为异也。“昔武德已前，黔黎萧条，无复生意，遭鲸鲵之荡汩，荒岁月而沸渭。衮服纷纷，朝廷多闰者，仍亘乎晋魏。”此数语述隋以前之衰世，借“臣闻之于里曰”言之，乃家喻户晓之事。“惟神断系之于是，本先帝取之以义。”《行次昭陵》诗则曰：“往者灾犹降，苍生喘未苏，指麾安率土，荡涤抚洪炉。”于此赋亦见杜之关心民生，自来皆然也。惟以献赋之故，于当世不免粉饰，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之揭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为刺谬耳。“臣窃以自赤精之衰歇，旷千岁而无真人，及黄图之经纶，息五行而归厚地”，此虽云粉饰现实，然亦有故：《朝献太清宫赋》之言“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纳处士之议，承汉继周，革弊用古者，据《旧唐书·玄宗纪》：“天宝九载九月乙卯（《新唐书·玄宗纪》作辛卯，《通鑑》则系于八月，误），处士崔昌上五行应运历，以国家合承周汉，请废周隋不合为二王后。”故以唐为承汉继周也。至十二载五月方复旧（并参《礼仪志》四）。
次段以“壬辰，既格于道祖”总结上篇朝献太清宫之事，以起下癸巳朝享太庙，称“是日”者，即癸巳（正月初九日）也。述銮舆之出曰：“具礼有素，六官咸秩，大辂每出，或黎元不知。”按《汉书·郊祀志》云：“杜邺说（王）商曰：······行秽祀丰，犹不蒙祐，德修荐薄，吉必大来。古者坛场有常处，尞（燎）禋有常用，赞见有常礼，牺牲玉帛虽备，而财不匮，车舆臣役虽动，而用不劳，是故每举其礼，助者欢说（悦），大路所历，黎元不知。”师古注：“大路，天子祭天所乘之车也。黎元不知，言无徭费，不劳于下也。”仇注引作谷永疏，误矣。《谷永传》称“永于经书，汛为疏达，与杜钦、杜邺略等，不能洽浃如刘向父子及扬雄也”，子美雅好经术，于汉之言事者甚注意（《进封西岳赋表》曰：“臣本杜陵诸生，年过四十，经术浅陋，进无补于明时。”又有《秋兴八首》之三曰：“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微”之句）。此云“大路每出，或黎元不知”，亦其“穷年忧黎元”（《奉先咏怀》）之所本欤！赋文又述玄宗之虔宿斋宫曰：“气凄凄于前旒，光靡靡于嘉栗（善谷旨酒），阶有宾阼，帐有甲乙，升降之际，见玉柱生芝，击拊之初，觉钧天合律。”仇注：“玉柱生芝，前此昭感，钧天合律，声乐始奏也。”按大同殿柱生玉芝，虽天宝七、八载事，此云见者，引为实见祥瑞也。钧天广乐乃出《史记·赵世家》：“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此云觉者，亦赞其乐之美，仇注引之而但言“声乐始奏”，亦不甚当。
三、四二段：子美之描述乐舞也，亦甚着力为之，如云：“八音修通，既比乎旭日升而氛埃灭，万舞凌乱，又似乎春风壮而江海波，鸟不敢飞，而玄甲嵺以岳峙，象不敢去，而鸣佩剡爚以星罗。”此不似《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之“燿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乎？诗文互用，愈作而愈工也。赋文又写太庙之时景曰：“桐花未吐，孙枝之鸾风相鲜，云气何多，宫井之蛟龙乱上。“安能谓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乎！
五段颂配享功臣殷、刘、房、魏，“中摩伊、吕，上冠夔、偰（契）”，其语亦犹《奉先咏怀》之以稷、契为比也。“丹青满地，松竹高节”，二语何其挺秀。自唐兴以来，若此时哲，皆朝有数四，名垂卓绝”，谓若此之辈，历朝皆约有数人，如殷、刘、房、魏者，语何其简，亦文从字顺，张上若谓“数四字意未详”，不知则阙，此犹可也，仇氏注引《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曰：“数四所加”。按范蔚宗之原文曰：“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不过）特进、朝请而已。”而仇氏误断其句。李善注谓寇恂邑万户，邓禹食邑四县，耿弇二县，贾复六县。刘良注直谓：“言高功大业，所封不过四县，加位不过特进而已。”《晋书·孙盛传》：“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参以《通鑑》卷二一六：“天宝九载十月，安禄山······函其酋长之首以献，前后数四。”其意尤明。仇氏之意果何谓乎？
六段言祭之诚。七段言祭毕推恩：“沛枯骨而破聋盲，施夭胎（少亡及孕者） 而逮鳏寡”，似均照例之文章。八段代丞相对帝陈辞，其时李林甫、陈希烈当国，林甫奸险，希烈柔易，为林甫所制，虽杜曾有六载落第之经历，早识其奸，然斯时献赋亦不能不设想其谦逊与能谏诤于帝：“如此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报乎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且如周宣之教亲不暇（《诗小雅·黄鸟》刺其以阴礼教亲而不至，联兄弟之不固），孝武之淫祀相仍，诸侯敢于迫胁，方士奋其威棱，一则以微弱内侮，一则以轻举凭虚，又非陛下恢廓绪业，其琐细亦曷足称？”张上若谓“归于谲谏”，是也。又谓“玄宗好神仙，而公言及此，不愧拾遗。”拾遗肃宗所授，此时乃为布衣，何其谬哉！
末段回驾，述甲午将有事于郊坛，此与次段之述壬辰朝献太清宫之作法相似，使上下二赋与此成一完整之大篇，结尾云：“宿夫行在如初。”此句乃止乎所不可不止，笔力千钧。杜之诗文均重篇章结构，语尤锻炼，至可法也。
三赋之中，此篇实最可取，故详言之，胜于他二赋。
有事于南郊赋 此谓合祭天地于南郊也，与朝献太清宫均事属无谓，然赋文时有佳句，见子美之为人性耽于此也。如叙斋宿仪卫谨严也：言山川震悚，则“战岐栗华，摆渭掉泾”也此犹可云拟扬雄《河东赋》句也；言天地豫顺，则“地回回而风淅淅，天泱泱而气清清”也；言“甲胄乘陵”，则“转迅雷于荆门巫溪”也，言“玉帛清迥”，则“霁夕雨于潇湘洞庭”也。凡此，亦均壮伟之句也。仇兆鳌曰：“公作赋时，正当平世盛年，忽云荆门巫峡，潇湘洞庭，厥后奔走蜀楚，暮景穷途之兆，先见于此语，诗文各有谶，在作者亦不自知其然也”（《三大礼赋》后评语）。谬甚。
赋文曰：“必本于天，王宫与夜明相射”，仇注引《礼记·祭法》：“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动而之地，山林与川谷俱标。”亦引《祭法》：“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又引《谷永疏》：“祀天则天文从，祀地则地理从。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检《谷永传》无此文，乃《郊祀志》：“（王）莽又颇改其祭礼曰 ······”之文也。仇之粗疏如此。
“騞砉擘赫，葩斜晦溃 （《杜文注解》作渍），电（《文苑英华》作雷）纏风升，雪飒星碎。”仇氏谓“《南郊赋》中，犹有数语，未究渊源，尚俟博雅君子，起前之不逮云耳”（《天狗赋》后总按之文）。仇氏谦逊，能自道其不足，可以为吾人所法。余按阎伯玙《河桥赋》曰：“竹笮其维，不虞于奔涛擘赫，金鏁斯缆，何惧于层水（当作冰）皑峨”（《文苑英华》卷四十六）。则擘赫者，状水势之急也。仇氏谓为燔烈之声，恐尚未安。据《全唐文》小传，伯玙开元时官华县尉，天宝中迁吏部郎中，出为袁州、抚州刺史，徵拜户部侍郎，未至卒。《元和姓篡》称为刑部侍郎。《唐语林》卷一与《全唐文》小传同。《万姓统谱》称伯玙为豫章都督。任袁、抚二州刺史者为阎瑜，误。（《中国人名大辞典》以伯玙天宝中为起居舍人，上表以唐承汉，黜隋以前帝王，然据新旧《唐书》本纪及《礼仪志》、《通鑑》乃处士崔昌所上，玄宗以昌为左赞善大夫，系误读新书王勃传文）或者杜承阎赋，总之可以斯为注也。“葩斜晦溃”三语，既不详所出，仇氏乃据《礼记·祭义》或《郊特牲》之文，均解为祭时香气达于墙屋；萧颖士《至日圆丘祀昊天上帝赋》云：“后乃取血膋，陈玉币，置于薪樵之上，燔于嘉坛之际，飞燎烟于太清，合萧光于上帝。”只言燎烟爇萧，仇氏则谓为“香气斜散”，“其气直上”，“其气旁落”，亦不免于臆测。按《祭义》曰：“鸾刀以卦，取膟膋，乃退。”则赋文“既而膟膋胿罥，柴燎窟块”似已言祭毕，又按周魏以来，均祭末燔柴，高宗时许敬宗奏改为先燔，开元时仍旧，“玄宗令依后燔及先奠之仪，是后太常卿宁王宪奏请郊坛时祭并依此先奠璧而后燔柴瘗埋，制从之”（《旧唐书·礼仪志》三），再参以徐彦伯《南郊赋》云：“草木亨兮雷雨滂沛、湛恩洒兮云霄霮䨴”，则赋文之此数语或亦张溍所言之福应，然心有疑义，不敢自以为是也。少陵读书破万卷，所读今佚者必多，不知则阙，斯为得也。至柴燎之注，仇已详矣，尚可补何迥《焚柴赋》之“祭者修礼之义，柴者告成之意，燎焜煌而上熏，烟墙窣而傍驶。······福福应兮飞焰，神神来兮驾烟”（《文苑英华》卷五十六）。惟在少陵之后，只可录参。
“伏惟陛下，勃然愤激之际，天关不敢旅拒，鬼神为之呜咽，高衢腾尘，长剑吼血，尊卑配，宇县刷。”乃颂玄宗之诛乱，语甚遒劲激烈。“盖九五之后，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来，家家自以为稷契”，用扬雄《解嘲》之“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咎繇”，而语更委婉动听。后《奉先咏怀》诗云：“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乃自嘲也。
末段“意不在抑（朱本作仰，恐非）殊方之贡，亦不必广无用之祠，金马碧鸡，非理人之术，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奉郊庙以为宝，增怵惕以孜孜”，从容辞令，亦寓讽焉。
三赋之中，末篇言祭享之文过多，似略逊，然文势亦沛，结语“况大庭氏之时，六龙飞御之归”，戛然而止，笔力尤健。张解况为比，未当。仇谓“况当此至治之时，乘龙御天......”。甚是。
子美三赋之作，诚以玄宗好道，慕求神仙，投其所好，以冀仕进，然文辞亦壮，寓谏诤之意，近世论者每以前者之故，颇不然之，似亦未堪定论。朱鹤龄曰：“玄宗崇祀玄元，方士争言符瑞，又信崔昌之议，欲比隆周汉，不知淫祀矫诬，惭德多矣，三赋之卒章，皆寓规于颂，即子云风《羽猎》、《甘泉》之意也。公诗云：“赋料扬雄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岂虚语哉？”（《杜少陵集详注》卷二十四《三大礼赋》后引）
子美献赋之后，玄宗颇奇之，诚以符其所好，然亦壮甫之文辞，故命集贤召试文章，甫有《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诗，原注：“甫献三大礼赋出身，二公曾谬称述”。诗云：“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天老（宰相）书题目，春官（礼部）验讨论（考验文词所出），······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虽当时试后送隶有司，未得重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并六载落第与献赋应试事言之），然文名固自大噪也。后在成都时又有《莫相疑行》云：“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又《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云：“昔承推奖分，愧匪挺生材。”余意亦谓二人之称述其文也。
三赋时有累句，与他文相类，而后篇为甚，又偶句过多，亦当时体也。诗篇较短，易避去繁冗之病，然如杜与白者，可议亦甚多也。
进封西嶽赋表 首叙献《三大礼赋》之事曰：“顷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罪（《杜文注解》作制）于集贤，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仍猥以臣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岂意头白之后，竟以短篇只字，遂曾闻彻宸极，动人主，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文从字顺，语复单行，间寓偶句使人不觉，谁谓少陵不能为文哉？“日夜忧迫，复未知何以上达圣慈，·····敢摅竭愤懑，领略丕则，作《封西嶽赋》一首以劝”，此即子美《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诗所云：“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也（《汉书·杨雄传》：“[成帝]陟西岳以望八荒”，...... 还，上《河东赋》以劝）。封嶽事极无谓，开元中阎随侯《西嶽望幸赋》已作于前矣，天宝九载群臣复奏封，以西嶽庙灾而未行，少陵不过继献三赋之后，再投所好而已。然寓规于劝，亦相如、子云之故智也。
封西嶽赋并序 何以言寓规于劝乎？如赋序云:“况行在供给，萧然烦费，或至作歌有惭于从官，诛求坐杀于长吏”，如赋文云：“上悠然垂思曰：......顷者犹恐百姓不足，人所疾苦，未暇瘗斯手帛，考乃钟鼓”是也。
张上若曰：“此序逼真汉人，宜公每以相如，枚乘自命”（《杜文注解》）。按少陵尝以扬雄、枚皋自命（见《进鵰赋表》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此赋词气甚壮，可以上追相如者，如叙仪卫之盛曰：“而千乘万骑，已蠖略佁儗，屈矫陆离，惟君所之。然后拭翠凤之驾，开日月之旗，撞鸿钟，发雷辎。辩格泽之修竿，决河汉之淋漓，彍天狼之威弧，坠魍魉之霏霏。赤松前驱，彭祖后驰，方明夹毂，昌宇侍衣。山灵秉钺而踉跄，海若护蹕而参差，风驭冉以纵㠛，云螭縒而迟蚭。地轴轧轧，殷以下折，原隰草木，俨而东飞。岐梁闪倏，泾渭反覆，而天府载万侯之玉，上方具左纛黄屋，已焜煌于山足矣。”又叙御宿曰：“华盖之大角低回，北斗之七星皆去。”叙祭毕乘舆及空中之曰：“飒弭节以徘徊，抚八紘而黬黑，忽风翻而景倒，澹殊状而异色。”叙王公及作乐曰：“尔乃驻飞龙之秋秋，诏王属以中休，觐群后于高掌之下，张大乐于洪河之洲。芬树羽林，莽不可收，千人舞，万人讴。麒麟跋跋而在郊，凤凰蔚跂而来游，雷公伐鼓而挥汗，地祇被震而悲愁。乐师拊石而具发，激越乎遐陬，群山为之相
，万穴为之倒流。又不可得载已”。此其气势之盛、文辞之丽、精神之流动不滞，直可上追《子虚》、《上林》而无愧也。然末尾三段则不免导谀，设为玄宗垂思封嶽之故及臣僚之所劝行，“感一念之精灵，答应时之风雨”，“而太华最为难上，故封禅之事，郁没无闻”，“彼七十二君，又畴能臻此”，仇氏谓为“司马长卿之余习”， “唐世力辟封禅之谬，唯柳宗元一人而己”，洪迈谓宋孙奭谏封禅等，“虽魏郑公（徵）、陆宣公（贽）不能过”（《容斋三笔》卷七），是也。
进鵰赋表 “臣之近代，陵夷公候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曜于明时。”仇氏以陵夷属上句，谓连次句者非，磨灭属次句，连下句者非，若然，则“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为不成语矣。《杜诗镜铨》附《杜文注解》句读并连下句，是也。“惟臣，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之“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辛”也。“伏惟明主哀怜之，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先祖谓审言也，故事谓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也”，子美诗云：“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宗武生日》），均谓审言也。“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呜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刘歆《求方言书》称雄“沈郁之思”，《汉书·枚皋传》称皋为文疾，受诏辄成，不似相如之善为文而迟，故曰“随时敏捷”，“庶可跂及”，亦子美自谦之辞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乃反跌之法。“伏惟明主哀怜之，无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虽备极乞哀，然言及赋鵰，则称鵰为“鸷鸟之殊特，搏击而不可当，····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臣窃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赋，实望以此达於圣聪耳”。此以鵰自况，非徒作雕虫篆刻之小赋，以媚于玄宗也。张溍称其“古茂雅令，逼真汉文，至其立言有致，令人千载下想其风流”（《杜文注解》）。
鵰赋 按天宝初李邕有《鹘赋》，高适和之，适又有《苍鹰赋》，甫乃作此《鵰赋》，均豪迈雄健，与《鹦鹉》、《鹪鹩》之赋异趣。言鵰之飞也，乌枭避逃，“岂比乎（一作岂非，误，从《文苑英华》）虚陈其力，叨窃其位，等摩天而自安，与枪榆而无事者矣”，讽刺在位之碌碌者为至深。甫言高适之亡云：“鄠杜秋天失鵰鹗。”（《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知其以鵰为謇谔之臣也。
仇氏谓赋中“有悲壮之言，无乞怜之态，”不知进赋表中已一再乞怜，而赋文亦不宜明言，只末云：“众雏傥割鲜于金殿，此鸟已将老于岩扃。”张注：“卒伤此鸟之不得见试，盖以自喻，寓意可感。”意者亦望玄宗之垂怜见用也。
天狗賦 序文但言“天宝中，甫至兽坊”，不详作年，《杜文注解》则以为天宝六载子美应试不第留京后作，《读杜心解》则附于天宝十四载所作《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之后，仇氏存疑，以类相附，编在天宝十三载所作《鵰赋》之后。
按虞世南、牛上士均有《狮子赋》，牛作较优于虞作，子美之赋天狗，亦其流亚。赋云：“夫何天狗嶙峋兮，气独神秀，色似狻猊，小如猿狖，忽不乐虽方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能知其去就？向若铁柱欹而金锁断兮，事未可救，瞥流沙而归月窟兮，斯岂踰昼？”其设想可谓奇矣，仇氏谓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意，尚觉未能言其述猛健之妙。赋序云：“胡人云：此其兽猛健，无与比者。甫壮而赋之，尚恨其与凡兽相近。”不似牛序之谓“公（称虞世南）博物洽闻，诚则可重，瑰玮倜傥，或非所长，欲精体物，乃赋其事”，知子美之谦退，不慊于其文，“为人性辟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子美诗文皆然也。
“使狊处而谁何兮，备周垣而辛酸，彼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赏阑。仰千门之峻嶒兮，觉行路之艰难，惧精爽之衰落兮，惊岁月之忽殚。”此盖子美之借以自喻其才不得见用也。自汉贾谊而降，赋鸟兽而寄喻者多，如《鹏鸟赋》、《穷鸟赋》、《鹦鹉赋》、《猕猴赋》、《鹪鹩赋》等。杜甫除此鵰、狗二赋外，尚有咏鹰（《画鹰》）、咏鹘（《义鹘行》、《画鹘行》）、咏马（《房兵曹胡马》、《病马》等）、咏杜鹃（《杜鹃行》、《杜鹃》）诸诗，不得但以咏物诗赋视之。
仇兆鳌曰：“按历代赋体，如班、马之《两都》、《子虚》，乃古赋也。若贾、扬之《弔屈》、《甘泉》，乃骚赋也。唐带骈耦之句，变为律赋，宋参议论文章，又变为文赋。少陵廓清汉人之堆垛，开辟宋世之空灵，盖词意兼优，而虚实并运，足以超前轶后矣。陈氏称其词气雄伟，非唐初馀子所及，尚恐未尽耳。”此论并非反对陈振孙之说，而加以补充为胜也。平实论之，无唐初诸家之作，则如何发展而为杜子，各为当时之体，得失较然甚明，褒之贬之又何益乎？应补言者，《天狗赋》为骚赋体，而微有变化之句耳。
仇氏又云：“自燕台注杜后，尚馀六赋，袖手不敢措笔者五年，戊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一六九八年）秋杪，南游岭外，旅疟呻吟，惟把翫赋辞，以当药石，仲冬从英水重过韶城，孤舟无事，力疾注此。其《大礼》三赋，旧得吕东莱先生注本，兼采朱长孺辑注，尚嫌脱略未详也。若《西岳》一赋，朱注一从简略，《鵰》、《狗》两赋，各家又概阙如，一时考核增纂，聊竟宿心而己。”足见康熙三十二年所进呈之本赋注仅录不全之吕、朱二注，而未尽善也。戊寅重注方始竣工，潘耒赞其“荒邸空笥，仓猝注赋，良云难事”。余今为此补注、评释，以题书造失，亦不能备，一鳞半爪，缺失自多，愿博学者有以正之。
画马赞 仇氏以为天宝、乾元间作。《文心雕龙·颂赞》：“赞者，明也，助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及景纯注（尔）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按李白有《当涂李宰君画赞》、《金陵名僧頵公粉图慈亲赞》及《壁画苍鹰赞》、《方城张少公厅画师猛赞》等，子美所作则惟此耳。赞文曰：“韩干画马，笔端有神，骅骝老大，
清新。鱼目瘦脑，龙文长身，雪垂白肉，风蹙兰筋。逸态萧疏，高骧纵恣，四蹄雷雹，一日天地。”又称干“落笔雄才”，则固极倾倒也。至广德中甫在成都作《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则云：“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王嗣奭曰：“韩干亦非凡手，'早入室＇、'穷殊相＇，已极形容矣，而借以形曹，非抑韩也。”（《杜臆》卷六，仇注引微有不同：“韩干“入室＇穷殊相＇，亦非凡手，特借宾形主，故语带抑扬耳。”）此赞可与杜《房兵曹胡马》、《天育骠图歌》、《丹青引》等相参看。杨慎独称杜之马诗，而不及此赞也。
上述各赋赞仇氏编为《杜少陵集详注》第二十四卷。其第二十五卷为杂文，缓以时日，当撰为《杜文窥管续篇》。以暑中时病，而篇幅过长，不能一气呵成也，阅者谅之。
一九八〇年七月
于成都银杏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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