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帆
回顾：晚潮｜黄源与《十五贯》——纪念黄源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上）
（二）
1955年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1908-1964）把黄源找到办公室，交代了一项任务：“田汉同志向我提出，要昆苏剧团到北京去演出，我已答允了，你要为他们准备剧目。”田汉对昆剧的历史和现状很了解，1954年夏天还曾建议国风昆苏剧团排演《长生殿》，足见他个人对昆剧的艺术水准是欣赏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对昆剧的发展一直持消极态度，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时间想起来要邀请昆苏剧团进京演出呢？据朱世藕老师晚年回忆，此事与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袁牧之有关。袁牧之（1909-1978）是中国话剧、电影界的巨子，时任国家电影局局长，他与田汉在1935年就有过合作——在田汉编剧的电影《风云儿女》中饰演男主人公辛白华，同时又是《义勇军进行曲》的银幕首唱者。袁牧之此时正处离岗休养阶段，他很可能是在上海和杭州都看到了国风的演出，很为赞赏，故而特别希望田汉先生能邀请剧团进京演出，故而，田汉才会致信沙文汉落实，而斟酌选取什么剧目的任务，省长就得交给省文化局局长来办。
1955年的黄源
此时的黄源，对于文化工作，已在长期的革命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系统的思路，在文艺院团的组建提高方面，先后主抓了浙江婺剧团、浙江绍剧团、浙江越剧团、浙江话剧团、浙江民间歌舞巡回演出团（后充实为浙江歌舞团）的各项工作。在创作与人才培养方面，发现并重用嘉善工商联业余作者顾锡东，创作越剧《五姑娘》，并继续探索越剧男女合演；发现并培养赵松庭，成为“江南笛王”。在民间工艺美术的提升方面，开创了青田石雕、黄杨木雕、东阳木雕等民间艺人建立生产组，聘请美术专业院校的专家（专家来自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各方面工作有需求，就从华东区各界请贤，是黄源调任浙江后很典型的工作习惯）进行辅导的新局面，艺人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生产情绪持续高涨，产品的销路也日益扩大，很快就都成为了浙江省出口换取外汇的拳头产品，走在了全国同行业的前列。在以上工作中，黄源都注重提倡以新文艺工作者与民间艺人很好地结合，这样开出的新花，既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又不会脱离艺术本体，对黄源来说，这是从浙东开展越剧改革时就积累的成功经验，此处又是一系列典型案例；此外，他还广泛延请各界名家到浙江，通过为青年文艺工作者开办讲座、读书会等形式，在促进文艺理论工作方面，也有新的建树。这些工作都是他到浙江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成的，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都对浙江省的文化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足见其工作的高效。
但是，从1955年春起接到沙文汉为国风选取进京演出剧目任务后的大半年里，黄源却迟迟没有拿出合适的方案。原因有两方面，一来，1955年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转折点，反映在党内外政治思想的斗争非常尖锐和激烈，黄源在接到沙文汉的指示后不久，就开始忙于文化系统的“肃反”与“反胡风运动”，直到1955年秋季才渐渐腾出空来，尽管如此，他还是经常抽出时间陪同国内外来杭的各界名流去看国风的戏，以期有更多的人来关心国风；二来，推动国风进京演出，可以有效地解决他们多年来经济困窘的局面，之前“千思百虑地想为它改善些情况而始终未能如愿”，所以要尽可能成功，剧目的选择就既要有高度的艺术性，又必须顾及思想性，并且，根据当时观众的普遍欣赏习惯，最好是选择一台故事情节完整的大戏。早在1954年的华东区会演时，黄源就认为国风的《长生殿》在艺术上很过硬，但是思想上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有些脱节，不易成功，因此在这大半年里，尽管一时没有确定主打剧目，但黄源始终都在积极思考和寻找，包括“肃反”后期，毛泽东主席下发了一份选自《聊斋志异》的《胭脂》《席方平》等材料，这些故事都是正确处理疑难复杂冤狱的案例，他因此也想过就这些案件编出戏来，但还是苦于当时腾不出手。
黄源本人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国风的《十五贯》，是在1955年11月接待印度电影代表团之后，陪同上海电影局局长张骏祥同志（1910-1996）一起看的，但具体是哪一天，在哪个剧场看的，却没有确切记录，莫衷一是。
1953年11月到1955年11月间，国风演出过好几轮经过周传瑛根据“传”字辈同名剧整理、排演的《十五贯》，尽管仍是双生双旦结构，但其实熊友蕙、侯三姑一线的情节交代已经很为简略了。因为每轮演出持续时间都不很长，所以黄源此前一直都没机会看到这出戏。根据时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宋云彬的日记记录：11月3日下午印度电影代表团到杭，当晚由杭州市副市长顾春林在大华饭店招待晚宴，这一天适逢印度代表团团长普里特维·拉兹·卡普尔五十寿辰（即印度著名演员兼导演、电影《流浪者》中法官兼拉兹生父的扮演者，1906-1972）。而黄源之子黄明明先生至今保存了一张普通的便笺，书写者是时为浙江省公安厅九处秘书的辛介宣（1933-1959），内容是：
黄部长（本书作者按：黄源此时兼任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
前你陪同印度电影代表团游览 我与你同外宾照的活动照片 现已印好 特送上请查收。（六和塔一张是你和张骏祥一同照的，所以连底片一同附上）
此致敬礼
辛介宣
十一月六日
结合宋云彬日记，和黄明明保存的这张关键性的便笺，可以获知并推测的是：印度电影代表团11月3日下午到杭，游览了孤山、岳坟、玉泉、灵隐等地（均为西湖北线景点），晚宴时黄源、宋云彬等均陪同；4号黄源陪同代表团外宾与张骏祥游览六和塔（六和塔属于西湖南线景点）等处并合影，当晚前往看戏，11月5日由公安部门的辛介宣同志洗印照片，11月6日印好送过去，顺理成章。便条中所说“前你陪同”的这个“前”，大概是指“前天”也就是11月4日的意思，假如是5日合的影，那就可以说“昨你陪同”了。至于看戏的剧场，查《杭州日报》当年的演出广告，从11月2日到5日，都是在解放剧场演出夜场《十五贯》。综上所述，1955年11月4日晚，黄源陪同张骏祥在杭州解放剧场——也就是1952年12月23日国风在杭州首演时的剧场——观看了国风在“传”字辈演出本基础上改编的、昆苏合奏的《十五贯》，张、黄看完戏后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这戏真是激动人心”的感叹。黄源顿觉，虽然这一版《十五贯》在情节铺陈方面还有些许问题，但这个戏在思想上是一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的尖锐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在处理案件中存在，实际上在处理其他事情中也都存在，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集中地反映了正反两方面处理方法的不同后果，这对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因此，正可将此剧作为国风进京的主打剧目来改编和提升。
当晚回家后，兴奋不已的黄源就翻阅了《缀白裘》里的《十五贯》的几出折子戏（黄源自述在此之前没有见过朱素臣的传奇原本，至于他写信向梅兰芳处借阅到了《十五贯》传奇原本，那是后来的事了），觉得这是《十五贯》里的几块基石，是难能可贵的。有了这良好的基石，构建美好的楼阁是完全可能的，之后他又读了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不仅是下了改编《十五贯》的决心，而且还开始计划起了改编的团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郑伯永。第二天，也就是11月5日，黄源一到省委文教部就宣传《十五贯》，建议文教部和文化局的干部都去看看《十五贯》，还特别和郑伯永打了招呼：“一、要认真去看《十五贯》的演出，准备改编的意见，二、重阅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这是改编《十五贯》的指导思想；三、过后再参看《十五贯》的演出本”，郑伯永是一位在党的宣传战线久经考验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欣然接受了任务，事情还是那么巧，11月5日是国风本期《十五贯》演出的最后一场，11月6日就开始演出《牡丹亭》了。
1955年11月5日《杭州日报》登载的昆苏合演版《十五贯》演出广告
整理改编的系列工作随即开始：调阅剧团演出本，约请省委文教部、省文化局的有关同志和国风的主创人员召开座谈会，成立以黄源、郑伯永、陈静（1918-1993）为核心，国风剧团老艺人周传瑛、朱国梁、王传淞、包传铎、张娴等共同参与的《十五贯》整理小组。据参加会议的张娴老人2004年9月17日的回忆（笔者在现场聆听并记录）：黄源同志要我们提炼出一个主题，我们哪里想得出来，于是他说，我来给你们提炼个主题——况钟是马列主义、过于执是主观主义、周忱是官僚主义。仔细研究后，黄源肯定改编本以国风的昆苏合演版《十五贯》为蓝本，因为这个演出本曾经过反复修改，深受群众欢迎，是剧团的王牌戏。黄源的这一决定非常明智，同时也说明，后来名满天下的整改本《十五贯》，其整理改编的基础并不是二十几折的传奇原本，而是国风的演出本。这在当时就是显而易见的事（且不独《十五贯》，《长生殿》《西厢记》等传奇名著，在搬上舞台时，几乎也莫不如此），但在之后至今的六十余年中，又未必人所共知，于是为后人对《十五贯》整理改编的过程多多少少制造了一些理解上的误区，也在所难免。同时，确定将“双熊奇案”删去熊友蕙、侯三姑一线，由陈静执笔写出剧本。从1955年11月23日至12月28日，国风昆苏剧团停止日常演出（由政府部门补贴日常开支），暂借位于原蔡同德中药栈（即现在杭州华侨饭店所在位置）作临时团部，排练整理改编本《十五贯》。1955年12月29日起，《浙江日报》开始登载“重新整理昆曲传统剧目”《十五贯》将于1956年元旦在浙江胜利剧院演出的广告，12月31日就于夜场在杭州人民大会堂，向当日下午闭幕的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了首场汇报演出。整改本昆剧《十五贯》，就这样登场亮相了。
1955年12月29日《浙江日报》开始登载整理改编本《十五贯》演出广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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