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rt 01
「他的小说更能呈现出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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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天除了居家就是外出做核酸检测的日子里，偶然翻阅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巴山夜雨》，竟意外获得了那么多的共鸣。书中人物的日常第一要事就是出门看户外有没有挂起红球，或者挂了几个，正像我们首先得打开手机里的北京健康宝，看看今天有没有弹窗出现。
红球即空袭警报，提示人们随时躲入防控洞穴，以免遭致敌机的轰炸。弹窗则是提醒我们，你可能违反了政府相关防疫规定，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相应措施。那时的重庆是抗战区，今天的北京是抗疫区，人们都是为某种危险所困扰。
不一样的是，那时的重庆充满家仇国恨，处境尤为惨烈。可到了张恨水的笔下，日常还是被归给了日常，生活总要继续，再多再烈的仇和恨也终究无法替代人生的全部。张恨水写作此书时，抗战已然结束，他也就此离开重庆，来到了北平。因此，这段抗战时期的生活是被张恨水作为往事来书写的，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乡愁思绪。这也难怪，回忆的一个重要美学特征即是诗性的建构，故而过往的苦难浓度难免不被这诗性所稀释。
事实上，书名本身便昭示出了这种思绪，它源自李商隐《夜雨寄北》一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短短一首诗中，“巴山夜雨”居然出现两次，不忌重复之赘，恰欲说明还乡的强劲冲动，以及令此刻化为昨日回忆的情切。
毫无疑问，这乡愁更是小说里的吴春圃对于济南故乡的牵挂，是其余诸多人物急于摆脱现实的渴望，但它同样也是张恨水对于一段民族创伤记忆的缅怀。我们不难找到当时直接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然而像张恨水这般细致描绘那一时期百姓日常生活的文字却是少之又少。这可算作张恨水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往往被论者视为张恨水的巅峰之作。可惜的是，它并没有获得人们足够的重视。不过话又说回来，作者本人又获得了足够的重视吗？
记得，当年我在大学中文系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程时，教材对于张恨水几乎是只字不提，耳熟能详的仅是鲁迅、巴金、茅盾、老舍、萧红等等这些。等后来开始补读张恨水时，我才恍然意识到了文学里的生活，这是我在自己一直熟读的那些作家里始终发现不了的。就拿老舍比较来说吧，同样是写北平，老舍试图传达的是一种崭新的革命观念，而张恨水让我们看到则是百姓原生态的日常生活。这是更具社会学意义的文本，真实反映了一个不合理时代的合理状态。
或许可以说，张恨水在某种程度上要比我们所尊崇的这些小说家更接近生活的真实，更倾向于文学对生活的关怀。在这点上，他也是自觉的，甚而是自信的。较之于炙手可热的那些新文学作家，张恨水从来都认为自己的作品更符合文学审美规律，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传声筒。同样是写1920年代的北平，同样写到了人力车夫，只要我们将老舍的《骆驼祥子》和张恨水的《夜深沉》对照一下就不难发现，老舍显然是在用自己的进步理念刻意解构他所要否定的整个社会，他想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冷漠和绝望；而张恨水却只关注民间的吃喝拉撒，在意平民的喜怒哀乐，他们有不幸，有抱怨，有挣扎，但亦有平凡的努力和满足。
/ Part 02
「越是远离宏大叙事，距离人性的悲欢也就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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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越是远离宏大叙事，距离人性的悲欢也就越近。他虽在社会的现场，却深知真正的生活其实常在这现场之外。现场总是喧嚣的，令人瞩目的，而生活必然是安静的，是默默无闻的。与其将张恨水从现场的转移认定为一种逃离，不如把它看作是为了关怀更为公允。如果他的写作真是逃离，又怎么可能会有《热血之花》这所谓中国第一部抗日小说？随后还有《大江东去》这部最早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作品？
正是基于惯常那种对生命的关怀，对时间的悲剧性体验，所以张恨水在创作《巴山夜雨》时，他再一次偏离了“非常”的现场，将目光转向现场之外的日常，从中心城市转向边缘乡村。对于被疲劳轰炸的重庆，他只是借助甄子明的亲历匆匆交代了那里的惨状：遍地的焦土，漫流的血泊，破碎的人体……然而，这已足够震撼。
毕竟，出卖悲惨或者恐怖不是张恨水的写作动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见证绝望和死亡，而是意欲发现希望与幸存。没错，唯有在绝望和死亡背景映衬下的生命，方能迸发出坚不可摧的奇迹。主人公李南泉曾向吴春圃感叹说：“……除了我们这所屋子里三家，所有前后邻居，都在制造桃色新闻。要说生活艰苦，这些新闻不宜产生；若说不艰苦，很少人家是不吃平价米的。”这样的言语不能说没有几分道德谴责的意味，但至少不再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那样的悲愤指控。张恨水不鼓励人们悲壮地死去，但也并不表明他就认同苟活的方式。在好死与赖活之间，不是没有第三种可能。而且，那一样不违背对于生命的尊重。
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无钱无势的寻常百姓又如何担当得起这样的重任？诚如余太太质问余先生的那句话：“你真是饿着肚子爱国，马上秋风一起，我们光着眼子爱国吗？”爱不是口号，不是情绪，爱是行动，是理性，而这一切从来不是以放弃和无视自我为前提的。他们根本决定不了国家的命运，倒是自己的命运只能随着国家的动荡而沉浮。为某种个人笃定左右不了的社会痛苦而终日痛苦，这或许是一种今天所说的政治正确，但对芸芸众生说来，却无异于居高临下的苛责。
张恨水明白这个道理，故而他仅许李南泉这样的知识分子去忧国忧民，把麻将能够带来的那点生活慰藉还是留给了李太太们。天上是轰炸机骇人的呼啸声，防空洞里是阵阵麻将的哗哗声，并且伴着人们兴奋或沮丧的尖叫。此种对比让我想到的不是醉生梦死，却是大难面前一种难得的淡定风度。危险之中的忧患又有何意义呢？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及时行乐吧。除却这样的反抗，她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实际上，忧国忧民也不可能是李南泉生活的全部，否则，活下去的希望又该从何而来呢？纵使岁月艰辛，生命和自然的美好仍不吝呈现在李南泉的眼前：“抬头看看天空，夏季的薄雾，罩不了光明的星点。七八点疏星，在头顶上亮着。尤其是半夜而起的那钩残月，像银镰刀似的横挂在对面的山峰上，由薄雾里穿出来，带着金黄的颜色，因之面前的物，已不是那样黑暗，石板铺的人行小道，像一条灰线在地面上画着。山和草木人家，都有个黑色的轮廓，在清淡的夜光里摆布着。半空里并没有风，但人在空气里穿过去，自然有那凉飕飕的意味，拂到人身上和脸上。”
/ Part 03
「同情不足，讥讽有余——张恨水也省略不了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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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乡村夏夜慷慨馈赠给李南泉的审美感受，难道不正是某种爱的恩典吗？它顽强地启示着李南泉：仇恨和痛苦永远不可能成为生命里的一切，活下去绝不是为了仇恨下去和痛苦下去。即便从城市向乡村的退却是被迫的，乡村所呈现的生活意义则依然是积极的，以至于李南泉的朋友张玉峰来到这里后，感慨道：“还是乡间住得有意思。我们整年住在城里的人，简直听不到鸡叫。重庆是上海化了，很难有什么人家，有空地养养鸡鸭。”
李南泉反问他：“有钟表，要听鸡声干什么？”张玉峰回答说：“但是大自然的趣味没有了，世界进到了机械化，诗情画意就一概消失。到了战后，无须为生活而奔走了，我一定回到农村去。”被动见出主动，否定显出肯定，这就是张恨水在非常状态下建构正常秩序的企图。于是，在一种忧伤里，我们体会到了喜悦的分量；在一种匮乏里，我们意外洞见到了物质满足的幸福。恰若他们的清茶也是那么富有情趣，他们的淡饭也是那么美味诱人，令因过度物质满足而厌倦了的我们，对于他们的日子反倒生出些许莫名其妙的向往。
看到袁四维的房租预约式盖房，不禁会使我们想起今日的按揭购房，看到吴春圃草拟的招租帖子，自然能让我们联想到时下的房产广告。在那般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人们的欲求和欢喜与身处此刻太平盛世的我们并无实质性的不同。可见，生活本身的确固有着某种亘古不变的格调。在我看来，这便是张恨水的独到发现，也是他的一大文学贡献。
不过，尽管到了《巴山夜雨》，张恨水似乎已经全然摆脱去传统章回小说的痕迹，但其内在的旧文人趣味照样还是暴露无遗。这点在李南泉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作为文人的自以为是，老夫子式的礼教观念，轻视体力劳动，鄙夷柴米油盐……这些无不阻碍着他对大众，尤其是女性的同情。对于平素十分愿意主动接近他的奚太太和杨艳华，他本可以在生活学习上给予她们有效的引导。然而为了避嫌，奚太太只能沦为他嘲讽的对象，杨艳华的美貌和不幸所博得的也不过就是他的消费和可怜。
本来，书中人物差不多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可其言其行却充斥着令人费解的中老年人一般的暮气。这折射出的大概就是张恨水当时的心态吧。显而易见，他对外在的年轻实在是给予了过多的关注，无论男女，总爱把他们脸上的皱纹当作缺陷来放大。如写奚太太，动不动就是“她脸上擦的胭脂粉，不能掩饰任何一条皱纹。尤其是她那半月式的眼睛，在眼角上辐射出几条复杂的皱纹，非常之明显。她每次向人一笑时，脸上那些浅的皱纹，反为了有浓厚胭脂的衬托，全部都被渲染出来”。写袁四维，则是“这苦笑与欢笑，在袁先生脸上，是很容易分别的。凡是苦笑，他那雷公脸上的皱纹，一定是会闪动着成半弧形；若是欢笑，他那眼角上的鱼尾纹，一定像画的太阳光芒似的，很活跃地在眼边闪动。”
说起来，奚太太和袁四维皆是未到而立之年的人，即使脸上有再多的皱纹，也总归抹煞不了他们年轻的事实。更何况，作为岁月的沧桑印记，这皱纹在我们内心所能唤起的，本应是同情而非讥讽吧。同情不足，讥讽有余，这不亦恰恰是张恨水和那些新文学作家都共同存在着的情感伦理上的局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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