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地理版曾于2019年8月22日刊登《逃向成都:杜甫的入川之路》一文,当杜甫带着家人劫后余生抵达成都后,在川不足五年,那是怎样的一段岁月呢?

杜甫对好友深情诗句(几人相忆在江楼)(1)

2019年的五一假期,成都杜甫草堂内游人如织,和杜甫生前穷困潦倒、不为人赏识比,反差不可谓不大。 (IC Photo/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4月23日《南方周末》)

古人说,世间难堪之事,莫过于英雄末路,美人迟暮。其实,还得加一条:诗人落魄。疾病缠身的杜甫向后看,以往的辛酸凝成往事和泪水;向前看,世事茫茫,未来的路渺不可知……

十多年前,为写一部小书,我多次出没于那方草木葳蕤的园子。那时还没有无人机,我却多次想象过从高空俯拍的情景:四面高楼的包围中,青黛的林表漫不经心,古色古香的楼阁像浮在绿海中的岛屿。当然还有点缀其间的一口口池塘,它们总是倒映着无限生机:睡莲、菖蒲、斑竹、朴树,以及看风景的人和被当成风景看的人。

经历了1200多年时光,荒郊野岭的几间茅屋,终于被后人用敬仰和缅怀,蝶化为这方游人如织的园子。

它,就是成都杜甫草堂。

自759年冬抵达成都,到765年五月离开,这是杜甫的川中岁月。其间,除因战乱移居梓州(今三台)、阆州(今阆中)近两年外,大多时候,他都居于成都草堂。

这是诗人苦难一生中难得的悠游岁月。尽管贫穷的警报从未彻底解除,由治而乱的现实也从未如想象中安稳。但是,无论如何,这是相对平静的几年,杜甫枯瘦的双手终于触摸到了久违的幸福。诗酒外,他常作一些短途旅行,从而在四川——如果不把他仓促离开成都前往川东计算在内的话——主要是川西和川北,留下了星星点点的屐痕和永垂不朽的辞章。

以草堂为圆心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件华丽的袍子,上面爬满虱子。对老杜而言,他的生命之袍远离华丽,虱子却密如过江之鲫。这些虱子名叫:失意。疾病。贫穷。潦倒。他的一生就像午夜划过天空的流星,虽然以耗尽生命作代价获得了诗歌史上耀眼的闪光,但在他的时代却少有人去赏识和热爱。这个星空下寂寞的老人,他给后世留下的,除了抑郁沉雄的诗歌,就只有三座纪念他的草堂。

杜甫漂泊的足迹印满半个中国,但纪念他的草堂中,四川有着重要的三座,分别位于成都、三台和奉节(现属重庆)。三座草堂,记录的都是杜甫的晚岁生活。而成都杜甫草堂,无疑是所有草堂(包括当代新建)的龙头。诗人冯至感叹:“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他的生地和死地,却总也忘不了成都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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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杜甫草堂充溢着农耕文明时代成都平原民居的诗情画意。 (IC Photo/图)

由于和严武交厚,杜甫由秦州到成都,给人的错觉是冲着严武去的。其实,杜甫入川时,严武还没调到成都。他投奔的主要对象是裴冕,时任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后来也任此职)。

初到成都,杜甫一家暂寓草堂寺。草堂寺是草堂东侧的一座古庙。二十多年前初游草堂时,我曾以为草堂寺是借了草堂的名。其实,草堂寺的历史远比草堂更悠久。早在杜甫结庐水滨前几百年的西晋,草堂寺就梵音缭绕了。

杜甫时代的草堂寺地处郊外,香火不盛,他在写给时任彭州刺史的早年知交高适的诗中说,“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斯时,高适听说杜甫来川,猜测杜甫借住草堂寺,依靠和尚生活,所谓“僧饭屡过门”。为此,杜甫回诗纠正:“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这个供禄米的故人,就是裴冕。

自李冰修建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渐渐成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沃野千里的平原上,河流密如血管。诸多河流中,就长度、水量而言,浣花溪微不足道。然而,这却是一条注定要被中国文学史铭记的小河。

次年春,在裴冕支持下,杜甫于浣花溪畔营建草堂。他写诗说,“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草堂距城十多里,林木幽深,溪水深流,是一个宜于隐居的好地方。漂泊多年的杜甫像衔枝筑巢的燕子,苦心精营草堂。帮助修建草堂的,除裴冕之外,还有杜甫的表弟王十五。他还写信给多位友人,向他们讨要竹子、树苗和瓷碗。

杜甫对好友深情诗句(几人相忆在江楼)(3)

杜甫草堂内还原的书房。 (IC Photo/图)

草堂既成,当老婆孩子暂时没有冻饿之虞时,杜甫的政治理想又在心灵深处潜滋暗长。只是,经历了太多挫折,看惯了太多官场险恶的杜甫年过半百,已是不折不扣的老人,他不再对现实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只把他的心事借助对古人的缅怀作了隐忍的倾诉。这古人,就是中国人视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

杜甫草堂与武侯祠是成都最重要的文化地标,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今天,无论草堂还是武侯祠,都处在车马喧嚣的中心城区。但在杜甫时代,锦江南岸的武侯祠,已是人烟稀少的郊外。

760年春天,49岁的杜甫第一次踩着满阶青草,走进了柏木森森的武侯祠。大半生,他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奔走于长安豪门之间,“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一切屈辱和辛酸,原本都是为了求得一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但最终,可怜的老杜只当了几天无权无势的左拾遗。因此,当他面对武侯祠中肃穆庄严的诸葛亮塑像,遥想同是文人的诸葛亮留下的赫赫功名时,他感慨万千,写下了名篇《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对好友深情诗句(几人相忆在江楼)(4)

武侯祠内的红墙竹影。 (IC Photo/图)

平静的生活只过了几个月又生风波。秋天,裴冕调长安,杜甫失去了“供禄米”的故人。他想到了另一个朋友,那就是高适。他以诗作笺,渴望老友施以援手:“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

也许是两年前在同谷孤苦无依、啼饥号寒留下的后遗症,杜甫不仅给高适写诗,还亲自前往彭州。高适还没来得及帮助他,就调任蜀州(今崇州)了。于是,杜甫又追到蜀州,并在高适的刺史府小住。

崇州市区有一座风光旖旎的园子,亭台楼阁,天光云影,收在一池深碧的寒水中。这就是罨画池。史料载,罨画池在唐代就是官署园林,当时设有驿站,称为东亭。唐以来,杜甫、陆游、杨慎等名家都在这里留下了诗文。

高适既是崇州最高长官,杜甫又在崇州盘桓多日,他们流连于东亭亦是意料中事。杜甫写诗称赞老朋友:“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并感叹,“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深。”杜甫告别高适回草堂后,冬天腊梅开时,同样任职于崇州的另一位友人裴迪在东亭宴客,想起秋天时与杜甫的聚会,便写了一首诗寄给杜甫。杜甫回诗感叹:“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明人王世贞将此诗推为“古今咏梅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与杜甫唱和的裴迪,也是王维的至交。早年,他隐居终南,王维称他裴秀才,并说他“复值接舆值,狂歌五柳前”,是一个佯狂遁世之人。然而,年华流逝,马齿徒长,栖身林泉的隐者竟不得不为了五斗米宦游蜀中。

西河和金马河从崇州境内斜斜划过,流向成都南边的一个重要枢纽:新津。在新津县城五津镇,岷江的几条支流次第交汇。一个阴雨的冬日,我小心翼翼地踩着糊满青苔的石阶,爬上江畔一匹草木阴郁的小山。山顶是一块杂草过腰的平地。极目远眺,远处的新津城区,近处的金马河以及建于唐朝开元年间的通济堰尽收眼底。1200多年前,杜甫也曾登临过这个名叫修觉山的小地方。

杜甫两次到新津,其中一次是761年春天。成都平原的春天常常寒风习习,以阴以雨,但风定日斜后,迎春、海棠、桃李以及油菜花竞相开放,热烈的花事足以把春寒烘干。这个春天,大约是得到了高适的救济,杜甫心情不错。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春夜喜雨》,又在游览修觉山时,因“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的景象而生出诗人的骄傲:“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

杜诗载,修觉山上有一座寺庙,就叫修觉寺。但我寻了大半匹山,寺庙始终无影踪。途中看见,接近山顶的坳上,有一户人家,门前挂着警示牌:内有大狗,闲人免进。若被咬伤,概不负责。

从修觉山下来,我前往一个叫江源的小镇。人烟稠密的成都平原,大凡不过十公里,必然有场镇,江源就是无数小镇中极寻常的一个。与其它小镇不同的是,在唐朝,江源是唐兴县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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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的春天,油菜花盛开,空中俯瞰宛若绣毯。 (IC Photo/图)

茅屋为秋风所破那年秋天,杜甫游历了青城山后由蜀州来到唐兴,为县令王潜写《唐兴会馆记》。这是杜甫不多的散文之一。这种相当于应用文的碑记,主要用于歌颂。歌颂王潜的原因,在于杜甫生计艰难,希望得到王潜资助。

如今的江源和唐朝有关的痕迹只余下了唐兴这个地名:一是唐兴西街,一是唐兴社区。

从唐兴回到草堂后,深冬的一天,领兵在外平叛的高适突然来访(高适在外平叛,也是杜甫一时贫困无依的原因),杜甫既感故交情深,又惭草堂地僻路远,食无兼味。

也是在这年冬天,一个令杜甫万分兴奋的消息传来:与他交厚的严武由东川节度使调任成都尹兼西川节度使。

严武是武人,性情粗暴凶悍,比如他的手下章彝(也是杜甫的朋友)因小事没让他满意,他竟将其召到成都乱棍打死。不过,严武对杜甫倒是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唐朝的节度使是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但严武纡尊降贵,前往草堂;有时还令手下给杜甫送来酒食。至于杜甫生活所需,大抵由严武供给。秀才人情纸半张,杜甫回报严武的,惟有一首首因感激而不无夸张的诗作。比如他借老农之口盛赞严武治蜀有方,“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自从我睁了眼睛以来,就没见过这么好的领导啊。

几个月后,唐肃宗去世,严武被召回京。杜甫依依不舍,从成都一直送到绵州。就在这时,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杜甫无法归家,由是开启了他浪迹川北的旅程。

浪迹川北

深冬的四川盆地,阳光比金子还珍贵,因而有蜀犬吠日之说。偏偏那天是个大晴天。下午,我爬上了牛首山。如今,它叫梓州公园。牛首山顶的小广场上,高大的杜甫塑像屹立在温暖的阳光下。在他脚边,摆放整齐的菊花开出了明亮的花朵,轻风吹过,像是一朵朵跳动的火焰。塑像旁边的一座仿古建筑,便是后人为纪念杜甫的梓州岁月兴建的梓州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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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州杜甫草堂景区位于三台城西牛头山,是为纪念杜甫流寓梓州一年零九个月而修建。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最初,杜甫暂居梓州,乃为避乱。意外的是,当战乱基本平息,他的好友高适代严武任成都尹兼西川节度使时,他不仅没回成都,反而将家小也接到梓州。

在梓州,杜甫的主要依靠是他的发小、时任梓州从事兼监察御史的路六及梓州刺史章彝。763年,杜甫五十二岁了。彼时,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已近尾声。春天,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传来,杜甫欣喜若狂。骨子里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开始想象,他即将告别托身异乡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老家河南。由是,他写下了生平第一快诗,也就是收入中学课本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然而,大道多岐,世事难料。杜甫写下这首热情洋溢的诗篇时,完全没有预料到此后的人生还会更加艰难,命运还会更加难以捉摸,而他,这个毕生怀念故乡的人,终将死在远离故乡的他乡。

梓州即今三台,它是唐时东川节度使驻地和梓州州治。作为历史悠久的古城,三台县城至今保留着一段城墙和东门城楼。只不过,城墙被扒去了一大截,矮矮的,像地主家的围墙。至于东门城楼,变成了生意清淡的茶园。城门前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碑前,两个乡下妇女在卖菜。看到我走近,她们一齐期盼地问:买青菜吗?新鲜的。至于杜甫留在这里的屐痕,早已消失于时光的长河。

浪迹川北的一年多,杜甫先后安家梓州和阆州,其间,还游历了多个地方,有时为送别,有时为探望朋友,有时为游览山水。

因三星堆而闻名的广汉,唐时称为汉州。这是成都平原腹地一座宁静的小城。小城中,有一座看上去与罨画池颇为相似的园林。一样的古木苍藤,一样的深池碧水。如今,园林是供市民休憩的公园,坝坝舞的歌声,川剧座唱的琴声混杂在一起,散发出人间烟火的喧嚣,俗气而温暖。唐时,它的名字叫房公西湖。763年春天,当杜甫来到房公西湖,与友人泛舟湖上时,他的内心深处一定会有无数感慨如同春草一样滋生。

因为,西湖的疏浚者房琯,不仅是杜甫的老友,也是杜甫政治生涯急转直下的诱因:房琯因失误被唐肃宗所贬,杜甫以左拾遗身份上书相救,肃宗震怒。若非宰相张镐援手,杜甫生死难卜。最终,他贬往华州,从此远离政治中心,也渐渐断绝了政治理想。至于房琯,他在早年的得意后,也经历了多次贬谪。疏浚并重建汉州西湖,是在他任汉州刺史时期。不过,“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当杜甫来到汉州时,房琯前脚刚走。房琯的接任者王某热情接待了杜甫,他们共同享用了房琯喂养在湖中的鹅。

方志记载,房湖公园中部那方狭长的水面即唐时房公西湖,一座半岛形的土山将它分为东西两部。湖西,后人建有纪念房琯的琯园,里面陈列着一块心形红砂石,称为房公石,据说是房琯开凿西湖时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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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暮春三月,四川省广汉市的梨花园迎来了久违的阳光,尽管游人少于往年,但梨花依然盛放,依旧春江水暖鸭先知。 (IC Photo/图)

杜甫游历广汉房公西湖几个月后,噩耗传来:广汉西湖“打造者”房琯病逝阆中。于是,杜甫赶往阆中凭吊老友,并为他写下一篇祭文。这是杜甫第二次来阆中。对这座山环水绕的古城,杜甫感叹“阆中城南天下稀”。

曲折而行的嘉陵江,把半岛形的阆中古城揽在怀里。古城对面有一列青翠的山峰,称为锦屏山。山上,一座红墙碧瓦的建筑掩映在树林深处,这就是杜少陵祠堂。

吊祭房琯来阆,杜甫住了三个月,直到夫人捎信说女儿生病,他才回到梓州。763年深冬,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阆。这一次,他带着家小,打算从这里离开四川。

杜甫在阆中三次短暂居留——第一次纯游历,第三次为取道,只有第二次是小住,但家人并未随行,估计他不大可能在阆中修房造屋。因此,阆中没有草堂,只有祠堂。草堂为诗人遮风避雨,像蜗牛的壳一样为他提供一个小小的、异乡的家,而祠堂,则是诗圣业已成为煌煌星斗时,后人用以寄托敬仰的缅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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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阆中 (IC Photo/图)

就在杜甫即将从阆中出发离川之际,一封信让他喜出望外:严武再度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并邀他回成都。杜甫写诗感叹:“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并表示,“不成向南国,复作游西川”。

行前,他来到房琯墓前,向这位长眠他乡的故交告别。——房琯的客死多半让敏感的诗人联想到了自身浮萍般的命运:

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

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

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

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

重回草堂

后人把杜甫称为杜拾遗,是他出任过左拾遗;后人又把他称为杜工部,是他还出任过检校工部员外郎。后者,正是严武所为。

764年,五十三岁的杜甫挈妇将雏,重返成都。当年六月,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这是一个相当于今天副司长级别的虚职。实际上的职务是节度使参谋,也就是严武的幕僚。垂暮之年,为了报答严武的信任与帮衬,杜甫从草堂搬到节度使府,听鼓应差,赞襄参谋。当时,吐蕃势力已达川西,对成都威胁甚大。杜甫一面协助严武训练士卒,一面写了《东西两川说》,向严武提出筹边之策。两人原本是诗友,这时虽为上下级,但严武大抵还是把杜甫看作客人。公余,他们把酒临风或是泛舟湖上,常有诗作唱和。

意外的是,仅仅半年,杜甫就辞职回了草堂。这一天,是765年正月初三,杜甫五十四岁。他特意写了一首诗记录此事,并叹息: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

什么原因使杜甫离开幕府并永别官场呢?有人认为他在幕府遭到年轻同僚的妒忌;有人认为他不甘心做一个地位低下的幕僚(尽管严武为他争取到了工部员外郎的虚衔)。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是,诗人杜甫与军阀严武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严武骄横粗暴却热爱诗歌,杜甫表面稳重实则不乏诗人的狂狷与放浪。两人做朋友可以,做上下级难免日渐生隙。——有一种说法是,在严武这个庇护者面前,杜甫酒后放狂,直呼严武父名。严武十分生气,以致想杀他。

千年后的猜测或许难以贴近当时当日,但杜甫任幕僚期间的一首描写值夜班的诗,隐隐流露出了诗人不快乐: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

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诗人总是敏感的。秋夜的月光,庭院井边的梧桐,值班室闪烁的蜡炬,隐隐传来的城楼鼓角,这些事物都让诗人心生悲凉。想起音书断绝的亲人,想起关山阻隔的故乡,想起已然不可企及的政治理想。当然更有自安史之乱以来,十年飞逝,却只能暂时安身幕僚的窘迫。这一切,都让杜甫意绪难平。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不愉快的幕僚生涯终结后,杜甫和严武又从上下级变成诗友、酒友。杜甫写诗请他来草堂做客。严武似乎没有再来——当成都平原杂花生树的暮春临近时,三十九岁的严武暴病身亡。

765年春天是杜甫在成都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他将最后一次看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安宁景象。这样的安宁,以后,只有在回忆中重现了。

杜甫对好友深情诗句(几人相忆在江楼)(9)

涴花溪上的白鹭。 (IC Photo/图)

由于草堂修建已六年,中间既被秋风所破,又有一年多无人居住,杜甫对草堂进行了一次大修。当初,杜甫在堂前栽种了不少竹子。竹子滥贱易长,至今成都平原农舍前后,仍多大片大片的竹林。六年前栽种的竹子,早就“笼竹和烟滴露梢”了,这时终于派上用场:那个春天的早晨,杜甫请人一气砍了上千竿竹子。一则竹林太厚,草堂光线不好,阴沉得让人“甚疑鬼物凭”;当然,更重要的是要用竹子作修葺草堂的材料。

孰料,草堂修葺一新,杜甫就不得不永远告别——当严武去世的噩耗传来,杜甫意识到,偌大蜀中,已经没有人能够再一次庇护他,救助他,让他在艰难苦恨的日子里,营造一方可供诗意驻足的小天地了。

他也终于明白,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六年相对安稳的蜀中岁月,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为了生存,他只能离开。当他离开时,原本属于异乡的西蜀,已成为眷恋的第二故乡。

杜甫对好友深情诗句(几人相忆在江楼)(10)

成都锦里的安逸日常。 (IC Photo/图)

“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诗人惟有告别四川,继续漂泊。谁也无从知道,命运的潮水,将把浮萍般的诗人卷向哪一个角落。

参考书目:《旧唐书》《新唐书》《杜甫全集校注》《唐才子传》《杜甫传》《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评传》《唐诗纪事校笺》《草堂:归来的诗魂》等

聂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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