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2月，所有的欧洲都还处于第一次世界大站中。只有三十六岁的毕加索毕已经是领导立体派的伟大画家。跟随他的朋友让·科克托（Jean Cocteau），毕加索第一次来到意大利。他在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旅居数月。首都罗马的古遗址以及那不勒斯的流行艺术给他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此行对毕加索的艺术和私人生活影响深远。
一百年后，罗马 Scuderie del Quirinale 美术馆于9月20日由意大利总统马泰雷拉（Sergio Mattarella）隆重主持开幕了意大利历史上最重要的毕加索大展。几乎所有毕加索家族成员都到场出席了开幕典礼和晚宴。该展览于9月22日向公众开放，至2018年1 月21日结束。展览主题为“毕加索，立体主义经典主义1915-1925”。整个大展汇集了由策展人奥利维耶·伯格格伦（Olivier Berggruen）与助手阿农西亚塔·冯·利希滕施泰因（Anunciata von Liechtenstein）合作展出的两百件毕加索杰作。
毕加索笔下的Olga
Pablo Picasso, Portrait d’Olga dans un fauteuil [Ritratto di Olga in poltrona], 1918, Olio su tela, 130 x 88,8 cm, Musée national Picasso-Paris, Parigi, Photo: Mathieu Rabeau / RMN-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distr. Alinari © Succession Picasso, by SIAE 2017
Grace Rong Li: 此次展览纪念了毕加索1917年2月，也就是100年前，第一次到意大利的旅行。这次旅行到底给他的艺术带来了哪些影响？展览中是否有作品捕捉记录了这些影响？如果有，能否再多讲讲这些作品呢？
Olivier Berggruen: 在展览中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毕加索的艺术发展不仅取决于外部因素——这点通常显而易见——同时也是他遵从个人和内心变化的结果。毕加索从自身出发进行的实验和从外部资源获得的滋养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尽管这二者很难被分开讨论。在这里我可以给你几个“外界刺激”的例子：毕加索喜欢他在罗马看到的传统农民服装的图案，并把这些图案用在布埃尔收藏的“意大利女人”中。在那不勒斯时，他又着迷于国立博物馆（Museo Nazionale）里具有纪念意义的古董雕塑群，这无疑启发了他在20世纪早期于枫丹白露和巴黎绘制的不朽的女性形象。
Grace Rong Li: 毕加索百年前的意大利之旅如何改变了他的个人生活？
Olivier Berggruen: 毕加索喜欢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与其他艺术家交流。在罗马的时候，他结识了数位意大利未来主义先锋，例如巴拉（Balla），德佩罗（Depero）和普兰波利尼（Prampolini）, 但他最喜欢的新朋友还是来自于同行的俄罗斯芭蕾舞团，例如舞蹈家、编舞家莱昂尼德·马辛（Leonid Massine），还有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他与欧嘉·科克洛瓦的相遇，一年后他在巴黎娶欧嘉为妻。
毕加索的创作《小丑》（Arlequin）
Pablo Picasso , Arlequin (Léonide Massine) [Arlecchino (Léonide Massine)], 1917, Olio su tela,117 x 89,5 cm, Barcellona, Museu Picasso, Given by the Barcelona City Council, 1963, Photo: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 Succession Picasso, by SIAE 2017
Grace Rong Li: 你的父亲海因茨·伯格格伦（Heinz Berggruen）曾和毕加索共事,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毕加索藏家之一。可以说，毕加索的杰作伴随着你的成长，而你也大量撰写了与毕加索相关的文章，并在2006年策划重要的毕加索展览。是什么让你在这次展览中决定聚焦于1915到1925年？通过这场展览，你有什么想要特别达到的目标？
Olivier Berggruen: 我的父亲向我灌输了对毕加索作品的热爱和扎实知识，尤其是对立体主义的见解——正是基于此，他和布拉克（Braque）塑造了现代主义的历史。我十分幸运，在巴黎长大，而身边又都是我父亲多年来收藏的立体派杰作。对我来说，一战后的几年并非现代主义的倒退，它反而显现了现代主义对全新环境复杂又具有原创性的适应，这其中包括了立体主义创作者数量的增长，而在毕加索看来，立体主义正在变得更加纯粹、学术化。
受访者的父亲，著名藏家海因茨·伯格格伦
Heinz Berggruen, San Francisco, circa 1939, Photograph by John Gutmann
Grace Rong Li: 此次展览中有很多从世界各地顶级博物馆借来的杰作。如果你可以从中选择一件带回家，你会选哪件？为什么？
Olivier Berggruen: 有很多件我都很喜欢，但如果必须选择一个，那么我会选来自马德里提森-博内米萨博物馆（Thyssen-Bornemisza Museum）的《拿着镜子的小丑》（"Harlequin with Mirror"）。它充满诗意，有着令人渴望的质量，生动地描绘了艺术家通过反射映像发现自身能量的场景；此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幅画曾经挂在我们巴黎的家中，直到我父亲把它出售给了伟大的收藏家提森男爵（Baron Thyssen）。
毕加索的创作《拿着镜子的小丑》
Pablo Picasso, Arlequin au miroir [Arlecchino con specchio], 1923, Olio su tela,100 x 81 cm, Madrid, Museo Thyssen-Bornemisza © Succession Picasso, by SIAE 2017
Grace Rong Li: 此次展览中，你将毕加索为芭蕾舞剧《游行》（"Parade"）创作的17米长11米高的中央舞台幕布从巴黎的G.蓬皮杜中心（Centre Georges Pompidou）带到了罗马的巴贝里尼宫（Palazzo Barberini）。是否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有关这幅作品的更多细节以及它对展览的重要性？
Olivier Berggruen: 1917年毕加索受达基列夫（Diaghilev）的委托在罗马为俄罗斯芭蕾舞团进行创作，他受委托为巴黎夏特雷剧院（Theatre du Châtelet）创作一幅足够大的中央舞台幕布。在这项重大的任务中，他绘制了一幅迷人又充满力量的田园风光。在毕加索的4、5幅幕布作品中，这或许是最好的一幅。
Grace Rong Li: 作为一名钢琴家和古典音乐专家，你是否可以从作曲的角度谈谈由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创作的芭蕾舞音乐《游行》？
Olivier Berggruen: 萨蒂谱写的《游行》有着轻柔的无礼感（对于古典音乐），各种不同寻常乐器的介入，例如打字机的声音，让它富有了这样的性格。虽然称不上是一件杰作，但游行的配乐与毕加索的布景和服装完美搭配，也与马萨的舞蹈编排相吻合。
毕加索为芭蕾舞剧《游行》进行的创作
Pablo Picasso, Sipario per il balletto “Parade”, 1917, Tempera su tela,1050 x 1640 cm, 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Parigi, © Succession Picasso, by SIAE 2017
Grace Rong Li: 开幕式当晚，你在作品《游行》前主持了一场精彩的音乐会。你是如何为展览选择音乐家和音乐的？在展览期间，是否还有更多的音乐和戏剧活动？
Olivier Berggruen: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在毕加索为达基列夫（Diaghilev）进行创作的几年前就开始谱写《三首彼得鲁什卡小品》（"Three Movements of Petrushka"）了，但在我看来，它们是和毕加索融合了古典主义、原始主义等多种风格创作旗鼓相当的美妙音乐。伟大的意大利钢琴家弗兰西斯科·利贝塔（Francesco Libetta）在开幕式表演了这一相当有难度的作品，并将于11月16日在美第奇别墅（Villa Medici）举行另一场独奏会。
Grace Rong Li: 在你的第一本书《艺术的写作》（"The Writing of Art"）中，你写到了毕加索和芭蕾，在和马克斯·霍兰（Max Hollein）合作的书《隐喻的剧场》（"The Theater as Metaphor"）中你又写到毕加索与戏剧。能不能简单地概括一下你对毕加索与芭蕾和戏剧的看法？毕加索对当时的戏剧和芭蕾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
Olivier Berggruen: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来说，毕加索让舞台设计更简洁、更加现代化。他在设计时进行的视觉简化十分有效，尽管一些服装非常精致。在达基列夫开创性作品的背景下，毕加索的舞台设计作品呈现出了一种特别的幽默感。
Grace Rong Li: 1981年，43岁的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也为即将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上演的“游行”设计了布景和服装。纽约时报的评论家们当时是这么说的“……他的这版《游行》并不是从头开始做起的，而是他心怀毕加索，仿佛在梦中重访了1917年那一版的《游行》之后对其进行的再现；毕加索既作为原始设计师，又作为《街头卖艺者》的诗人——这些杂技演员和小丑，也是毕加索玫瑰时期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你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如果是，能不能讲一讲霍克尼是如何仿佛如在梦中一般重访了1917年毕加索的《游行》？
Olivier Berggruen: 我得要看看霍克尼的版本，我很久没有看过了。而我所知道的是，和毕加索一样，除了萨蒂，霍克尼也很喜欢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
毕加索的创作《交叉手臂而坐的杂技演员》
Pablo Picasso, Saltimbanque assis, les bras croisés [Saltimbanco seduto con braccia conserte], 1923, Olio su tela,130,5 x 97 cm, Tokyo, Bridgestone Museum of Art, Ishibashi Foundation, © Succession Picasso, by SIAE 2017
Grace Rong Li: 毕加索在罗马的时候曾与很多著名的国际艺术家合作，科克托 、斯特拉文斯基、达基列夫、莱昂尼德·马辛；还有俄罗斯芭蕾舞团重要的舞者、编舞家莱昂·巴克斯特（Leon Bakst）；意大利未来主义创作者巴拉、普兰波利尼和德佩罗。他们是如何彼此激发创作的？
Olivier Berggruen: 很难说，可能是加剧的战争形势对所有人都起到了刺激作用。通常情况下并不会如此，但有时政治动荡会对艺术创作产生有益的影响——紧迫感和与时事结合的相关性塑造了“游行”。
Grace Rong Li: 约翰·凯奇（John Cage）和摩斯·肯宁汉（Merce Cunningham）从1942年一起开始工作；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于20世纪50年代加入了他们，并以舞台设计的身份一直工作到1964年。你如何比较他们的合作，与毕加索同萨蒂和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合作？
Olivier Berggruen: 前者们彼此进行了激烈紧密的对话，而这样（的交流）也带来了令人信服和具有连贯性的结果。而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则是追踪了同一条带给他们灵感的道路前进。由此产生的作品可以说是不同杰出大脑和天才自然融汇在一起的产物。
毕加索的创作《小丑与戴项链的女人》
Pablo Picasso, Arlequin et femme au collier [Arlecchino e donna con collana], 1917, Olio su tela, 200 x 200 cm, 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Parigi, Photo: Centre Pompidou, MNAM-CCI/Bertrand Prévost / RMN-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distr. Alinari © Succession Picasso, by SIAE 2017
Grace Rong Li: 在 Scuderie del Quirinale 美术馆的主展场似乎是一个缺乏温度和亲密感的空间，这也让展览的布置充满挑战。你是如何做到让展览的呈现如此优美的？
Olivier Berggruen: 我和我的团队、建筑师安娜贝尔·塞尔多夫（Annabelle Selldorf）和策展人卡门·希门尼斯（Carmen Gimenez）和阿农西亚塔·冯·利希滕施泰因（Anunciata von Liechtenstein）在设计方面非常努力。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将把楼下的展厅布置得不那么紧凑，从而让毕加索充满力量的作品更好的呼吸，释放它们的表现力。楼上则更有说教的感觉，诸多文件和纸上作品反映了那段时期的非凡产出。
Grace Rong Li: 你在艺评，音乐和哲学领域也很活跃。你是否在创作新书、策划新的展览或者是其他与音乐、哲学相关的新项目？
Olivier Berggruen: 我正在进行关于立体主义的学术研究，目前在写一篇关于明年巴黎蓬皮杜中心立体主义回顾展风格问题的文章，以及一本有关艺术藏家历史的书。我还在组织一系列小型音乐会，有关古典音乐中的现代主义。
1961年左右，Heinz Berggruen（最右侧）与毕加索（中）
Heinz Berggruen (at the far right) with Pablo Picasso, circa 1961, photographer unknown. The little girl is daughter of Picasso, Paloma Picasso.
Grace Rong Li: 你的父亲海因茨·伯格格伦不仅是最有影响力的毕加索作品藏家，也曾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图书出版商的身份和毕加索紧密合作。能不能再给我讲讲你的家庭和毕加索之间的关系？
Olivier Berggruen: 我父亲在40年代晚期通过达达运动的联合创始人特里斯唐·查拉（Tristan Tzara）认识了毕加索。毕加索似乎很喜欢我父亲，然后他们开始一起合作，做我父亲要出版的带有插图的图书。其中一些书，例如1963年的《日行者》（”Diurnes"）变得非常著名。
后来，我的父亲与卡纳维勒（Kahnweiler，他是毕加索的主要交易商）达成了一项协议，并获得了出售毕加索三分之一的平面美术作品的独家权利——那时毕加索是一位高产的版画创作者。但最重要的是，我父亲能够了解到其他人没机会接触的作品，而收藏毕加索的创作也成为了他最爱的事业。
Berggruen兄弟二人在Moskau咖啡厅前
Oliver & Nicolas Berggruen in front of Café Moskau, Photograph copyright Oliver Mark
Grace Rong Li: 在一次谈话中你曾提到道格拉斯·库珀（Douglas Cooper）是你父亲在毕加索作品收藏方面的导师。能否给我们讲讲道格拉斯·库珀和你父亲的关系？以及你父亲在1973年巴黎与道格拉斯·库珀收藏合作的展览？
Olivier Berggruen: 道格拉斯·库珀属于那一代英国的业余学术收藏家，他对现代艺术中什么比较重要有一种非常确定的感觉；在立体主义方面，他确立了四位艺术家的重要性，毕加索、布拉克、莱热（Fernand Léger）和格里斯（Juan Gris），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这一观点影响了许多收藏家，从我父亲到伦纳德·劳德（Leonard Lauder），后者在1984年库珀去世后买下了他的大部分藏品。我的父亲曾多次与他合作，并一起出版了胡安·格里斯的画作目录。
Grace Rong Li: 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你的父亲是一位记者。他最开始以记者身份关注的领域是？他曾为哪些杂志／报纸撰稿？
Olivier Berggruen: 我父亲是位很有天赋的写作者。尽管最开始，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他是一位专注于艺术方面（包括音乐和歌剧）的记者，但在战前柏林，他就已经因他的微小说和能唤起日常生活片段的文字而为人所知，这些作品也在50年后再次出版。战争期间，他居住在旧金山，为《旧金山纪事报》（"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撰写有关文化议题的文章，同时还在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的工作室担任助理。
毕加索的创作《排笛》
Pablo Picasso, La Flûte de Pan [Il flauto di Pan], 1923, Olio su tela, 205 x 174 cm, Parigi, Musée National Picasso-Paris © Succession Picasso, by SIAE 2017
Grace Rong Li: 是什么让你父亲成为他那个年代最好的收藏家和交易商？
Olivier Berggruen: 海因茨·伯格格伦的确是当时主要的画商/收藏家，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人。如果你把他和恩斯特·拜尔勒（Ernst Beyeler）相比，他的品味要窄得多，收藏也没有那么广博。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成为了他的优势。他重点关注那5、6位艺术家，包括塞尚（Paul Cézanne）、毕加索、马蒂斯（Henri Matisse）、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克利（Paul Klee）、布拉克，还收藏有一些立体主义者比如莱格尔和格里斯的作品。（人数虽然不多）但就这些艺术家个体的作品而言，他的收藏种类很广，也很有深度。此外，这是一个个人看法，即虽然在今天看来可能显而易见，但在我父亲开始收藏的时候，他极富远见地关注了这些或多或少受到立体主义影响的艺术家。
Grace Rong Li: 你是如何通过艺术和你父亲建立联系的？
Olivier Berggruen: 90年代晚期我在伦敦有个画廊，但实际上我那时真正喜爱的是艺术史，而当我开始在法兰克福的锡恩美术馆做策展人，我父亲意识到我有策划展览的天赋。我最开始做了一个马蒂斯的剪纸作品回顾展，之后策划了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的大型回顾展。这些努力促进了与我父亲丰富并具有创造性的对话，也促成了关于他保罗·克利作品收藏的两个展览。他也喜欢我与艾德·拉莎（Ed Ruscha）的合作，他把拉莎视为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观念艺术家。
毕加索的创作《穿衬衫的妇女坐相》
Pablo Picasso, Femme assise en chemise [Donna seduta in camicia], 1923, Olio su tela, 92,1 x 73 cm, Tate, Bequeathed by C. Frank Stoop 1933 © Succession Picasso, by SIAE 2017
Grace Rong Li: 你的父亲将自己百分之90的艺术收藏捐赠给了欧洲和美国的博物馆。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他都将什么样的作品给了哪些博物馆？
Olivier Berggruen: 我父亲将作品赠与了那么他觉得亲近的地方和博物馆。按照年份看，这包括了，巴黎市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é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 de Paris）（13幅克利的作品，1973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90幅克利的作品，1984年），伦敦国家画廊（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7幅修拉的作品，1995年），以及柏林的伯格格伦博物馆（Berggruen Museum）（2001年，165幅作品，有德国政府的财政补偿）。
Grace Rong Li: 伯格格伦博物馆（Berggruen Museum）是柏林国家美术馆的一部分。作为德国犹太人，你的父亲以一种“和解姿态”把他的收藏赠与了家乡柏林。这些藏品于1996年抵达，同时你的父亲也在流亡了60年后回到了他的家乡。藏品的核心是毕加索的作品，有100多件作品，它们构成了常设展“毕加索和他的时代”。而你的父亲在博物馆开张后又继续为博物馆购买杰作。他购买并捐赠给博物馆的最后一件作品是贾科梅蒂的雕像，《站着的女人》（"Standing Woman"）。几周后，2007年2月23日，他在巴黎去世。你能告诉我们是什么使你的父亲如此宽容和慷慨吗?
Olivier Berggruen: 柏林是他年轻时所居住的城市，是他脑海中萦绕着的回忆，苦乐参半又异常强烈。柏林墙倒塌后，我父亲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德国，并了解它是如何改变的。他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人必须要（学会）重新融入过去，不是从远方，而是作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而博物馆的建立促成了一场关于犹太人在德国的传统的热烈讨论。
我们知道，在德国，犹太人比在其他欧洲国家能更好地融入社会，他们在现代德国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战前，许多主要的交易商和收藏家（更不用说艺术家）都有犹太人的背景，我父亲意识到，尽管纳粹时代十分恐怖，但如果这样的传统不能重建将是件多么错误的事情。
毕加索的创作《小丑保罗》
Pablo Picasso, Paul en Arlequin [Paolo vestito da Arlecchino], 1924, Olio su tela,130 x 97,5 cm, Musée national Picasso-Paris, Parigi, Dation Pablo Picasso © Succession Picasso, by SIAE 2017
Grace Rong Li: 你是柏林伯格格伦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之一。 你希望这个博物馆如何延续你父亲的传奇?
Olivier Berggruen: 这座博物馆在柏林已经成为人们喜爱的标志，尤其是在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它在那里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也填补了一个主要的空白，因为我父亲收藏的很多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都曾被纳粹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而缺席了30年代的舞台。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和我的兄弟尼古拉又买了一些毕加索和克利的作品，并把它们长期借给了博物馆，以加强收藏。此外，我们计划通过一系列展览，重新审视父亲当年欣赏的艺术家，让他们的创作与最近的艺术家们进行对话，就像我们最近在乔治·康多（George Condo）的展览“对抗”（"Confrontation"）中所做的那样。
Grace Rong Li: 你父亲的职业生涯曾经和中国有过关系吗？
Olivier Berggruen: 有过。大约在1976年，我父亲在香港主办了艺术家保罗·克利的展览。可惜我们没有详细资料。保罗·克利受到过中国艺术及书法的影响。在我们柏林的美术馆有证明。我们的藏品中有一副他的杰作“中国瓷器”。
Grace Rong Li 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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