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李夏恩
1 悲悯：
母亲的“人生第一课”
天真的微笑，柔和的脸庞，温良的脾性，总是微笑着的双眼，透过圆片眼镜，显出略带羞涩的神气。如果“相由心生”这句话还算有几分道理，那么沈从文的相貌举止可谓最恰切的诠释。在旁人眼中，他总是身穿一袭老学究的长衫，说起话来也给人一种安宁舒适的味道。一如他那些脍炙人口的乡土小说——背景是古老的水乡城镇，古朴的风俗在田间河畔闲庭信步，即使是阿卡迪亚的田园牧歌中，偶尔会发生男女情爱的悲欢离合，最终也会汇入生命的河流。
自然、生命、爱与本真，可以说是沈从文在绝大多数人眼中的形象。如果由此逆推，很容易推想到他本人也应当生长在一个如他小说中描述的那般田园水乡的纯真环境中，有着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以助他养成这种温良天真的品性。
但这恰恰是沈从文最难解的一个谜。如果翻看他的自传，就会发现，那些世外桃源般的绮丽想象，不能说全为凭空虚造，但也要大打折扣。水光潋滟的河流诚然存在，质朴率真的乡民也所在多有，但仔细看来，率真的脸上也会露出狞笑，清澈的河水，也会被血污染红：
“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云梯木棍上也悬挂许多人头，看到这些东西我实在希奇，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我不明白这些人因什么事就被把头割下。我随后又发现了那一串耳朵，那么一串东西，一生真再也不容易见到过的古怪东西！”
暴戾，可以说是沈从文成长环境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在他的自传回忆中，革命与战争的屠刀在他的家乡湖南凤凰小城里反复刷洗，每一次都血流成河。年幼的沈从文早已对空气中时时飘荡的血腥空气习以为常。他会在上学路上特意绕一段远路到杀人法场去，看看“那个糜碎的尸体，或拾起一块小小的石头，在那个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下，或用一木棍去戳戳，看看会动不会动”。当这名不到二十岁的少年踏上军旅生涯后，他见证的暴力场景就更不胜枚举，杀人是打发无聊的“兴奋”事情，在看完砍头行刑之后，那些活力四射的同袍们会互相投掷人头取乐。沈从文本人也乐在其中，他好奇地踢了人头一脚，“踢疼了自己的脚趾尖”。晚上，那柄砍掉了无数颗脑袋的大刀，则被士兵们用来杀狗切肉，“醉酒饱肉，其乐无涯”。
沈从文拍摄的家乡凤凰虹桥，这是他惟一存世的风景摄影。
浸泡在如此暴戾血污之中的沈从文，如果变成汉尼拔那样的食人恶魔或是暴力狂徒，也丝毫不会奇怪，毕竟再残酷的暴力场景，在他眼中都已经司空见惯了。即使是他在挥笔写下这些令今天读者看来瘆瘆骨战的砍头景象时，笔底也是波澜不惊，不疾不徐，就像孩童逗猫耍狗的恶作剧一样，充满了反讽的好奇和无意义的荒诞——暴力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尽管成为暴力狂徒的条件如此“得天独厚”，但神奇的是，这名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少年却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出血污而不染，反而成了一个“腼腆、天真，甚至带着几分胆怯的善良的年轻人”。在他天真善良的心灵与暴戾血腥的气氛之间，必然存在着一扇阻隔的窗户，既让沈从文可以亲眼目睹这些暴行，又让他不至深陷其中，受到浊息侵染。在窗内，可以培育他人性中纯真善良的品格。
这扇窗户，就是他的母亲。
“我等兄弟姊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个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我的教育得于母亲的不少，她告我认字，告我认识药名，告我决断——做男子极不可少的决断。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
沈从文的母亲黄素英。
在沈从文的个人回忆《从文自传》中，关于母亲的笔墨少之又少，远不如那位“影响的较少”的父亲连篇累牍。在寥寥数行之间，只提到他的母亲“姓黄，年纪极小时就随同我一个舅父外出在军营中生活，所见事情很多，所读的书也似乎较爸爸读的稍多。外祖黄河清是本地最早的贡生，守文庙作书院山长，也可说是当地唯一读书人。所以我母亲极小就认字读书，懂医方，会照相。”直到晚景暮年，已经年且八旬的沈从文才第一次向前来拜访他的美国传记作者金介甫
（Jeffrey C.Kinkley）
吐露他的母亲名叫“黄素英”。而在他小时候，他和兄弟姐妹们只称为“母亲”。
“母亲”这个听起来十分普通的泛称，长期以来掩盖了她真正的姓名。但对一个孩子，“母亲”就是他惟一的母亲，没有哪个母亲会回应错孩子的呼唤。对沈从文来说，这个独一无二的母亲似乎除了出身当地唯一的读书人家，曾在军营生活，见多识广，懂得医方和照相之外，似乎并无特别可以细叙诉说的可圈可点之处。
这些蜻蜓点水的泛泛之论，尚且比不上他父亲在革命前夜，在灯下当着他面擦枪磨刀时“莫名其妙的微笑”更加传神细致。他只讲述了一个细节，在见识了父亲和四叔密谋杀仗的那天晚上，他“把头伏在母亲腿上，一会儿就睡着了”。
这个在血光枪影的革命前夜中横插一笔的细节，宛如紧张的战争交响乐中蓦然奏响的舒缓间奏曲，尽管第二天一早，他就要被父亲带去，在衙门口成百上千颗肮脏血污的人头里寻找自己“紫色脸膛的表兄”的脑袋。但对这个懵懂孩童来说，母亲膝上的一夜安睡，却是暴戾乱世中的一座温馨安宁的岛屿。沈从文所描述的其实是家庭生活中最寻常不过的一幕，但母亲就是在这种寻常生活中能给予子女安心和宽慰。
辛亥革命时期沈家全家福，站在前方黑裤白衣的九岁孩童就是沈从文。
或许是因为母亲日常对子女的呵护疼爱太过寻常细碎，远没有父亲刀光枪影的征战生涯那样具有戏剧的爆发性，所以他在回忆中才对母亲的事迹写得如此寥寥。但正是母亲这种饾饤细碎却持久绵长的日常，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一个人子的性情和品格。
在沈从文颇具个人自传性质的小说《腊八粥》里，幼年的沈从文化身稚气的八儿，守在灶边，眼巴巴地望着妈拿起一把锅铲在腊八粥里搅和。空气里弥漫着“甜甜的腻腻的”热气。“闻闻那种香味，就够咽三口以上的唾沫了，何况是，大碗大碗的装着，大匙大匙朝口里塞灌呢！”
他向妈讨价还价“等一下我要吃三碗”，让妈把自己抱起来，看着翻腾的栗子和豆子熬煮成一锅深褐色的香甜浓粥。而妈则“拣了一枚特别大得吓人的赤枣”放进自己嘴里。
这种母子合乐的温馨情景，也体现在他的另一篇小说《炉边》中，九妹、六弟和“我”四个人围在火盆边烤火，兄妹三人被外面卖糖小贩的铛铛铛的锣声和竹筒签子的搅动声勾引得心驰神往，却被怕他们伤风的母亲靳着不许出门儿，三个坐不住的小孩儿只好争着在旁边背书来讨好故作沉默的母亲。尽管最终糖也没有买成，但这种孩子气的落寞，却充满了别样的温情和愉悦，就像生活的火炉里飘出的一星闪亮的火花，映在人的眸子里，心中充满了暖意。
《沈从文的前半生（一九〇二—一九四八）》，张新颖著，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2月
这种来自母亲的暖意，必然是点亮沈从文内心人性的火花，点点滴滴，日积月累，让他在暴戾浊世中能够保持刻意的距离，能够心思敏感地体察到生与死之间的无常与有情。即使是麻木不仁的戏谑，也不至成为脱缰的烈马，将他的心智带往暴虐的沼泽。让他即使在书写暴力场景时，不会陷入某种嗜血的暴力狂欢之中，而是司空见惯中的一种平易和从容。
于是，在他描写砍头场景的小说《黄昏》中，读者会跟着犹如慢镜头一样的笔尖，看到“刽子手从人丛中走出，把刀藏在身背后，走近犯人身边去，很友谊似的拍拍那乡下人的颈项，故意装成从容不迫的神气”，口中一面说着“不忙，不忙”的安慰话帮犯人转移注意力，一面趁机挥刀砍下。看到那个“乡下人样子，老老实实”的囚犯，临刑前还不忘殷殷交代狱吏，请他帮忙转告自己的同乡，代他清还村中漆匠五百钱欠款。
就这样，将死之人也被沈从文温情而细碎的笔触赋予了一种生命的尊严，一种真实的存在，就像是炉火中飘出的火花，虽然乍明还灭，但他却捕捉到了那闪光的一瞬。如果不是母亲营造的日常氛围细碎、温情却又令人眷恋，恐怕很难培养出一颗如此细致感性的心灵。让这颗心灵的拥有者在穿过死亡深林时能照亮周边的荒林深草，让自己不会迷失在黑暗中被兽性吞噬。就像沈从文在《我的教育》中描写的那样，尽管在这篇以自己行伍生涯为主题的小说中，时时处处都堆砌着砍下的头颅和喷溅的鲜血，充斥着以受害者惨死为乐的粗俗暴戾，但沈从文却“一个人怀了莫名其妙的心情，很早的又走到杀人桥上去看”，在横陈的尸骸旁，他看到：
“不知是谁悄悄的在大清早烧了一些纸钱，剩下的纸灰似乎是平常所见路旁的蓝色野花，作灰蓝颜色，很凄凉的与已凝结成为黑色浆块的血迹相对照。”
尽管这个少年也曾是以死亡和暴力为戏谑的士兵中的一员，但在这一刻，他静默了。他固然形单影只，无法改变日复一日的暴力循环，但他从母亲那里学会了人生的第一课：悲悯。
2 有“污点”的母亲，
配当母亲吗？
对子女来说，母亲，就应该是母亲的样子。温和、慈爱，给家庭带来温馨，让子女们即使远涉他乡，心中仍会牵挂眷恋——这就是母亲的形象，是沈从文所传达给我们的母亲的形象，也是大多数人心中母亲应该的样子。但母亲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家庭与社会中的个体，会不会也有属于母亲本人自己的形象呢？
沈从文《一个母亲》单行本书影，1933年10月上海合成书局初版。这篇小说本身发表于1929年5月的《红黑》杂志上。这份杂志是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共同创办的同人杂志。仅存在6个月便因经营不善宣告终刊。
沈从文的众多作品，《一个母亲》是唯一一篇以母亲为题的小说。单看这个标题，你很有可能会认为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母亲如何呵护疼爱她的儿女，如果对沈从文的作品风格有所了解的话，或许还会猜测这篇小说就像《边城》一样，又是一场余韵未绝的悲剧。这篇小说的开头，也多少笼罩了一丝莫名悬疑的气氛：
“‘在他们间居然有了孩子……’一些不很知道他们生活，又略与他们夫妇相熟的人，当孩子出世以后，是曾那样用着稍稍奇怪的意义，把这孩子出世的消息议论到的”
但读完第一段，细心的读者便会猜出这个故事的大致内容：故事的主人公母亲并未遭遇任何悲剧，恰恰相反，她的丈夫憨厚朴实，无论是对妻子还是对孩子都关怀备至，热心体贴。母亲的母亲更是热心送来了一箱婴儿用品。这个和乐融洽的一家三口中，唯一让母亲焦虑的，是这个父亲捧在手中疼爱有加的孩子非他亲生，而是母亲与丈夫的一位老朋友“作了些任性的事”，而留下的“污点”。
母亲居然背着丈夫与外人偷情，还诞下了私生子。最饶富意味的是，尽管母亲因为诞下私生子而焦虑徘徊于罪愆之中无法自拔，但她却认为“天下事再没有一个丈夫比缺少妒忌为害事了”，正是丈夫宽宏大度的信任，没有出于忌妒心将那个走得太近的朋友推开，才给了母亲和那位丈夫老友兼情夫之间互通款曲的机会，终于珠胎暗结，犯下大错。为了弥补罪恶感和对丈夫的深深愧疚，母亲采取的方式是“把做母亲的职务折磨到自己”——她是一个有污点的母亲，但还是用母亲应有的样子看护着眼前的这对父子。
尽管在小说的最末，母亲“没想到将来，孩子那时长大成人了，对母亲的事微有所知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她只是隐藏着这个秘密：
“哭，笑，心跳，红脸，在不可数的反复里，孩子是一天比一天长大了。”
沈从文在小说中提供了一个背叛家庭伦理，与人通奸的有污点的母亲形象。无独有偶，在他另一篇同样题为《母亲》的短话剧中，母亲是一个大学生，因为跟同学私相结合因此得不到家人同意，诞下的孩子只能寄养在朋友家中。尽管她在朋友家中看顾孩子时母爱满满，但与保姆谈话时，她却明显在嫉妒她的朋友夫妇两人婚姻幸福。
疼爱孩子的母亲，心怀嫉妒的母亲，与人通奸的母亲，沈从文为何会刻画这些有污点的母亲形象？最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沈从文本人的母亲名叫“黄素英”，而小说中与人通奸的母亲名叫“素”，刚好取自母亲的名字。难道沈从文觉察到了母亲某些不为人知的阴私吗？
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一个开明的军官。
沈家确实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阴暗往事，直到多年后，母亲临终前才告诉沈从文一个隐藏多年的家族秘密，就是他生身祖母的悲惨遭遇。他的祖母本是苗人，却因为苗人与汉人结合生下的儿子受人鄙视，更不能步入仕途。因此，这位苗人祖母，在为沈家生下两个孩子后，就被远嫁他乡，不知所踪。沈家则编出一套谎话说沈从文的祖母是个汉人，已经去世，还堆了一座假坟来欺骗邻里。
这个生身母亲的谎言从沈从文的父亲一直隐瞒到沈从文本人。但心思细密的沈从文却多少从父辈和亲戚的一些谈话中探知大概，不过因为信息匮乏，所以他有很长时间以为苗人出身的不是他的祖母，而是他的母亲。母亲对这个在当时属于污点的族别身份的隐瞒，沈从文一定曾经困扰过。不过他本人却一直以体内流淌着苗人好勇斗狠的血液而自豪不已。
那么这篇小说是在隐指这段被刻意掩盖的家族隐事吗？答案或许是，但也可能不是。考虑到《一个母亲》这则小说撰写的时间是在1929年，那么这个与人通奸的母亲形象或许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1920年代正值新文化运动狂飙的巅峰时期，在各种剧烈碰撞的思潮中，其中最具社会意义的一种，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爱情观。
这一新爱情观的倡导者，是名噪一时的“性学家”张竞生，并且迅速引爆了整个思想界。这场爱情观大讨论的导火索，正是发生在1923年的一场丑闻，北大学生陈淑君与新近丧偶的大学教授谭熙鸿同居，而谭熙鸿去世的妻子，正是陈淑君的姐姐。为了跟自己的姐夫在一起，陈淑君取消了与未婚夫沈原培的婚约。被抛弃的未婚夫向公共媒体哭诉自己的遭遇，尤其引发了一场公众对陈淑君的口诛笔伐。
就在公众的口水淹没陈淑君的时候，张竞生却伸出了援溺之手，他站出来公开支持陈淑君的决定，并且提出了轰动世人的四条“爱情定则”。他提出男女之间的爱情是有条件，情感、人格到财富、名誉都是爱情的条件，因此，爱情是可以根据具备的条件而进行竞争，最重要的是，爱情不是稳固不变的，而是时时变化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不过是友谊的一种，自然也可以因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张竞生以此为基础，炮轰中国将夫妻限制在不变之中、不讲条件的爱情观是“不人道”。理应提倡一种新式的爱情观。
海派漫画家郭建英的作品，展现了新旧思潮碰撞下所谓的“摩登爱情”。尽管沈从文本人客居上海时期撰写了大量关于男女情爱的小说，但他本人却除了早年间被他称为“女难”的一次以恋爱为名的诈骗闹剧外，并未真正谈过恋爱。
张竞生的“爱情定则”就像一枚重磅炸弹，在思想界惊起的腾空烟尘横跨整个1920年代，直到沈从文撰写《一个母亲》的时候，仍然余响未绝，余焰犹炽。在时人看来，按照张竞生的爱情定则的推论，那么婚姻中的任何一方丧失爱情条件，导致爱情消退，那么夫妻双方自然就可以另寻新欢，投怀别抱。这等于是承认了通奸的合理性。在这一热门思潮的影响下，沈从文创造出的这个因通奸而纠结焦虑的母亲，正是徘徊于新旧爱情观之下的众多妇女中的一员，只是她除了女性之外，还有一层身份，那就是母亲。
那么，有“污点”的母亲，就不配为母亲吗？在读完了沈从文的《一个母亲》之后，就会发现，即使这位母亲养育的是一个私生子，但她仍然履行了一个纯良温柔的母亲的职责。是的，在她眼中这个孩子是她犯下的一个错误，时时提醒着她自己身上的“污点”。
但孩子毕竟是自己的孩子。“一年来她做了母亲，凡是一个母亲必须的温柔慈爱在她全不缺少。她爱孩子，用完全的不折不扣的爱。”这位母亲甚至从未想过“将来，孩子那时长大成人了，对母亲的事微有所知”，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沈从文自己也没有给出结论。但事实上，他已经证明了这位母亲或许是个背叛了丈夫的妻子，但就是一位合格的母亲。她将忧虑和内疚隐藏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只拿出不折不扣的爱对待自己的孩子——这难道还不是一位母亲所为吗？
尽管《一个母亲》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在沈从文的另一篇经典名作《萧萧》中，他却给出了一个结局。童养媳萧萧同样是一个被人引诱通奸，并且诞下私生子的母亲。但她的夫家却在明知孩子是私生子的情况下仍然接纳了她，而不是把她按照族中规矩去“沉潭”或是“发卖”。
萧萧生产的那一天，“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欢喜那儿子。”萧萧温厚的小丈夫，听这个私生子叫自己“大叔”，从不生气。夫家将私生子视若己出，并且也为他娶了童养媳。在结亲的那天：
“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3
她们是母亲
少年沈从文，拍摄于1922年
沈从文的小说中描写过许许多多的母亲形象，慈爱的、内疚的、嫉妒的、暴躁的，但无论是哪一位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时，都不乏母爱。
在一篇少为人所注意的短篇小说《夜的空间》中，沈从文描述了一群住在破船上的肮脏妇人，她们蜗居的破船紧挨着岸边日晒雨淋腐烂无主的棺材。但纵使如此，这些贫穷的母亲们仍会在太阳温暖的时候，抱了瘦弱多病的孩子到岸上玩，“用棺材作屏幛，另外用木板竹席子之类堵塞其另一方，尽小孩子在那棺木间玩，自己则坐在一旁大石条子上缝补敝旧衣袴。”到了晚上，在船中破烂肮脏的草荐上，“小孩子含着母亲柔软的奶头，伏在那肮脏的胸脯上睡了，母亲们就一面听着船旁涨潮时江水入港的汩汩声音，一面听着远处电灯厂、马达丝厂机械的声音，迷迷糊糊做一点生活所许可的梦”。
她们也是母亲，用尽自己生活中最后一丝的温暖与柔软来安抚孩子的心灵，一如沈从文的母亲在刀枪嘶鸣的屠杀之夜，让儿子伏在自己膝上沉沉睡去一样。
或许这仅仅是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些许日常，是经常被忽视的饾饤细碎，是不安的环境或是焦虑的生活中仍会持续不断放出温暖光芒的一盏灯光，是寒夜里亮着灯的窗户，是冬日熬煮的一锅香甜的腊八粥。是一种对子女本能无私的保护，即使是他们在犯下对母亲的弥天大错后，仍然不假思索地原谅和宽恕。
她们是最普通的人。
她们是母亲。
作者｜李夏恩
编辑｜张婷
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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