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六年，我读了三个一年级，两个四年级。不是我学习不好，是频繁转学的缘故。第一个一年级是在西安安定小学读的。语文第一课课文，至今记忆犹新：人，一个人。手，两只手，左手和右手。每天早上几十个小孩齐声朗读的声音，至今还余音绕梁。的确年龄太小，课余分组活动围圈做游戏时，我的裤子开裆露小，竟毫无察觉；被同学取笑，竟不脸红。不久父母回老家，我便在山西长治针漳村村小读了第二个一年级。第二个一年级还没读完，就又随父母回西安上了第三个一年级。这回连续读了四年，由于不想做寒假作业，便毫不犹豫地跟着大伯回了老家。本来应该读五年级，因为当时长治二完小没有开设，只好重读四年级。而且我读的那个班，绝大多数是老师的家属。只有四个小孩，我是最小的。女的多，男的少，大的多，小的少，且年龄悬殊太大，有的都可以当阿姨。
一开始，几个小孩合伙租了一间屋子。有一个老大爷给我们煮饭，大家挤在一个土炕上睡觉。炕下放了一个夜壶，供晚上方便用。晋东南的冬天冷得要命，零下一二十度，谁都懒得起夜。有天晚上，实在憋不住了迷迷糊糊地拎起夜壶就撒。天刚亮，就听见煮饭的老大爷喊：“哪个挨刀的，把尿撒到我的鞋里了？说！”我装着没听见，一个劲地往被窝里钻。
小学六年级时有几件事印象最深。
一次半期考试，好像是考数学。我交卷交得早，在教室门口玩。发现一个六七岁大小的男孩，一手提个饭盒，一手拿双筷子，一摇一晃地朝教室走来。我问他：
“你来干甚？”小男孩不理睬。
我拦住不让进，小男孩大喊：
“爹，他不让我进。”
这时，我的一个同学出来了：
“快回去，爹在考试。”
“我妈叫我给爹送饭。” 小男孩小声说。
后来我给同事讲起这段往事，大家都不相信。不过的确如此，千真万确。
我班有两个大一点的同学，一男一女，经常在一起嘀嘀咕咕，怪怪的。见其他同学过来，女同学就走开，每次脸都是红红的。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早恋。
还有件更有趣的事。小学快毕业时，突然接到我班一位同学的邀请，让大家去参加他的结婚典礼。记得是一个周末，四五个大同学带着我们两三个小同学，大模大样地去参加了婚礼。吃了婚宴，喝了喜酒，还闹了洞房。一个窗户贴满喜字的不大的新房里，挤满了男男女女。熙熙攘攘，闹闹哄哄。一对新人坐在炕上，面前散落着花生和红枣。几个年轻人声嘶力竭地大喊：“亲一个，亲一个。”更有过分的，撕一块白纸递给新郎，让他往新娘裤子里塞。新娘满脸通红，新郎一个劲地傻笑。满屋子乌烟瘴气，混杂着吼声，笑声，打闹声，一直闹到半夜。多年以后，我才弄明白“往炕上扔花生和红枣，往新娘裤子里塞纸”的个中道理。
我读小学时不像现在负担那么重，有的是时间看闲书。《三国》、《水浒》、《西游记》、《粉妆楼》、《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小八义》、《三笑姻缘》、《五女兴唐传》、《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甚至《荡寇志》都看过。说起《荡寇志》，还有一个小故事。那时，我家住在长治南街42号。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一个修鞋铺，久而久之认识了修鞋师傅。修鞋师傅中等个，络腮胡，能说会道，爱讲故事。放学以后，总往修鞋铺跑，听修鞋师傅讲故事。修鞋师傅还是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我看到过他在朝鲜战场上获的奖章。《荡寇志》就是修鞋师傅借给我的。
囫囵吞枣地看了那么多闲书，总想在人前表现表现。于是，我便隔三差五地给左邻右舍的爷爷奶奶们讲故事。虽然是现炒现卖，虽然有时候丢三拉四，会出点小笑话，但是爷爷奶奶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还一再夸我记性好。正是这个爱看闲书的经历，成就了我日后下笔千言、一挥而就的本领。
上小学时，寄读生睡的是大铺，几十个小孩睡在一个铺上。每天晚上滚来滚去，又没有条件洗澡，每人身上都生了虱子。虱子很顽固，怎么也弄不干净。不知是谁出的主意，用666粉。我只往身上涂过一次，还真管用，从此虱子搬了家。但我的毛衣毛裤长满了虱子蛋，一排一排的，白白的，晶莹透亮。挤又挤不完，又不敢拿回家，只好一扔了之。放假回家，大姐问毛衣毛裤，我吱吱唔唔地一问三不知。见问不出一个所以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最令人记忆犹新的还是周末吃馒头的事。1956年长治二完小的住校生，每周只有周未中午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上午最后一节课的铃声一响，男男女女的小孩便一窝蜂地冲向食堂，敲着饭碗，叽叽喳喳，焦急地等着馒头出笼。
“馒头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
大伙拥向蒸笼，我一把抓了一亇，五个指头戳进才出笼的热馒头，疼得我直喊妈。
回想起我的小学生活，虽然条件差，但很愉快。读了不少闲书，识了不少冷字，长了不少见识。为我以后的学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安安定小学、长治二完小，是我难以忘怀的启蒙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