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女真社会生活的核心制度是“氏族”(穆昆)，它同祖先崇拜、萨满信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萨满教，每个女真氏族的成员可以“与他们的灵魂交流，同时将他们的集体经济活动神圣化”。
在女真部落，氏族是管理狩猎、采集、农耕和战争的组织，也是所有这些活动在超自然层面上得到帮助的媒介。
氏族首领(穆昆达)在某些情况下，本身就是萨满，或者说接近萨满，以便在适当时机更好地唤起与神明的必要沟通……与非常古老的传统相一致，年长的儿子长大成人后，要迁往下游或是山的另一侧，开辟新的家园，建立新的穆昆，树立新氏族的“索莫杆”(神柱)。通过这根神柱，整个氏族还有每位氏族成员都可以与氏族神明和居住地的土地神灵沟通交流。
因此，女真人的萨满在早期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跳神”，可以降神、招魂，并能治病-，通常是女性。这种个体型萨满遍布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第二种萨满焦点在氏族，而非个体，并不涉及实际的灵魂附身或操纵(神)，这为氏族成员召集神明享用贡品提供了途径。
女真势力的崛起始于16世纪80年代，与努尔哈赤有关，他是某个女真大部落中觉罗氏族其中一支的后代，觉罗氏族生活在辽河中游和鸭绿江之间的山麓地带。
在父、祖命丧一位女真敌对首领之手后，努尔哈赤经过一系列部落间战争，于1583年成为该区域最强盛的一支力量。那一年，他仅有24岁。
在努尔哈赤统治早期，尽管他的统治局限于辽东中东部地区，但在女真传统中，他是一位贝勒，即氏族首领或部落领袖，可以通过“武力与威吓”保证自己的地位，因此也拥有在臣民中分配和再分配财产的权力。
贝勒们生活在有围墙保护的村落中，居住在防御完备的院落里，他们的地位有赖于自己收集、分配资源以及提供保护的能力。因此，他们自然垄断了弓箭和铁制武器的生产。
他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人，会以承诺不扰边来换取与中原王朝和朝鲜的专属贸易特权。
直接附属于贝勒的是人数相对较少的精英群体，称作“民人”，他们拥有社群中的大多数资源。
他们之下是“诸申”阶层。这一阶层构成女真人口的绝大部分，并且对他们的上级负有各种军事或劳动义务。此外还有包括女真人、蒙古人、朝鲜人、汉人在内的奴仆阶层——各种各样的阿哈、包衣或包衣阿哈——他们是在1616年以前“被购买、被俘虏或被判处为奴的”。
和前代建立政权的民族，尤其是12世纪的女真人祖先和13世纪的蒙古人不同，努尔哈赤的部落成员主要不是游牧民。
他们主要定居在辽河河谷，经济由农耕、狩猎和贸易构成。他们最重要的农业输出品是名贵的人参。
女真人主要的贸易对象是朝鲜和明朝。
据估算，16世纪晚期、17世纪早期流入中国的白银中，多达四分之一最终流入了各个女真部落。
明朝官员通过给予各主要女真部落独自的贸易特许权，允许它们参加朝贡贸易，以充分改善这一局面。这种方式使得明朝能够利用女真各部落对贸易特许权的竞争，让它们相互制衡。
但是，努尔哈赤最终控制了所有的贸易特权，夺走了其他部落参与朝贡贸易的渠道。
在与明朝断绝贸易和外交关系之前，努尔哈赤曾八次亲自率领部落使团前往明朝。
努尔哈赤的征战开始于1584年。从那之后，他迅速扩张领土，缔结婚姻联盟，征服敌对的女真和蒙古部落，强化军事机器，最终发展成为“八旗”(扎坤固山)。
八旗制度的基本单元是“牛录”(佐领)，由约300名士兵构成。有些牛录基于既有的氏族关系或部落关系，但也有一些牛录的设立是专门为了克服这些特定的认同，从而建立更为集中的军事组织。
牛录保持了族群的同质性。因此，八旗制度能够在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将不同的族群整合进来，包括女真人、蒙古人和汉人。
牛录既是社会、经济单位，也是军事单位。牛录不仅由武备齐全的士兵(包括骑兵和步兵)构成，也包含他们的整个家庭，包含其他成年男性、女性、孩童和仆人。战争或狩猎结束后，士兵回归自己的家庭。
士兵一旦加入某一牛录，就能领到月俸和一片土地，他们的家人可以自己耕种这片土地，也可以使用农奴耕种。
当一个旗的女性嫁给另一个旗的男性时，她的旗籍就要跟随其夫变动。所有的民事、军务都由“牛录额真”直接监管。
到了1601年，努尔哈赤已经拥有超过40个可以作战的牛录。
同年，他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将八旗制度正式化的改革，其中一些由他直接领导，另一些则交由他的近亲负责。起初仅有四种旗色，每个旗的军服颜色与他们各自的旗色相对应。骑兵戴红缨盔，每人负责三匹战马。他们的弓极为强劲，士兵本身尤为擅长将箭以全速射出。他们的箭袋能够装超过30枝箭，可以称得上是每位士兵的强大军械库。有些步兵也是弓箭手，但是越来越多的步兵开始使用火器，包括步枪和大炮。
16世纪末17世纪初，努尔哈赤还采取了几项措施，为他日益扩张的政权赋予了独特形式。
比如，1599年，他命两名翻译在蒙古文字的基础上创制了满文，此前满人一直用蒙文书写。
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国号是“金”。两年之后，他大胆地发布名为“七大恨”的檄文，谴责明朝杀害他的父亲和祖父，背信弃义、滥用权力。作为回应，明王朝派遣了一支大军征讨努尔哈齐，但被努尔哈赤领导的泛女真联盟打败。
1618年至1621年间，努尔哈赤的军队控制了约80个明朝卫所，他用这些卫所守卫新占领的辽东地区。辽东地区位于长城以外，东邻朝鲜。
1621年，努尔哈赤占领辽阳，宣告了女真人对辽东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奠定了即将建立的清王朝的基础。
在此期间，努尔哈赤也对汉人家庭进行了安置，已经有一定经济地位(以粮食数量为依据)的人得到了土地和住宅，经济实力较弱的则沦为奴隶。有时，奴仆身份父退子替，但有的则终生为奴，从事繁重的劳动。
于是出现了反映这种奴役关系的术语“包衣”，其中又分为“包衣阿哈”和“包衣人”。后者有时简称“包衣”，其中一些人享有极高的地位和极大的权势。
“自由”的汉人和女真旗人一度共同居住、一起劳作，这是融合、共居与不平等的国家政策的体现。
但是，经济不景气以及汉人和女真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1623年爆发了反抗女真人的起义。
努尔哈赤很快镇压了反抗，但是从此之后，他的政策从融合转向了隔离。
旗人第一次搬到独立于汉人的居住区，并且不能踏上汉人的街道。旗人可以携带武器，但是汉人不可以。女真人对汉人的歧视一步步强化，导致1625年爆发了另一场更为严重的反抗。反抗再一次被镇压下去，但其后果是，满人对汉人临时增加了一套严格的监督管控系统，包括每十三户汉人由一位汉人庄头管理，庄头对旗人官员负责的制度。
1625年，尽管还存在汉人起义的干扰，以及明王朝进军辽东的威胁，努尔哈赤还是确定沈阳为固定的都城，称为“盛京”。
在那里，努尔哈齐着手建造融合了满汉建筑和装饰传统的皇宫。然而，第二年，努尔哈齐去世，将完成宫殿建造的任务留给了他的继承人——第八子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
皇太极是其曾祖觉昌安的直系后代。最初，觉昌安之子塔克世的四个孙子皇太极、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兄弟四人共掌权力(称为四大贝勒)。但是到了17世纪30年代早期，皇太极已然汗位独尊。1629年，皇太极突破长城，占领了关内四座重要城池——漆州、迁安、遵化、永平，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两年之后，皇太极利用新获的西洋大炮，攻下了当时有约14000名精兵把守的明朝军事要塞与商业中心大凌河。
他还设法破坏自己兄弟的名声，首先是阿敏。由于阿敏丢弃了皇太极在1629年夺取的四座城池，皇太极斥责其懦弱。皇太极接着又设法羞辱了莽古尔泰和代善。
1633年，他已经掌握了其他三位兄弟的所有军队，将其整合进了所谓的“上三旗”。
根据当时女真人的爵位制度，男性分十二等，女性也有类似的等级体系。
爵位是世袭的，但是除了一些“世袭罔替”的爵位，其他爵位在传给下一代时会降一级或若干级。
贵族定期从国家那里获得俸银和禄米，其数额与等级挂钩。他们在房屋、教育、仪仗和获得文武官职方面也享有特权。
另一个精英群体是皇家禁卫军，它由三个独立的团体构成：亲军营(约15000人）、前锋营(约1500人)和护军营(约1500人)。亲军营只从满八旗中挑选，在皇宫内外随时随地保护皇帝。前锋营从满八旗和蒙八旗中挑选，在战争和皇帝巡幸中都担任前哨。护军营负责保卫皇宫。
皇太极统治的前十年，巩固了其父奠定的帝国，将辽东地区上百万汉人并入其中。他延续了其父的大多数政策，但是废止了十三户为一庄的监管制度，他任用汉族士人和通晓汉语的女真人为谋士，大多数谋士都力劝皇太极效仿明朝建立一套官僚体系，包括六部、内三院和都察院。
皇太极还初步设立了科举考试制度，鼓励将儒家经典及其他有益的汉文著作翻译为不断发展的满文。其中包括万历年间的一版《万宝全书》，由通晓汉文的著名旗人达海(卒于1632年)翻译完成。达海在新创建的文馆任职，他还翻译了重修刊行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的《大明会典》的部分内容。
除了利用中国文化传统，皇太极还创建了全新的女真机构，最著名的是“蒙古衙门”，最终发展为“理藩院”。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个专门为处理内亚事务而设立的政府机构。
理藩院的礼制明显不同于传统中国礼仪，但其实也有些相关。这些礼制包括朝见女真大汗、参与狩猎、呈送贡物等。朝见象征着皇太极凌驾于所有内亚族群之上的最高权威。
皇家狩猎起源于女真人的狩猎习俗，主要是为了巩固满蒙关系。呈送贡物尽管采用的是明朝的惯例，但是明显具有属于自己的特色。
甚至在这些行政举措得到完全执行之前，皇太极已经决定，要为他的子民带来一个全新的、独特的身份认同，那将会创造一种政治、社会、文化统一体的效果，使女真人与“蒙古人”“汉人”“朝鲜人”等同一区域内的其他主要族群拥有同样的正式身份。
因此在1635年，皇太极下诏：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为了加以强调，他禁止任何人再使用“女真”指称他的臣民，违者论斩。
从此时起，政治上统一的族群为“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