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到2018年，王跃文自己也没想到，今年已是他文学创作的第30个年头。
1989年8月8日，他发表了第一篇散文《书房记事》。有人调侃说：“这是做生意开张的好日子。”王跃文说：“我是不信命的，但感谢所有的好岁月。”
转眼30年，“我觉得自己真是老了”，但在这些“好岁月”里，《无头无尾的故事》《国画》《朝夕之间》《苍黄》《爱历元年》《大清相国》《漫水》等作品相继诞生，从官场中的人性曲折、情爱世界的内心迷乱、知识分子的中年危机到原土故乡的深情回望，他的小说、散文、随笔几乎合力描摹出了一幅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的现实画卷，记录了过去三十年中国人的精神走向。
王跃文的小说没有宏阔的场面，拒绝离奇曲折的情节，只有密布的生活“细节”。
《国画》中，朱怀镜和皮市长握手，感觉“今天皮市长握他的手很用力，几乎叫他有些痛感。他深刻领会着皮市长的握手，觉得别有意味，心里顿时暖融融的”。
《旧约之失》中的向处长与上级握手，“总是身体前倾，用力地摇晃几下”，与平级握手则是“不松不紧，摇两三下”，到了与下级握手，就可有可无。
《秋风庭院》中刚“退下来”的西州地委书记陶凡，遇见下属双手跟他握手，他也想双手来握，可后来一想：“当时自己怎么竟冒出了用双手跟同志们握手的念头了呢？长期以来，下级都是用双手同他握手的，而且握得紧。而他不管手空与不空，都只伸出一只手来……今天怎么啦？”
你可曾想到，一个“握手”竟有如此多“层次”？有人从这些细节中看到的是“为官之道”，有人看到的是内敛而又微妙的机关味道，是官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官场亚文化”，是“在良知与欲望权力之间挣扎着的人”。
早在1998年的春天，时任《当代》杂志编辑的周昌义就从这密布的细节和官场的“表象”中看到了一种“味道”，“内行写机关，都不露声色。笔下有多大的事，多大的波澜，都不慌不忙心平气和。征服读者的恰恰是那含蓄内敛而又微妙的机关文化”。
但当时的周昌义一度怀疑，没有大开大合的故事情节，单靠王跃文笔下的这种“味道”能否撑起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当他看到王跃文寄过来的十万字《国画》部分样稿，发现自己错了，“我以为味道很难支撑几十万字，没想到王跃文支撑住了，而且比用那些结结实实的跌宕起伏波澜壮阔支撑更结实，更美妙，更天然”。
而周昌义所说的“味道”，“就是我对我所关照的这一块现实空间细致入微的呈现，也就是一些评论家讲的，某一种场域的真实生态细致入微的呈现。从我写第一个字开始，就把过去人们概念化的对这个场域人物的看法都去掉了。我是完全客观地、真实地来展示我所观察和体会到的生活。我写的就是日常状态下，这个群体生活的点点滴滴，包括他们的呼吸、某一个眼神，甚至他们的握手、他们心里的一点点感受，都是非常微妙的”。
王跃文不喜欢离奇曲折故作新意的叙事方式，“我很喜欢日常化的写作，我甚至觉得写好日常状态的生活，也许是当今中国更需要的文学，其实日常叙事也是最不好把握的有难度的写作”。
他曾在一次作品探讨会上说：“真正品质高的文学作品，你从第一个字开始读到最后一个字，这是一个完整的、微妙的体验过程，这个过程是可逆的、可重复的。悬念，这是很重要的文学手法，但绝对不是很高级的手法。因为一个作品完全靠悬念或惊心动魄的故事去吸引读者的话，这是一次性消费。就像我们去听京剧，唱词、唱腔、戏里的故事我们一清二楚，但老戏迷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去听？因为其艺术韵味值得再三品鉴。读文学经典如《静静的顿河》，当葛利高里带着他的情人阿克西妮亚骑马逃亡的时候，我知道那颗子弹会飞过来击中阿克西妮亚，但是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仍然会揪心，希望那颗子弹不打过来多好。这就是真正的文学的魅力。”
《国画》里的朱怀镜，《秋风庭院》里的地委书记陶凡，《苍黄》中的县委办主任李济运，王跃文用丰满的细节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人。
“过去文学作品里创作的官场人物形象，都有写作的套路和模式。从跃文的创作开始，他把官场中的官员还原为人，还原为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有痛苦、有迷惘、有追求、有挫折的各种各样的人，这是过去的作家所没有做过的。”评论家龚旭东说，“因此王跃文开创了所谓官场小说，但是他同时又超越了官场小说。很多人还在官场小说的圈子里打转，跃文早已跳出了，因为他重视的是人，只是有官场身份而已。官场小说这个说法，王跃文是不承认的，我也认为给他贴上这么个标签是不对的。”
小说《秋风庭院》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吃完早餐，小车来了。司机刘平下车叫陶书记早，陶凡应了声，夹着公文包上了车。小车到山下的办公楼只用两分钟……陶凡开了门，吴秘书长跟了进去，问：‘陶书记有什么事吗？’陶凡放下公文包，坐在办公椅上，望着吴秘书长。吴秘书长一脸恭敬。
有什么事？是的，有什么事？这时，陶凡才猛然想到，自己今天来办公室干什么？自己是退休的人了。现在是张兆林主持地委工作了，昨天上午刚开了交接工作的会。”
陶凡，一个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想在官场独善其身的知识分子，一位政声颇好的领导干部，“可他一旦从权利位置上退下，才蓦然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了独善其身的能力和条件。这不仅仅是因为外在条件的缺乏，更由于漫长的官场生涯赋予他的‘官’的身份现在已不复存在，他便是一具‘空心人’了。即使有一方故土可以让陶凡游子回乡，他也不可能有那种归隐后的宁静和满足”。
“我想这是社会形态变化使然吧。当代中国最大的特征是活生生扯断了农业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传统的血肉联系。清代规定，凡官员致仕，必须在五个月之内回原籍养老。但现在乡村里的读书人只要考上大学走向城市就回不去了，他们在故乡已无家可归，也找不到归家的路了。”王跃文说，“这篇小说最悲凉的是现实环境中‘官性’对‘人性’的暗中掏空与置换，现代社会对人们故乡之路的剥夺。这也是官场人生里最可悲悯之处。”
龚旭东说他读完《秋风庭院》得到一个词“苍凉”。地委书记陶凡不适应退休，“习惯性”去上班，回来后又进不了家门，独自在肃杀的秋日里坐在凉生生的石头上顿生的“悲凉”；诗人气质的关隐达入了官场，成了地委书记的秘书，后又“半推半就”地当上了市长，当同样拥有诗人气质的龙飞成为他的秘书，接过他手里的公文包，关隐达心里暗想：又一个诗人死了。小说《朝夕之间》恰在这一句戛然而止。
这种“苍凉”隐藏在一个眼神、一句话、一棵树里，当你循着一个个细节，跟着主人公的脚步，走到那个“秋天的庭院”，情绪的浓度会直抵内心。
“我读蒋捷的《听雨》，让我震撼、落泪的，不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而是从中年开始的‘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然后是晚年以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中年以后，人生慢慢进入秋天，对我这种受中国文学滋养的作家来说，这种感受会更深。因此，我要表现某种情绪的话，就会有意无意之间落笔到秋天、秋意。”
首都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孟繁华曾如此评价王跃文的小说：“既有对官场权力斗争的无情揭示与批判，也有对人性异化的深切悲悯与同情；调侃中深怀忧患，议论处多有悲凉。”
进入官场的“诗人”关隐达“死了”，幸好22岁进入基层县政府工作的作家王跃文，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敏感。
他曾说：“我知道生活只能泥沙俱下，但我常陷入不理性的是非洁癖。我这个毛病会让自己不开心，但对写作也许是有好处的。如果看什么都见怪不怪，最后就麻木不仁了。”
“我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就在基层县政府工作，所做的工作就是给县长写讲话稿。我的工作很勤勉、很认真，但这不妨碍我对现实生活的思考。我本能地有一种想表达的欲望：要很真实地、很细微地把种种感觉表达出来，只有写小说是个非常好的办法。”
《秋风庭院》源自一次目光触碰，《亡魂鸟》源自报纸上一篇女知青的报道，《漫水》是一场夙愿。
“一个机关大院里住着一位地委书记。他在位时，从机关大院里走过，背着手，头微微地昂着，目光一片空蒙，眼睛不会注视任何一个人。但所有的人见了他，赶紧喊道书记好。没有人说他目中无人，因为这位书记政声很不错，能力也很强，受人敬重。”
“他退下来以后，仍然住在那个机关大院里。这时，他走在外面总有一种探寻的目光，希望有人跟他打个招呼。我当时刚调进那个机关，跟他并不熟。有一次，我在机关食堂门口看见他了，望了他一眼。我面带微笑。他马上加快脚步，双手伸过来同我握手。我赶紧说，‘书记您好！’当然，他也没问我是谁。我当时就想：这位老人退下来，他的心境是怎样的呢？”于是，这位地委书记成为《秋风庭院》小说主人公陶凡的原型。“但仅仅只是触动我创作灵感的原型，所有故事、情节、细节都是虚构的。”王跃文说。
漫水，是一个真实的地名，是王跃文的老家。“我很早就想写一部有关我熟悉的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回答媒体的提问时说：我一直想给自己的童年生活记忆寻找到一个最完美的文学归属。但是他很久没有找到。直到他读了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找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才有了他的《百年孤独》。”
“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去写我的乡村。但在我40岁以前，尽管我从乡野来，可我去想怎样写我的乡村的时候，我找不到办法。我对那种非常熟悉的乡村生活，居然感到很有隔膜。40岁以后，很熟悉的乡村生活突然扑面而来。我就写了很多部反映我儿时记忆的乡村的小说，包括《漫水》。这可能关乎人生阅历，就是你活到了一定的年岁，对生活有了重新的理解。”
今年王跃文56岁，少白头有时任其白着，有时染一染，不怎么刻意。在文学的原野上，他一直认真奔跑着，如果没有人提起，他几乎都没意识到转眼文学创作已有30年。“我是一个一直对文学充满热爱的人，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这两点可能是我创作的冲动一直没有衰竭的原因。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不想写或者写不下去的感觉。”
除此之外，他对生活和文字都极其认真，他曾说过一句话：“妥帖地安放好每一个汉字，包括对每一个词语的理解，对每一个生活微妙之处的理解。”
《漫水》的结尾是王跃文与妻子张战一起反复讨论修改的结果。文字就是那些文字，写完之后细细斟酌，调整了几个句子的顺序，效果就完全不同了。小说中，余公公拄着拐杖目送慧娘娘的灵棺上山：“他抬头望去，山顶飘起了七彩祥云，火红的飞龙驾起慧娘娘，好像慢慢地升上天。笔陡的山路翻上去，那里就是漫水人老了都要去的太平垴。”一读，王跃文自己潸然泪下。
作为一位传统文化浸润的作家，他是有使命感的。曾有一家报社邀请王跃文做报告并题字，“我就想起有句流行的说法：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我给他们写了四个字‘史笔办报’。我的写作有意无意之间也是秉承一种史笔，如果能侥幸让我的作品传下去，我也希望我们的后来人能够通过我的作品读到一段历史。这也就是巴尔扎克说过的：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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