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第一次婚姻是很不幸的。
鲁迅
早在鲁迅二十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给他订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一个比他大三岁、大户人家出身的姑娘，名叫朱安。
鲁迅对这门亲事一直是反对的，因此从周家向女方求婚到正式订婚时间拖了将近两年。但他与母亲的感情很深，为了不伤寡母朱安的心，他违心地同意了订婚。
鲁迅原定1902年初结婚的，但他东渡日本，留学去了。虽然鲁迅到日本留学不完全为了逃婚，但逃婚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绍兴那时有个风俗：养女不过二十六。1904年，朱安已经二十六周岁了，朱家不断地催促周家完婚。
鲁迅的母亲只好不断给儿子写信，要他回来举行婚礼，可鲁迅总是以学业紧张为借口，拒绝回国。
1906 年，鲁迅因帮助一位日本少妇抱孩子，被同乡看见，误以为鲁迅在日本成家了。
消息传到绍兴，鲁迅的母亲大急。于是一份“母病速回”的电报拍到日本，孝顺的鲁迅信以为真，立刻回国。回家后，才知道是母亲让他回来完婚的。
7月26日，即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鲁迅终于很不情愿地与目不识丁、裏着小脚的朱安举行了婚礼。
婚礼上，鲁迅面无表情,任人摆布。新婚之夜，鲁迅看到了新娘，只见她面色微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
鲁迅无法接受，彻夜未眠。第二天晚上鲁迅在母亲屋中看书，后半夜睡在母亲屋中的一张床上。 第三天晚上鲁迅仍在母亲屋中。
朱安在新房中独自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不知所措，也无可奈何。
鲁迅与朱安
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场婚姻中，朱安从一开始就处于最被动的地位。婚后第四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另外两个朋友，一行四人，启程东渡日本去了，这一走就是三年。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一所师范学校任教。第二年7月，鲁迅回到绍兴，任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后又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这段时间，鲁迅虽然人在绍兴，但基本上都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星期日白天，他有时回去，但主要是为了看望母亲，偶尔星期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以此来消磨打发日子。
鲁迅在整理了大量古典小说资料的基础上，编成后来的《古小说钩沉》。在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写道:“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鲁迅跟朱安夫人，始终徒有夫妻之名，但无夫妻之实。
“辛亥革命”爆发，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部长，邀鲁迅到教育部工作。1912年5月，鲁迅随临时政府前往北京，开始了在北京长达十四年之久的生活。
在这十四年中的前七年多时间，朱安在绍兴，伴随着周老太太。鲁迅独自在北京孤寂地坐守青灯黄卷，继续沉湎于拓片残书之中，这样又孤独地过了七年，直到1919年11月，鲁迅花了三千五百元钱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这一处院子 。
买房的钱，除了薪俸积蓄之外，一部分是向友人借的，还有一部分是卖掉绍兴老屋所得。绍兴老屋没有了，鲁迅只好把母亲和朱安接到北京。
八道湾十一号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鲁迅自己住并放-些书籍杂物；中院母亲和“大太太朱氏”住;里院-排正房，由二弟周作人一家和三弟周建人一家分住。
也就是说，鲁迅和朱安还是分房而居。他们虽然同桌吃饭,但能说的话很少。朱安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心尽意地照顾鲁迅的生活。
鲁迅的学生孙伏园、许钦文等知道鲁迅的不幸婚姻后，曾建议鲁迅离婚。
但鲁迅始终没有接受。因为鲁迅知道，离了婚的朱安，在当时的社会是无法生存的。他们在一起生活，但很少说话，形同陌路，双方的痛苦可想而知。
朱安，这个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旧式女人，对鲁迅很好。她曾对人说:“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直到她得知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结婚的消息后，才彻底绝望,
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许广平是鲁迅在北京女师大的学生，广东番禺人，出身于大户人家。可是她一生下来，母亲就据迷信说法，认为她要克父母，对她十学生时代的许广平分厌恶，不久就将她许给孔教会的人家。
鲁迅与朱安
许广平竭力反抗，在哥哥的帮助下才解除婚约，进入社会，接受师范教育。1925年3月，许广平出于对鲁迅的景仰，写信向他请教；鲁迅对她十分关爱，悉心指导。不久，许广平便向鲁迅含蓄而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情:“那里没有灿烂的花，没有热恋的情,我们的心换着心，为人类工作，携手偕行。”
开始，鲁迅对许广平大胆的示爱，有些犹豫。毕竟,他名义上是有妻子的。
但许广平写信对他提出批评:“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
鲁迅冰冷的心，终于被许广平爱情的火焰融化了，两人从师生变成了恋人。即便是鲁迅，对于世俗的舆论，还是有所忌惮的。于是他们离开了北京，并约定,鲁迅去厦门大学执教,广平去广州省立第-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两年后再相会。但不到两年，他们便在广州相会。
1927 年，鲁迅和许广平因爱而结合。他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这一年，鲁迅四十六岁，许广平二十八岁，而朱安四十九岁了,她依旧在北京和鲁迅的母亲生活在一起， 生活费还是由鲁迅供给。
1929年,鲁迅和许广平唯一的儿子出世,因生在上海,故取名“海婴”。朱安得到海婴出世的消息，十分高兴。在她看来，鲁迅的儿子，就是她的儿子，她死后有人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了。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勉为其难，继续履行鲁迅作为长子的义务，负担周老太太以及朱安的生活。周作人得到鲁迅去世的消息，曾经哀叹：奈么我苦哉!意思是接下来要他一个人负担母亲的生活费了。
周老太太病逝后，朱安就拒绝再拿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
《鲁迅全集》印出，许广平总共得到四千多元版税，她马上拿出一千三百多元，寄给周老太太和朱安夫人。
抗战后，许广平陷于困厄中，一度中断供给生活费。朱安因生活所迫，登报要把鲁迅的藏书卖掉，许广平得到消息，委托唐弢去向朱安面谈：不能把书卖掉，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朱安辛酸地反问:“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为什么不好好保存?”
当唐搜向她讲到了许广平在上海被日本人监禁等情况，朱安态度改变，明确表示，愿把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
1947年6月，朱安病危。临死前，她对去看望她的、鲁迅的学生宋紫佩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
朱安生前曾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鲁迅曾经在给自己的终生挚友许寿棠的信中谈到朱安时说:“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虽然在鲁迅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人的妻子都是他们父母所送的礼物，如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等都是，但很少有人像鲁迅要忍受二十多年无爱的生活，这给鲁迅造成的心灵上的创伤，无疑是巨大的；这对鲁迅的影响，无论是思想、为人，还是文学创作，都十分深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