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是一部国别体著作该著作记录范围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年）西征犬戎，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国语》中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国语》的文学成就很有自己的特色，它以记言为主，但在记言中展开故事情节，描绘人物形象，展现了春秋时代的社会环境和人物风貌，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国史概要在线阅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国史概要在线阅读
《国语》是一部国别体著作。该著作记录范围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年）西征犬戎，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国语》中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国语》的文学成就很有自己的特色，它以记言为主，但在记言中展开故事情节，描绘人物形象，展现了春秋时代的社会环境和人物风貌。
2013年5月4日“五四”青年节，在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引用了《国语》的名言“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借以说明顺从良善如登山一样艰难，屈从邪恶如山崩一般迅速，勉励青年们积极向上。
通读《国语》，发现该著作在内容上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其次是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另外还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国语》精华10句
口之言也，善败于是乎兴。
出自《国语·周语》。让人民能够自由地说话，这样政事的善恶都能够很明显地反应出来。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出自《国语·周语下》。学习、跟从良善的品行像登山一样步步艰难，跟从恶行却会像山崩一样迅速堕落。这是古代先贤的劝世箴言。这也就是俗语所告诫的：学坏容易学好难。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出自《国语·周语上》。堵住人民的嘴巴，比防住洪水还要艰难。
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
出自《国语·晋语四》。品德相同的人就有相同的思想，有相同的思想就有相同的志向。
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出自《国语·越语上》。经商的人大旱之年应当收购船只，大涝之年时候便抛售船只，收购车辆，等到大旱之年再抛售船只。
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
出自《国语·晋语一》。说话太动听，说话的人一定是别有用心。
兄弟谗阋，侮人百里。
出自《国语·周语中》。兄弟之间虽然会因谗言而起争执，但在遇到外人的侮辱时仍应一致对外。这句话意在强调，兄弟之间的内部矛盾无论有多大，在面对外敌之时，应保持内部的团结和一致对外态度。
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
出自《国语·晋语》。危：这里指屋脊。合抱的树木是不能长在屋顶上的，松柏也不会生长在矮墙上，这句话比喻人才的成长是需要一定的环境的。
国斯无刑，偷居幸生。
出自《国语·晋语》。国家如果没有刑罚，侥幸苟且偷生的人，便会存在。
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
出自《国语·吴语》。搰：掘出来。狐狸是如此的狡猾多疑，刚将事物埋起来，有掘出来看，到最后还是没有藏好。这句话比喻人疑虑太多，最终不能成事。
著作本身和作者争议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凡二十一卷（篇），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记事时间，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相较《左传》，《国语》所记事件大多不相连属，且偏重记言，往往通过言论反映事实，以人物之间的对话刻画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体例上最大的特点。
《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国语》全书二十一卷，《周语》三卷，记载了西周穆王、厉王直至东周襄王、景王、敬王时有关“邦国成败”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政治变化的过程。《鲁语》二卷，则着重记载鲁国上层社会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行，反映了春秋时期这个礼义之邦的社会面貌。《齐语》一卷，主要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采取的内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导思想。《晋语》九卷，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一强，它比较完整地记载了从武公替晋为诸侯，献公之子的君权之争，文公称霸，一直到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家灭智氏的政治历史，从公元前678年到公元前453年，时间长，分量重，所以有人把《国语》称为“晋史”。《郑语》一卷记周太史伯论西周末年天下兴衰继替的大局势。《楚语》二卷，主要记灵王、昭王时的历史事件。《吴语》一卷、《越语》二卷记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史实。
《国语》的作者，自古存在争议，迄今尚未有定论。最早提出《国语》作者为左丘明的是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按照他们的说法，左丘明为孔子《春秋》作传后，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尽……稽其逸文，纂其别说……”根据作传所剩下的材料，又编辑了一本书，即《国语》。这也是《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的由来。
但是在晋朝以后，许多学者都怀疑这类说法。晋代思想家傅玄最先提出反对意见，宋人刘世安、吕大光、朱熹，直至清人尤侗、皮锡瑞等也都对左丘明著《国语》存有疑问。
宋代以来，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怀疑《国语》为西汉刘歆的伪作。到了现代，学界仍然争论不休，一般都否认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但是缺少确凿的证据。普遍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他们认为：《国语》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一地。它主要来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述，后来经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加工润色，大约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编纂成。
在言语中展开故事情节
从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国语》应该说比《左传》前进了一步。有一些历史事件，《国语》记载得相当详细，甚至详于《左传》。
如晋骊姬之乱，《晋语》一、二用了八九节文字加以记载，而且结构更为合理和清晰。《晋语一·史苏论骊姬必乱晋》先由史苏之口预言骊姬将乱晋国，于是情节逐步展开：晋献公不参与祭祀武宫，有意让骊姬儿子奚齐主持祭事；优施教骊姬疏远太子申生，并向献公进谗言；又设计使申生处曲沃，远离晋献公，并派他伐霍、伐狄，功成而谗言弥兴；这样，还不能致申生于死地，于是优施又教骊姬夜泣告枕头状以谗害申生，接着骊姬干脆亲手制造投毒的假案，陷害申生，逼申生自杀，以实现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的目的。我们把这几节文字组合起来，完全可以组成一篇“骊姬害太子申生”的完整故事。
这个事件，《国语》是写得比《左传》详细的。而且因为《国语》记载了大量的人物语言，如优施如何教唆骊姬，骊姬如何在献公面前说太子申生的坏话，人物语言均记载得极为详细，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这些人物是如何设计害人的，如何心狠手辣，如何颠倒黑白、蛊惑人心、处心积虑。于是，不但情节更加细腻可信，人物形象也十分清晰。骊姬的狐媚工谗、心狠手辣，优施的心怀叵测、阴险无耻，申生的逆来顺受、仁慈怯懦，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此外，其中一些细节描写，也极为生动，比如骊姬告优施曰：“君既许我杀太子而立奚齐矣，吾难里克，奈何！”优施曰：“吾来里克，一日而已。子为我具特羊之飨，吾以从之饮酒。我，优也，言无邮。”骊姬许诺，乃具，使优施饮里克酒，中饮，优施起舞，谓里克妻曰：“主孟啖我，我教兹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谓苑，何谓枯？”优施曰：“其母为夫人，其子为君，可不谓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谤，可不谓枯乎？枯且有伤。”
这一节，写出优施的工于心计、善于蛊惑，既有对话，又有叙述，显然采用了文学的手法。而且像这样细腻的描绘，恐怕出于作者的悬想和艺术加工。
唐人柳宗元曾写《非〈国语〉》一文，他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并说《国语》“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其实，柳宗元列举的非难之词，从文学的角度看，正是对《国语》应该肯定、赞美之处。
《国语》的记言继承了《尚书》的特点，但是又有很大的发展。首先，《国语》的人物语言大都长于说理，重于教训。如姜氏劝告重耳不可安于齐国，就不仅仅是如《左传》中的短短几句话，而是生出一大段文字来。姜氏不但多次征引《诗经》中的诗句来劝告重耳不可贪图安逸，而且举了武王、管仲的例子来晓以大义，希望重耳能效法他们建立功业，又精确地分析齐国霸业衰弱的形势，告喻重耳机不可失。姜氏的话，广征博引，从多方面来说明事理，予重耳以教训。作为一个妇女，似乎难以使人相信姜氏能说出如此绵密渊深的道理来，显然经过作者有意识的加工。再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晋语八》叔向论忧德不忧贫，《楚语下》王孙圉论国之宝，都是分析精辟，说理严密，并且寓教训于说理之中，足以看出《国语》记言的特色。
刻画人物留意性格特点
在刻画人物方面，《国语》也有自己的特色。晋文公重耳是《国语》中着墨较多的一个人物。《左传》中的重耳也是塑造得相当成功的一个人物，但相比之下，《国语》更加详细。
《国语·晋语四》详细记述了重耳流亡各国的情况，把重耳在所到之国得到的待遇，以及所到之国君臣的反应包括争论，一一详细记述下来，这不但丰富了事件情节，也丰满了人物形象。如重耳在齐，安于现状，准备老死于齐，作者记其言曰：“民生安乐，谁知其他？”姜氏引经据典教导他一番之后，他仍然说：“吾不动矣，必死于此。”人物的思想状态，写得相当真实。
到了宋国，则借公孙固的口夸赞重耳“好善不厌，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对这三位随从“居则下之，动则谘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礼矣”。比起当初“以戈逐子犯”的重耳来，显然成熟了许多。随后，他巧答楚成王的回报、婚媾怀嬴，更显示出他的成熟。回国即位之后，晋文公重耳能接纳过去反对过自己的人，不念旧恶，粉碎了少数人的作乱阴谋。
不但如此，文公还知道以德义胜人，在伐阳樊、伐原的战斗中示人以德、信，树立了威信，终于在城濮一战而称霸。作者还写了重耳不杀叔詹、向箕郑问信以及学读书于臼季等情节。这些，都是《左传》所没有的。可以说，《国语》对于重耳这一人物成长以至称霸的各个细节描写，比《左传》丰富得多，再加上详细记载了重耳身边众随从的言论，把重耳的形象衬托得更加丰满。
吴王夫差吴王夫差也是《国语》中描写得较成功的人物形象。夫差是个争霸野心勃勃的君王，作者写他与晋国争盟主，以“带甲三万”人为阵，中军万人，“皆白裳、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左军“皆赤裳、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军“皆玄裳、玄期、黑甲、乌羽之矰，望之如墨”，“王亲秉钺，载百旗以中阵而立”（《吴语·吴欲与晋战得为盟主》）俨然不可一世。但是他又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听从伍子胥的诤言，同意与越国讲和，贸然去攻打齐国，并且责迫伍子胥自杀。短暂的胜利使夫差昏了头，放弃了对越国的戒备，让越国恢复了国力。夫差终于由盛而衰，自取灭亡。作者在记述吴越之争的历史事件时，特别留意揭示夫差这一人物性格上的特点，所以人物刻画相当成功。
用日常经验阐述深刻道理
《国语》记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平实畅达。《国语》记言与《尚书》的“佶屈聱牙”不同，已显示出通俗自然、明白流畅的特点。它所用的词汇大都明白易懂，贴近口语，不显得古奥晦涩。如《周语下》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就是用平实自然的语言讲述出一番道理来：“夫钟声以为耳也，耳所不及，非钟声也。犹目所不见，不可以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过步武尺寸之间；其察色也，不过墨丈寻常之间。耳之察和也，在清浊之间；其察清浊也，不过一人之所胜。”又说：“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这是用日常生活的经验来阐述平实浅易的道理。说明的语言是如此，记述的语言也是如此。
还是以《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为例“王不听，卒铸大钟。二十四年，钟成，伶人告和。王谓伶州鸠曰：“钟果和矣。”对曰：“未可知。”王曰：“何故？”对曰：“上作器，民备乐之，则为和。今财亡民罢，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故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三年之中而害金再兴焉，惧一之废也。”王曰：“尔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钟不和。君臣间的对话，基本上用口语，并引用民谚，读起来给人自然流畅之感。
《国语》的记言，也有的显得风趣而幽默，风姿摇曳，引人入胜。如《晋语四》：
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亦无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
对话生动活泼，幽默有趣，且富于戏剧性。比之《左传》这一细节的记载，要生动活泼得多。再如《晋语九》：
董叔将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他日，董祁诉于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纺于庭之槐，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
董叔想攀附范氏，范氏为富不仁。董叔得罪范献子之妹董祁（即范氏之妹，嫁于董叔，故称董祁），范献子不分青红皂白，将他悬于庭槐。叔向借用“系援”二字的双关语，嘲笑董叔的自作自受，十分辛辣。
写实手法表现不同人生
《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它重在记实，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如《鲁语》记孔子语则含有儒家思想；《齐语》记述管仲语则谈霸术；《越语》写范蠡尚阴柔、持盈定倾、功成身退，带有道家色彩。
《国语》与《左传》《史记》不同，作者不加“君子曰”或“太史公曰”一类评语。所以作者的主张并不明显，比较客观。《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在书中得到了继承。虽然《国语》许多地方都强调天命，遇事求神问卜，但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因而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为施政的依据。如《鲁语上》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其君厉公时，认为暴君之被逐被杀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臣民的反抗行为无可厚非。又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中，邵公主张治民应“宣之使言”，从人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的兴衰，政治的得失，国君只有体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恶，增加人民的财富衣食，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就文学价值说，《国语》虽不及《左传》，但比《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还有所发展和提高，具体表现为：作者比较善于选择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论，来反映和说明某些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弭谤”一节，通过召公之口，阐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论题。
《国语》在叙事方面，亦时有缜密﹑生动之笔。如《晋语》记优施唆使骊姬谗害申生，《吴语》和《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多为《左传》所不载，文章波澜起伏，为历代传诵之名篇。又《晋语》记董叔将娶于范氏，似绝妙的讽刺小品。所载朝聘﹑飨宴﹑辩诘﹑应对之辞。有些部分写得较精练﹑真切。由于原始史料的来源不同，《国语》本身的文风不很统一，诚如崔述所说：“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洙泗考信录》）
《国语》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寿的《三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另外，其缜密、生动、精炼、真切的笔法，对后世进行文学创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本文写作参考了《国语集解》（中华书局）、思明居士：《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史传文学之《国语》的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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