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这一天，正在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率团访问的新中国总理周恩来，于当地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同来自不同国家的媒体记者们接触交流。
周恩来
突然，现场的某国电视台记者提出了对周恩来进行专访的要求。不仅如此，他还表示：希望中方能够为这场专访进行付费……
就在对方提出这一要求后，随团出访的一位中国女外交官，立即用严肃的语气对此驳斥道：“你想错了，记者先生！”接着，她义正辞严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那么，这位新中国女外交官究竟是谁？她是如何回应这位外国记者的？她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
年轻女子奔赴延安 为毛泽东做翻译1938年的一天，一位年轻女子从上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启了自己人生的新篇章。她，便是时年24岁的龚澎。
龚澎祖籍安徽合肥北乡，她的父亲龚镇洲是一位辛亥革命元老，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带着家人逃往了日本。作为家里的第二个女儿，龚澎于1914年10月10日出生在日本横滨。
当时，这位革命家之女的名字叫做龚庆生，后又改名为龚维航。早在幼年时，父亲便经常将她抱上膝头，对她教导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你坚持努力，女孩和男孩一样，将来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情！”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龚维航从小便树立起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跟随家人回国后，她在广州度过了童年，并在自己11岁时迁居上海。
1928年，龚维航和姐姐龚普生一起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中学习。5年后，19岁的她考入著名的燕京大学历史系。
龚澎
作为当时中国的知名学府，燕京大学的风气十分自由，存在有进步学生组织。不仅如此，那里还有一位在新闻系担任客座讲师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那段时间里，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龚维航，经常和其他进步学生聚集在斯诺的家里，从他那里了解神秘的延安生活。渐渐地，一颗红色革命的种子，在她的心里生根发芽……
终于，1936年的一天，龚维航经燕京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陈矩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如此，出于对革命烈士彭湃的敬仰，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龚澎”。
1937年，龚澎从燕京大学历史系顺利毕业。然而，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进入华北，中华民族遭受到了空前的威胁。
日军攻占北平后，龚澎前往了上海。在那里，她在自己的母校圣玛利亚女校担任教员，向学生们教授地理课。而在上课之余，龚澎还从事着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的地下党活动。
进入1938年后，龚澎想要前往延安投身革命的心情愈发迫切。终于，她下定了决心，踏上了前往这一革命圣地的旅程。同年4月，龚澎成为了延安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
这一年“七一”前夕，延安举办了一场有外国人士参加的纪念集会。令龚澎没有想到的是，她被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点名担任翻译工作。
毛泽东
1938年10月，龚澎被分配到《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而就在赴任途中，她结识了一位八路军高级将领——彭德怀。于是，后来的两年里，龚澎在彭德怀所在的司令部里担任秘书。
“重庆一枝花”进入1940年后，由于中共中央南方局急需懂英语的外事工作人才，龚澎被调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
这一天，26岁的龚澎身穿八路军军装，一路来到了重庆红岩村。经过报到后，她前往曾家岩50号，去见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
当周恩来看到这位年轻女子后，不动声色地告诉对方：“我还有一点工作要做，你等一等吧。”说完，便自己忙去了。
此时的龚澎，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里坐下来进行等待。不一会儿，忙完工作的周恩来回来了，并问这位新人：“刚才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三张地图。”龚澎回答道。
“那你具体说说看。”周恩来接着说。
龚澎不紧不慢地说道：“一张是军事地图，一张是二战时欧洲战场的地图，还有一张是关于华北战场兵力的数字。”
听完后，周恩来感到十分满意：“你的观察很敏锐。”就这样，在结束了这场谈话后，龚澎被安排做周恩来的外事秘书，负责国际统一战线和外国记者的联络工作。
龚澎
原来，这次这场见面，是周恩来安排的一场“面试”。看到龚澎表现如此出色，他便放心了下来。
而龚澎自己，也没有辜负党组织和周恩来的信任。她不仅英语水平出色，拥有高超的笔译和口译能力，还能一边看着中文稿，一边在打字机上打出对应的英文稿。凭借这一本领，龚澎能将延安的消息和《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迅速地翻译成英文并打字油印后，及时送到外国记者手中。
不仅如此，作为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龚澎还会将自己从外国新闻记者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每隔几天写成汇报并加上自己的建议，交到周恩来手里。
在抗日战争期间，重庆设有各种外事机构，常驻这里的外籍人士达1000多人。其中，便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
龚澎积极与这些外国记者联络，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通报敌后抗日战场的情况，通过对方向全世界进行报道，来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和援助。
“当时，大家都知道龚澎是为共产党说话的，但她很受外国记者欢迎。”一位研究南方局党史的工作人员这样说。
那个时候，龚澎对外传播的方式非常灵活多样，她习惯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讲别人感兴趣的故事，来增强传播效果。
就这样，在重庆工作的那六年里，作为周恩来外事秘书和中共代表团新闻发布员的龚澎，赢得了在重庆的中外人士的广泛尊重和好评。
“她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做工作，她往往实际上是在给舆论进行引导，但并不让你感到你是在被人引导”，一位当年驻重庆的美国记者说道。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底开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在重庆进行了历史性的谈判。当时担任毛泽东翻译的，正是龚澎。在那期间，毛泽东不论是会见美国大使赫尔利，还是接见外国记者和朋友，都由龚澎进行陪同。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龚澎和美国士兵埃德尔曼·杰克
1946年10月后，龚澎转战香港，担任《中国文摘》（China Digest）的主编和社长，继续为共产党进行外事宣传工作。
新中国外交部首位女司长 风采照人1949年10月1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神州大地进入了新纪元。这一天，穿着一身宽大旧军装的龚澎，早早便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脸上洋溢着激动的神情。“过去我们只是接触过一些外国记者和马歇尔的代表团，还不是全面的战斗。而现在，我们是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周恩来这番话，一直在她脑海里回荡……
同年12月26日，龚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成为新中国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这一年，她只有35岁。
龚澎之所以如此年轻有为，是因为她不仅形象出众、才华横溢，还大方洒脱、善于社交。既有向上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敏锐的观察力和风趣的幽默感，这一切使得龚澎充满魅力。
事实上，作为一名出色的外交人员，龚澎虽然平时优雅动人，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她也会展现自己坚决果断的一面，并且不给对方留情面。
1963年12月，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启程，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等14个国家进行访问。这一大规模的外交活动，不仅增进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还加强了中国人民同亚非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周恩来
在访问的第二站阿尔及利亚，中方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就在这场记者会上，有一位来自某国电视台的记者，提出了对周恩来进行采访的要求。
当时的新中国，依然在努力开拓自己的外交空间。按理说，对于这位记者的要求，中方应该很欢迎才对，可对方却还有另一个要求：希望中方为此付费……
此时，身在记者会现场的龚澎一改平日的温柔优雅，用严肃的语气告知对方：“你想错了，记者先生！我们不需要favor（恩赐）。当众多国家的电视屏幕上纷纷出现周恩来的形象之后，贵国的电视才姗姗来迟地出现，那时，记者先生，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是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了！”
龚澎这番不留情面的话，不仅令那位记者颇为尴尬，还当着现场众人的面维护了周恩来和新中国的形象。“龚澎这种刚柔并济的风格令人敬佩”，一位研究人员说道。她十分了解自己的优势所在，在充分利用女性特有的“柔”，将中国温润的一面展现给世界的同时，还用自己的“刚”主动出击，展现出新中国的大国风采。
两段婚姻 夫妻情深在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之余，龚澎也在1940年8月1日这天喜结良缘，同刘文华结为夫妻。
这位刘文华之前从德国留学归来，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秘书科工作。在与龚澎的长期相处中，两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并最终修成正果。
然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对新人结婚仅仅29天后，便不得不被迫分离。龚澎被党组织派往重庆，担任起周恩来的外事秘书，而刘文华则继续留在华北。
当时的刘文华，被派往太行山各地，从事敌后情报工作。这对夫妻分别后，一直通过书信互诉衷肠。
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1942年5月，当刘文华等人在前往根据地总部的途中，突然遭遇了前来“扫荡”的日军。
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他们开始急行军。此时的刘文华，却因为急腹症发作导致腹部剧烈疼痛。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的他，最终倒在了太行山。
在生命垂危之际，刘文华强忍疼痛，给妻子龚澎写下了一封遗书……
同年年底，当周恩来将这封遗书交给龚澎后，她看到上面写道：“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的”……
刚刚得知丈夫死讯的龚澎不禁肝肠寸断、痛不欲生。但作为一名革命者，她还是努力收拾好心情，继续投身革命事业中。
同年年末，在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办公室里，龚澎与乔冠华相识了。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两人经常一起看稿件和访友，逐渐产生了感情，并于第二年完婚。
乔冠华和龚澎
在这对夫妻的婚姻生活里，他们始终恩爱如初、相敬如宾。据两人的女儿乔松都回忆，自己小时候听到父母互称“达令（darling亲爱的）”时，还感到十分不解。直到自己长大后，才明白其中的含义。
进入60年代中期后，由于一些原因，龚澎的身体每况愈下。到了1970年，她因为脑出血住进了医院。
意识到自己病情不乐观后，这位外交事业的杰出工作者开始同丈夫谈起自己“走后”的话题。可每次一张口，乔冠华都会很快泪流满面：“达令！我们不谈这些了！你一定会好的！我们不会分开的！”
遗憾的是，病魔终究没有放过这位当年的“重庆一枝花”。1970年9月20日，龚澎告别了这个世界，享年56岁。
龚澎去世后，周恩来没有去八宝山。在这位新中国总理的记忆中，她永远都是重庆时那副英姿勃发的样子。只不过当遇到与龚澎相识的外国友人们，他不止一次难过地告诉对方：“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1973年的一天，乔松都和自己的哥哥乔宗淮，在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在谈到母亲时，周恩来一字一句地认真说道：“你们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
